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在英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之一漢默鎮，有12名工人階級出身的男校中學生。他們抵制權威和教條，厭惡勤奮、謙恭、尊敬等學校倡導的價值觀，并因此鄙視和攻擊將這些價值奉為圭臬的好學生，稱他們是“書呆子”或“軟耳朵”；他們處處和老師對著干，用破壞課堂秩序的方式“找樂子”，比如在課堂上打盹、哄騙老師和逃學；他們打扮入時，抽煙喝酒，以此吸引女孩的注意力，與身穿沉悶制服的“書呆子”區分開來；他們自恃優越于女孩和少數族裔，認為體力勞動是男子氣概和優越性的證明，腦力勞動則是缺乏男子氣概的“女人的差事”。最后，他們吊里郎當地混到畢業，不假思索地子承父業，走上了從事工人階級工作的道路。

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把他們稱為“家伙們”（the lads）。1972-1976年，威利斯持續跟蹤這群男生，試圖解答一個疑問：英國白人工人階級如何能夠在處于從屬性社會地位的同時保有文化自信？威利斯發現，他們參與塑造并產生深刻體認的反學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工人階級父輩車間文化的鏡像。家伙們借助于儀式、幽默、哄笑等感官手段和符號以及人工制品的特殊意義，來探索自我在社會中的位置與身份。

威利斯認為，這些具體實踐都是工人階級子弟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的一部分——它們雖然極具創造力和自主性，卻又是缺乏自我認識的。家伙們質疑教育和文憑的價值，認定自己面對的所有工作都是類似且無意義的，諸如此類充滿局限（limitation）的“洞察”（penetration）產生了一個充滿諷刺的結果，“恰好往往是他們自主性的一部分為自己蓋上了宿命的封印”，讓他們自愿地接受西方資本主義中的從屬地位，由此完成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即工人階級的自我復制。1977年，威利斯的《學做工》出版，奠定了他在民族志、教育社會學/人類學領域“突破性”人物的歷史地位。谷歌學術搜索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學做工》已被引用逾2萬次——對于一部研究十幾位英國白人工人階級男學生的作品而言，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在不經意間，威利斯成為了“工人階級文化黃金時代”的最后一位見證者。1970年代的西方處于二戰后社會經濟秩序的尾聲，工業擴張、相對穩定的工資和社會安全網的建立曾在20世紀中葉的一段時間里讓工人階級不失體面，但隨著新自由主義和后工業主義在西方造成毀滅性破壞，英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成為了第一個制造業工作崗位大量流失的國家。在過去40年里，西方工人階級勞動者（特別是男性產業工人）通過體力勞動獲得可靠和體面工資的可能性降低?！肮と穗A級的衰落”如今已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或直接或間接地引發了重要的政治后果，比如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和對精英的普遍怨恨。

2014-2017年間，威利斯在北京師范大學執教，這給了他機會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觀察校園如何復制了既有的社會秩序，為年輕人奠定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的基礎。雖然威利斯有意保持他一貫的學術興趣和研究方法，但由于他在重點大學能接觸到的大多是通過了嚴苛高考考驗的標準好學生，他的中國研究更多是通過在《學做工》中一筆帶過的“循規生”的視角展開的。在2019年出版的《中國進入現代》（Being Modern in China）一書中，他借由三次田野調查和學生提交的個人經歷文章發現，中國現代化的“象征秩序”由三條軸線構成：城市夢、消費主義和互聯網夢。對于通過高考的學生來說，他們往往在中學階段就完成了現代性的這一文化想象。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專訪時，威利斯表示，中國的飛速發展——大規模的進城潮、生產力的極大提升、工業生產流程的重組和信息經濟的興起——帶來的結構性變革正在深刻影響著當下的中國年輕人。根據他的觀察，與英國人重視階級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人更多是從城市/鄉村二元的角度形成對社會秩序的認知。在一個儒家文化留下深刻烙印、人們自古以來就深信教育賦予向上流動可能性的國家，要在中國的中學找到類似于家伙們的那種反學校文化或許相當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學做工》對中國讀者的意義有所削弱。隨著“內卷”“躺平”成為年輕人的新熱詞，“教育改變命運”的優績制信念出現動搖，《學做工》中關于從屬性階級社會再生產的討論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參照和分析工具。

