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許多代表委員對如何鼓勵生育獻言獻策。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祝連慶提交《關于建立央地共同財政事權的生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建議》。

祝連慶指出，目前中國女性懷孕期間的生育醫療費和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實行三種制度：

一是用人單位參加生育保險，參保單位內符合條件的參保人員可按規定享受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貼和生育醫療費用待遇。

二是用人單位未參加生育保險，女職工懷孕期間的檢查費、接生費、手術費、住院費和藥費由所在單位負擔。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按照女職工產假前工資的標準由用人單位支付，現實上用人單位基本上不支付女職工的生育醫療費和生育津貼。

三是沒有工作或自謀職業的女性，按照各地的醫療保險規定，生育醫療費大多不在醫保報銷范圍內，也沒有機構支付其生育津貼。

但在現實中，這三種制度對女性生育權益的覆蓋范圍總體仍偏低。因此，祝連慶建議國家建立生育經費保障機制，將全部孕產婦的生育醫療費和生育津貼全面納入到財政保障體制，并將生育設為中央和地區共同財政事權，分項目按比例承擔支出責任。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經濟學博士聶日明對中國財政體制有深入研究。他指出，中國對生育行為的補貼散落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繳費與受益對應的生育保險等政策領域，缺乏系統、完善的生育財政政策。

由于城鎮職工社保是高繳費、高待遇形式，覆蓋到的人群有限，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參保人僅占全部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的四分之一。這也意味著有四分之三的女性享受不了生育津貼，享受生育醫療費報銷待遇的孕產婦占比會略高一些（非參保女性的配偶參保則可享受），但總體覆蓋率仍然偏低。

實際數據證實了這一點，據國家衛健委和國家醫保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889萬人，享受生育醫療費和生育津貼分別為603萬人次和311萬人次，享受生育津貼占比僅為16.4%（享受生育醫療費的人群包括流產，因此無法計算占比）；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468萬人，享受生育津貼為354萬人次，占比為24.1%。

聶日明告訴界面新聞，沒有生育津貼的女性，生育意味著收入暫停，家庭還要增加額外的營養費支出，并增加了女性未來就業的風險，生育醫療費的報銷比例和生育津貼會對家庭的生育行為產生重要影響。

聶日明曾撰文論證國家對生育家庭進行補貼的必要性。他指出，在傳統社會，人口再生產的動力主要是家庭內部養老的需求，這對應著“養兒防老”“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等生育觀念。到了現代社會，養老體制發生了很大變化。現代社會中的家庭，不再需要養育子女來應對未來養老，只需要儲蓄或者參加養老保險，即可解決退休后的養老需求。在中國，基本養老保險體系主要是現收現付體制，即年輕人繳費給退休老人發放退休金。

養老社會化中的人口再生產，部分收益貢獻給社會，生育存在正的外部性。如果生育的主要成本由家庭承擔，那么家庭和個體必然更愿意搭便車，傾向于少生育或不生育而讓別人去生，自己坐享其成。這自然會讓均衡生育率低于可持續人口再生產的水平。

反過來講，現代養老體系本身也是大號的家庭，不管是現收現付制度還是完全積累制度，老年人總需要年輕人來養，區別在于以家庭內部的形式，還是社會化的形式。如果年輕人過少，而老年人過多，社會化養老也會像家庭一樣陷入困境。隨著中國高標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的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們依賴社會化養老，解決了個人的養老需求，社會并沒有同步補貼家庭生育，造成全社會生育率的下降，繼而讓社會化養老體系形成了更大的宏觀風險。

聶日明認為，要保證人口的世代更替是可持續的，必然要給予家庭補貼。從理論上講，補貼金額應當等于生育的正外部性部分。因此讓社會補貼家庭，承擔一定的生育成本，以促進生育，是包括養老體制等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聶日明測算，未參加生育保險孕產婦的生育醫療費和生育津貼兩項經費，按每年1200萬出生人口對應的支出規模為1100億元左右，按每年1500萬出生人口對應的支出規模為1360億元左右。這個支出規模與當前中國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相當，在現行財政體制框架下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