2019年，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UNWTO）報告稱，國際旅游業的入境旅客數已創下14億人次的紀錄。該報告還預測未來數年內將有3%-4%的年均增長率。當然，這一切并沒有發生——在2021年末，國際旅客入境數與疫情來臨前相比減少了72%，較兩年前低了10億人。

但各大航空公司也借機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澳大利亞封控期間，澳航安排了一些“原地打轉”的航班：客人離開悉尼后會依次低空掠過拜倫灣、黃金海岸、大堡礁以及烏魯魯巨石（即艾爾斯巖）。2020年5月還有另一班飛機將旅客送上了4.3萬英尺（約1.31萬米）的高空，以觀賞血紅色的超級月亮。

世界旅游組織總干事佐麗莎·烏羅舍維奇（Zoritsa Urosevic）稱，旅游業乃是受新冠疫情打擊最大的行業，諸如中國這樣的國家尚且有能力轉向國內旅游，而小國的狀況就要糟糕得多，例如旅游業占GDP比例達到40%至70%的斐濟。據估計，疫情也讓1.2億個旅游業相關的就業崗位陷入了危機。

該組織認為，國際旅游業到2024年有望恢復到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歐洲已經50年沒有發生過戰爭了，因為人們都忙著搭乘瑞安航空的航班，”來自該公司的邁克爾·奧李瑞 （Michael O'Leary） 曾說，“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是我——Bono（U2樂隊主唱，2003年及2005年兩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譯注）這小子算什么東西。”

如果新冠的影響能夠如預期那樣逐漸減弱，取代它的將會是一種新的病毒——漫游癖（wanderlust）。一項調查顯示，千禧一代寧可四處旅行都不想過性生活，原因不只是他們也許在后者上犯了錯誤。

英國旅游主管機構大英旅游局（VisitBritain）就為旅游業樹立了一個很強的經濟榜樣：其影響可透過經濟而得到放大，由旅游業直接帶來的每1000英鎊收入，拜供應鏈以及消費者支出所賜，將進一步帶來額外的1800英鎊收益。在此主張之下，幫助英國深陷困境的巴西爾·弗爾蒂們（Basil Fawlty系英國情景喜劇《弗爾蒂旅館》男主角，在此泛指酒店旅館經營者——譯注）及其斐濟同行，對我們而言就不僅是樂意之舉，也是一項義務。

但旅游業的實際價值要看如何具體操作。一艘游輪每天會產生2.1萬加侖（英制約合7.95萬升，美制為9.55萬升）污水，其中大部分最終流入大海。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的數據，2019年全球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里，有5%來自與旅游業有關的交通運輸活動。

《紐約時報》 2020年度的“52個值得一去的旅游景點名單”一針見血地捕捉到了旅游業之于地球的破壞性傾向。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格蘭德島就面對著世界上相對海平面上升率最高的區域。“當你知道它正在消失時，這處景點是否會顯得更加令人難以忘懷？” 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問道，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鼓勵游客前往這個7英里（約11.26公里）長的屏障島，可能會讓它更快地消失在墨西哥灣中。名單里的另一個條目則稱，“鑒于厚達1英里（約1.6公里）的冰蓋的快速融化，加上兩處計劃于2023年開放的新國際機場，探索一個不受拘束的、完整無缺的格陵蘭島如今正當其時。”

誠然，可持續的旅游業是一個迅猛發展的現象，但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它對地球的治療作用就好比是在槍傷上貼膏藥。生態旅游業在2019年只占到整個行業的2%有余：根據世界旅游與旅游業理事會（WTTC）的數據，前者的價值為1811億美元（1330億英鎊），而整個旅游業的總價值接近9萬億美元。

進一步看，旅客的言行之間也有不一致之處。根據優雅之旅（Elegant Resorts）新近的一項調查，這家豪華酒店運營商的顧客里有99%表示可持續旅游對自己而言是重要的。但公司也提到，關于私人飛機的咨詢呈現出激增態勢，原因可能是糟糕的機場與飛行體驗。

就旅游業的作為而言，更加缺乏根據的還不是有關國際收支和地球的，而是關涉到我們靈魂的那一部分。如今，在馬歇爾·麥克盧漢所稱的“我們的地球村”里，旅游業的樣貌已經截然不同于過往。世界各地的美食都可以送到你的家門口，一個人足不出戶就可參與各類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和虛擬旅游。微軟的口號“你今天想去哪里？”便是幾乎所有人類活動都發生在某種超文化（hyperculture）里的典型標志。在這種超文化中，世界已被簡化為了體驗超市中的商品，一切商品都易于消費，并且可以用完即棄。在這一背景下，旅游業的風險與其說是思路太廣，還不如說是思維趨于狹隘。

至少新近被譯成英文的《超文化》（Hyperculture）一書就持有這樣的見解。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書里主張，本土與外國、遙遠與鄰近之間已不再有實質性的差別。以往的旅游將我們從自己的土地上連根拔起，讓我們直面他者，這都是其寶貴之處。不妨想一想讓朝圣者穿上他們的旅行鞋的原因究竟何在。“他或她在此處（Here）并不感到自己完全在家，所以要去往那個獨特的彼處（There），”他寫道。韓炳哲提出，世界上第一個旅行者與朝圣者是高度相似的，因為他們都追求新事物的沖擊所帶來的思維拓展效應。

韓炳哲認為，當今的旅行者與以往的旅行者之間的最大不同，在于全球化造就了他所稱的“通過消滅彼處之距離（de-distancing）與地點（de-siting）而產生的全球性的此處”。他指出，我們在旅行時不再需要真正地從此處去到彼處了。我們就是21世紀的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T·S·艾略特筆下的普魯弗洛克，以咖啡勺來丈量自己的生活，而如今的超文化旅行者則可以在規劃假期生活時，將探訪充滿異國風情的同名星巴克列入考量。旅游業的吸引力在于，它承載了一種愿望，即我們出國以后事情不會變得太奇怪、風險過高或是陌生。就我們旅游的目的而言，它與解構自己的世界觀或挑戰自己的感受力的關系日趨式微，如今這更多是為了放松身心以及在Instagram上發布照片。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里，尼采已預見到了如今的旅行沖動：“人越少被傳統所束縛。其動機的內在萌動就越猛烈，相應地也會增強外部的不安，人際的交融與多重的爭斗。”

隨著新冠恐懼的消退，航空運輸業可能會迎來一波指數級增長。人們被禁錮了這么久，有此尋求新視野的沖動也是情有可原的——但當我們費盡周折地排著非歐盟國家的航班飛到那些拍照打卡地點，我們是否又真的能得到自己之前想要的那些收獲——重振活力以及改變思維方式？

最近兩年來，大自然也在人類碳足跡的影響之下逐漸恢復過來，為新一波的掠奪做好了鋪墊。法國哲學家布萊士·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曾談到：“人類的一切問題都在于沒有能力安靜地獨守空房。”他說到點子上了。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