即使身處不利地位，人們依然會積極地從周邊汲取文化資源，以便自己在社會階梯上占據一個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優勢位置——這或許是四海皆準、亙古不變的普遍人性。然而在《學做工》出版45年后回望這部作品，至少對白人工人階級來說，他們的文化想象已經和社會現實越來越脫節，正如威利斯在《25年過往：老書，新時代——寫于<學做工>出版25周年》中所寫，“他們不得不常常不情愿地或滿懷怨恨地承認自己是一個近來‘引人注目’的族群，因為他們失去了殖民主義、第一次工業革命、繼承（白人）無產階級產業工人體面的工資所賦予的優勢，他們也不再自動地認為獲得這些優勢是理所當然的。”威利斯認為，如果我們真的在乎社會公平，我們就需要更深入地記錄和分析普通人的能動性和他們在日常實踐中制造的意義，重新定義階級，將失意者拉出民粹主義的陷阱。

01 種族、性別和階級必須結合起來理解，50年前我就在探討“交叉性”了

界面文化：你曾經說，“《學做工》在很多意義上都是一本奇特的書，我沒料到它的影響力有那么大。”在出版后，這本書被廣泛閱讀、討論和引用，如今《學做工》45周年紀念版即將在中國上市。你有想過為什么它能引起那么多英國以外的讀者共鳴么？

保羅·威利斯：我相信是因為這本書的數據和寫作的深度與質量。民族志對我來說一直和文學寫作有些像。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如今無論在哪里，研究者都幾乎不可能像我當初那樣深入地進入一所學校進行田野調查了。在西方學界，出于倫理考慮，學者是不能有如此長期的沉浸式研究的。

一個更循規蹈矩的回答是，這個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成功結合了社會結構和個體行為這兩個維度的分析，這讓它與眾不同。它在承認工人階級子弟的尊嚴和主體性的同時，也解釋了他們屈從性社會等級的命運。安東尼·吉登斯（記者注：Anthony Giddens，英國社會學家）將這本書作為他的結構化理論（theory of structuration）的主要例證可能也有幫助吧。

大多數關于《學做工》的書評和簡介關注的是（工人階級的）壓制和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這個面向，忽視了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同樣重要的觀點：這一切只會在自覺性的行動和創造性的時刻中才能實現，而如果這些人被置于一個不同的環境，他們是有可能取得不同的結果的。

界面文化：分析學校教育如何促進了工人階級的社會再生產是這本書的核心。多年后回望這部作品，你恰好在新自由主義和后工業化時代來臨前夕做了這個研究。當時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差距還沒有明顯到剝奪工人階級職業和身份的吸引力。如今重溫《學做工》，我們該如何將這本書中的發現應用到當下教育系統面臨的新環境和新情況？

保羅·威利斯：將《學做工》中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案例、對當下結構性現實的認識，以及對人類團結和人類主體性的尊重結合起來——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當下語境內涌現出這樣的研究。對于當時的我來說，我希望搞明白的一個問題是，英國白人工人階級如何能夠在處于從屬性社會地位的同時保有文化自信。從那時至今，工人階級經歷了種種變化和重組——無論是在種族、民族還是性別意義上——但我相信自下而上的文化生產、文化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依然在發生。

我在書中提出的一組關鍵洞見是種族、性別和階級必須結合起來理解。我觀察到階級的引領性地位，但這絕不意味著種族和性別維度的經驗、文化和政治就不重要了。我注意到，男性氣概（masculinity）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當時的階級、性別、性取向和種族對立所塑造和影響的。如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成為了一個“新”概念，而我差不多50年前就討論同樣的問題了。但我們依然缺乏理解的是交叉性中的各個方面是如何纏繞在一起的——比如諸如身體/精神的區分之類的二分法——特別是教育系統在其中如何起到作用。在《學做工》中我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除了決定一個人的階級歸屬以外，也在深刻塑造性別和種族。

階級之所以只在分析意義上占據頭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在于它是種種（社會）變化和生存所需的物質基礎。高薪工廠工作機會的流失、腦力勞動/體力勞動的（優劣）對比，以及教育市場化都在深刻改變我們的分析基礎，相比之下，種族和性別維度的變化沒有那么顯著。目前的問題在于，自下而上的社會再生產新形式，已經和當下主導性的社會與物質結構以及它們所允諾的機會脫鉤了。這導致了一個難以解決的長期危機，即國家盲目且無效地試圖通過教育、社保和警察系統管理人民，然而如果我們缺乏批判性的文化分析和指導，人民將深受“受害者有罪論”的意識形態、偏見和否定之苦。

