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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塔獎得主漢娜·羅威:老師應該書寫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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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塔獎得主漢娜·羅威:老師應該書寫學生嗎?

作為一名詩人,漢娜·羅威起步稍晚,但對書寫學生的道德探討以及教學的經歷,塑造了她獨特的思考方式。

“我是在私底下開始寫作的”……2021年度科斯塔圖書獎得主漢娜·羅威。圖片來源:Christian Sinibaldi/The Guardian

許多作家自幼就懷著一個出版夢。近來以詩集《孩子們》(The Kids)獲得2021年度科斯塔圖書獎的漢娜·羅威(Hannah Lowe)則不然。直到給六年級學生上英語文學課時,她的寫詩興趣才被激發了出來。

 “我的寫作生涯開始得很遲,”這位45歲的詩人說道,剛剛為獲獎而徹夜慶祝的她在倫敦北部的廚房里接受了本次訪問,“我試圖用一本跨度達1000年的英語詩歌選集來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此同時我又對母親買給我的一本血斧出版社的當代詩集《活著》(Staying Alive)入了迷。我是在私底下開始寫作的。”

羅威花了好些年的時間才加入了某個詩歌工作坊。她的第一部詩集《小妞兒》(Chick)考察了自己父親的世界,他是一名兼有牙買加與中國血統的移民。《孩子們》是她的第三部詩集,用評審團的話來講,這是一本“讓人愛不釋手的書”,它于2月8日在2021年度科斯塔圖書獎評選上折桂并收獲3萬英鎊的高額獎金。“它令人愉悅、溫暖并且完全是普世的,”評委們這樣評價。

《孩子們》

羅威于2016年開始寫十四行詩集,此時距她離開為期12年的教學生涯已有4年,“因為我完全明白那些年的經歷對我的思想產生了何等深遠的影響。”

 “我試圖撼動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老師是擁有知識的傳授者,而學生則是被動的容器。在我的課堂上,情形向來就不是這樣,”她說道,“此外,我也沒有任何知識可以傳授,我拿的是美國文學的學位,修讀的課程也有很濃的激進派色彩。所以當我不得不教諸如英國復辟時期(Restoration)之類的東西時,我會提前一周惡補一陣,有時更是在給學生開課的前一天晚上。”

羅威在十四行詩里寫到了學生們:“莫妮卡——/側邊卷發和鉆石指甲,活脫脫一朵交際花/盯著我的眼神像要放狠話;”還有珍妮,她“有著一種周一早晨的心神不寧”,直到“有人/提到那件事情——才終于放了心:/我的爸爸是半個牙買加人,半個中國人”。

在《男孩》這首詩里,羅威冒險進入了一個更加微妙的領域,把一名經過小說化處理的學生稱作“一半男孩,/一半男人”。

 “他在人頭攢動的食堂里讓我目不轉睛/使我佇立在那里——一半直白,一半秘密,”她這樣寫道,“或者我會在夾層里窺視他——/而他則會舉起一只手,把一絲愉悅/揮進我的一天,點起小小火苗……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號。”

這首詩與另一首有關電影《丑聞筆記》(電影中凱特·布蘭切特飾演的女教師與學生有一段婚外情)的詩相互映襯,她曾在班上放過這部電影——但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它包含著一種師生關系。“我的男孩們圍著我/活蹦亂跳,沒頭沒腦地玩耍著。為什么要放那部電影,女士?/他們既自傲,又好玩。但,女士,您想要我們嗎?”

《丑聞筆記》劇照 圖片來源: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我想我試圖去把握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經驗,它在我的生涯中肯定是不常見的。我開始教書的時候還很年輕,學生年紀也小——當你把一大群人放進同一座建筑里,你也許就能發現一些少見的吸引力時刻,”羅威解釋道。

“然而,”她補充道,“并沒有跨過底線或者破壞規則的事發生。工作要求我們在從事一切職業時都遵守一些特定的規則與規定。但那并不意味著私人的想法就不會浮出水面。”

她又補充說,與她其余的十四行詩相似,這個場景也出自虛構。“大部分內容都是編出來的。那個男孩并沒有向我招手:這純屬虛構。唯一一件真事是六年級班里確實有個非常好看的男孩,我注意到了他,并且7年之后又見到了他,我正是根據這段經歷創作了一首詩。”

同為詩人兼教師的凱特·克蘭奇(Kate Clanchy)因她在回憶錄《一些我教過的孩子以及他們教給我的東西》(Some Kids I Taught and What They Taught Me)對自己帶過的學生的描繪而廣受批評,而羅威對她的十四行詩以“小說化的肖像,以及將多個學生融合為一人”為特色這一點心知肚明。

“有不少名字顯然被隱去了,也不乏虛構成分,”她說。“而且詩歌并沒有回憶錄暗含的‘自傳協議’,作者和讀者之間抱有一種默契,即你所說的都是真實的,只要你還能記起來。詩歌更多地屬于虛構的范疇,盡管讀者可能會對這本書入迷到信以為真的程度。”在寫了一本關于她父親與加勒比華人社區的回憶錄后,她“就創意寫作中存在的一些倫理關切找到了堅實的根據”。