02 當下工人階級的危機在于，這一身份不再能獲得令人滿足的結果

界面文化：書中對階級和性別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討論非常有趣。通過他者化女性，家伙們將體力勞動與男性身份聯系在一起。自古以來女性一直是社會焦慮、失落和剝奪感的替罪羊。工人階級男孩在多大程度上要為四處彌漫的厭女情緒負責？工人階級女孩們是如何調和這種張力，并理解她們的身份的？

保羅·威利斯：我們在譴責工人階級性別歧視的表達和后果的同時，也應當認識到，改變不會只通過唯意志論（voluntarism）和政治行動發生，還需要像《學做工》這樣的文化分析作品去深入理解性別歧視及交叉性產生的物質背景。我們需要沿著婚姻、家庭、單親家長等思路去做更多的研究。

整體而言，英國工人階級女孩的處境要稍好一些，她們的非正式文化生產（自我身份認同的形成和對勞動權力的主觀認識）和新經濟環境為她們提供的機會是相匹配的，如今工人階級女孩的工作機會要多于工人階級男孩。

在以前，工人階級至少擁有穩定且較為體面的帶薪工作、一些權力和自主性，盡管工人階級實際上是一個屈居于下的階級，社會再生產依然能夠平和順利地運作，源源不斷地為工人階級輸入新鮮血液。我想強調的是，今時不如往日，從屬性（階級的）社會再生產已經出現危機——工人階級不再必然能夠獲得令人滿足的結果（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失業，一部分人只能在低薪且無保障的工作中掙扎）。在非正式文化的層面，一個持續性且難以解決的危機正在蔓延，而這似乎沒能引起官方的注意。無論官方是否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其實都在某種程度上應對非正式社會再生產危機導致的后果和社會難題，比如試圖降低民眾對學校教育的預期，或讓民眾提前做好就業環境惡化的準備。

界面文化：在過去40年的時間里，后工業化發展深刻改變了西方社會，英國脫歐和唐納德·特朗普則讓我們注意到工人階級的衰落和怨恨。這些事件是如何改變工人階級文化的？

保羅·威利斯：特朗普主義和英國脫歐民粹主義，是工人階級經驗/文化和工人階級“管理”手段中的威權主義和階級瓦解趨勢做出的回應，而非根源。目前來看，特朗普主義/英國脫歐主義與工人階級民粹主義/威權主義呈現出彼此強化的態勢。

界面文化：一些學者警告稱，隨著自動化和財富分化愈演愈烈，體力勞動者將率先承受自動化的沖擊，工人階級的未來將更岌岌可危，而中產階級和白領工作也將面臨同樣的風險。與此同時，零工經濟的興起正在解構“全職工作”的概念，這讓問題進一步復雜化了。我們到了重新定義“階級”的時候嗎？

保羅·威利斯：我們一直都需要重新定義階級：文化和物質基礎之間的辯證法是一條線索；物質基礎的變化本身是另一條線索，我們需要以交叉性的分析視角來看待，既看到種族和性別關系的變化，也看到教育系統如何調和與改變腦力勞動/體力勞動的分化。

界面文化：你曾指出如今社交媒體是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能再展開談談這個觀點么？

保羅·威利斯：在文化的層面上，《學做工》出版以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文化商品和商品拜物教在流行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愈發關鍵。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同樣也在深遠地影響和塑造工人階級文化——或許如今應該被稱為勞動者文化（culture of workers）或大眾文化（culture of the popular classes）。50年前，《學做工》發現了流行文化/風格/時尚/商品化休閑（對塑造工人階級）的影響和作用，但當時互聯網、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還不存在。

在《中國走進現代》（Being Modern in China）中，我認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了文化自我生產的工具，并且為年輕人提供了任何政黨或教育都無法提供的東西——滿足“尋找我們生活的見證者”這一強烈的人性需求。當然，這其中充滿了矛盾沖突，而文化生產往往脫離創作者的掌控，被FAANGs（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和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樣的超級大公司收割利用、謀取難以想象的巨大利益。在未來，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化政治的首要任務之一都是（普通人）奪回文化生產的控制權。

03 在個人生活經驗之外，大多數中國人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迥異且有限

界面文化：你的新書《中國走進現代》講述的是中國的現代性與學校文化之間的關系。這部作品與你之前的作品有怎樣的聯系？你在中國是否發現了一種類似家伙們的反學校文化？在這本書中，你更多關注的是校園中的“循規生”（conformists），這一理論焦點的變化如何影響你的分析？

保羅·威利斯：在理論視角和研究興趣的方面，我的不同作品之間顯然存在聯系。我帶著一組研究問題和關注話題來到中國。對我來說中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國家，它的工業化/城市化速度非比尋常，使得6億多人脫離貧困，并且在社會結構意義上（如果不是文化意義上）創造了全球最大的工人階級！

我嘗試保持一貫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但由于我完全不會中文，這變得非常困難。我的確有一些田野調查的嘗試并且將它們記錄在《中國走進現代》中，但大多數情況下我依靠的是二手資料，特別是關于“叛逆生”（non-conformists）的二手資料。由于我在中國大學里教書，我自然能夠在我的學生中找到許多取得了優異成績的循規生的例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過去的理論視角，即關注社會從屬群體在文化生產中的創造力。

在《學做工》中，循規生更多是家伙們的陪襯，但我從未懷疑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文化生產。我對文化生產的理解至少在理論層面一直包含社會主導性的文化生產，但它們的方法、形式和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很有可能非常不同。在《中國走進現代》中，我觀察和分析了（循規生）個體的文化生產過程，讓我有些吃驚的是，主流文化中的意義和信息其實也存在一定的張力，無論是來自城市還是來自農村，忙于個人提升的好學生也在積極地參與文化生產。

界面文化：和英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工業化/城市化與最新的經濟趨勢（比如知識經濟、零工經濟）攜頭并進。在你的觀察中，中國社會的轉型如何重塑了中國年輕人對社會秩序的認知？

保羅·威利斯：在過去40年里，中國經歷了英國過去250年經歷的變化。我不是很了解過去的中國，但我看到如今的中國年輕人被物質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同步變化深刻影響和塑造著。大規模的進城潮、不可思議的生產力提升、工業生產流程的重組和如今無重經濟（記者注：weightless economy，即信息經濟）的興起是物質和結構性變革的主要推動力。目前我們幾乎不可能給中國的工人階級下一個明確定義、給出某種結構性描述。在純粹客觀和結構性的層面，制造業崗位和帶薪產業工人數量的大幅增長帶來了一個向工業資本出賣勞動力的群體。如今的中國和過去40年里的英國一樣，都在經歷類似的去工業化。一如美國，中國東北地區也在形成某種“銹帶”。近年來出現的“越南價格”奪走了一部分中國的制造業工作崗位。

這些還只是物質層面的分析，文化秩序、文化形式和對物質秩序意義的理解如何塑造階級，這一方面的剖析難度會更上一層樓。相較之下研究西方是多么簡單?。?span>中國的工人群體是一個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但不是一個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缺乏自主意識——而后者是我分析“文化秩序”的基礎。

中國和英國情況迥異，至少在我的觀察中，公眾意識中階級的存在感并不強烈，最重要的或許是進城的農村移民、與戶口制度綁定的城市居民身份這些在物質和文化經驗上造成巨大農村/城市區隔的因素。文化商品崇拜和社交媒體的（文化）自我生產也非常重要。再考慮到中國的超大規模和城鄉間的發展不均衡，給中國的情況下簡單結論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國，你可以發現一些與西方社會類似的元素和社會動態，但它們的“化學成分”是非常不同的。

考慮到中國強勁的流動性和顯著的地域差異，我認為可以從地域、城市化程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維度去區分不同群體。在個人生活經驗之外，大多數中國人對社會秩序的認識是非常不同又非常有限的。在《中國走進現代》中，我用“感性的分離”（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來描述當今中國人所經歷的原子化和社會分離——這是我從T.S.艾略特的文章《玄學派詩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中借用的詞。艾略特用這個詞來形容17世紀英國詩歌中智性思考與感受經驗相分離的情況。當然，我們必須記住“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的力量（我在2022中文版《學做工》前言中提及了這一點）和從屬性（階級）文化生產的力量。中國也許正在形成新的階級形式和社群紐帶，這是我試圖在《中國走進現代》中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