“這本書確實無可避免地會引發一些風波,對吧? 因為我作為老師寫了自己的學生。 在我看來,問題不在于你應該還是不應該寫;我認為這太絕對化了,”她說,“問題在于你具體如何實施。我會盡量以尊重與同情來對待這些學生,那不過是反映了我對他們的觀感。”

《孩子們》從制定課程大綱——“讀詩占據了整個夏季學期——/陷進了文字的/泥潭里,希望/孩子們能聽見我所聽見的——/將一首首詩解體,再把詩句/拍在黑板上”——一直延伸到她在講授復辟時期喜劇時念錯皮普斯(Pepys)一詞的經歷。“雖然/我見過他的名字,但從未耳聞——佩皮斯(Peppies),/我把佩皮斯說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一個女孩開口問:您說的可是皮普斯?她一面說著,/腔調如同繃緊的套索,儼然我是女孩/而她則是老師。”

詩集也談及了母性——她有個年幼的兒子羅利(Rory)——以及她自己在倫敦東部的巴金學院身為A等學生的經歷,“因為我在那個年齡非常擅長自學。”

如今的羅威又回到了講堂上,但這一次從事的是繼續教育,在倫敦東部的布魯內爾大學擔任創意寫作講師。“詩歌以困難而聞名,還被指有精英傾向,也許那和學校里規定的教授詩歌的方式有關。問題不在于教師不稱職,而在于略有重量不重質的僵化呆板傾向,或者專注于搞詩歌解讀,”她說道。而她寫作《孩子們》——科斯塔獎評委稱它“如此直接以至于你能切身感受到有個人正在對著你講話”——是為了“所有的學習者,所有的學生,所有的孩子們。我希望寫的是那種能夠伸出一只友誼之手的詩,它會說,跟我來。讓我們一起走。讓我們瞧一瞧這里有些什么東西”。

(翻譯:林達)

來源:衛報

原標題:Costa winner Hannah Lowe: ‘Should teachers write about students? That question’s too categorical’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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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塔獎得主漢娜·羅威:老師應該書寫學生嗎?

作為一名詩人,漢娜·羅威起步稍晚,但對書寫學生的道德探討以及教學的經歷,塑造了她獨特的思考方式。

“我是在私底下開始寫作的”……2021年度科斯塔圖書獎得主漢娜·羅威。圖片來源:Christian Sinibaldi/The Guardian

許多作家自幼就懷著一個出版夢。近來以詩集《孩子們》(The Kids)獲得2021年度科斯塔圖書獎的漢娜·羅威(Hannah Lowe)則不然。直到給六年級學生上英語文學課時,她的寫詩興趣才被激發了出來。

 “我的寫作生涯開始得很遲,”這位45歲的詩人說道,剛剛為獲獎而徹夜慶祝的她在倫敦北部的廚房里接受了本次訪問,“我試圖用一本跨度達1000年的英語詩歌選集來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此同時我又對母親買給我的一本血斧出版社的當代詩集《活著》(Staying Alive)入了迷。我是在私底下開始寫作的。”

羅威花了好些年的時間才加入了某個詩歌工作坊。她的第一部詩集《小妞兒》(Chick)考察了自己父親的世界,他是一名兼有牙買加與中國血統的移民。《孩子們》是她的第三部詩集,用評審團的話來講,這是一本“讓人愛不釋手的書”,它于2月8日在2021年度科斯塔圖書獎評選上折桂并收獲3萬英鎊的高額獎金。“它令人愉悅、溫暖并且完全是普世的,”評委們這樣評價。

《孩子們》

羅威于2016年開始寫十四行詩集,此時距她離開為期12年的教學生涯已有4年,“因為我完全明白那些年的經歷對我的思想產生了何等深遠的影響。”

 “我試圖撼動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老師是擁有知識的傳授者,而學生則是被動的容器。在我的課堂上,情形向來就不是這樣,”她說道,“此外,我也沒有任何知識可以傳授,我拿的是美國文學的學位,修讀的課程也有很濃的激進派色彩。所以當我不得不教諸如英國復辟時期(Restoration)之類的東西時,我會提前一周惡補一陣,有時更是在給學生開課的前一天晚上。”

羅威在十四行詩里寫到了學生們:“莫妮卡——/側邊卷發和鉆石指甲,活脫脫一朵交際花/盯著我的眼神像要放狠話;”還有珍妮,她“有著一種周一早晨的心神不寧”,直到“有人/提到那件事情——才終于放了心:/我的爸爸是半個牙買加人,半個中國人”。

在《男孩》這首詩里,羅威冒險進入了一個更加微妙的領域,把一名經過小說化處理的學生稱作“一半男孩,/一半男人”。

 “他在人頭攢動的食堂里讓我目不轉睛/使我佇立在那里——一半直白,一半秘密,”她這樣寫道,“或者我會在夾層里窺視他——/而他則會舉起一只手,把一絲愉悅/揮進我的一天,點起小小火苗……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號。”

這首詩與另一首有關電影《丑聞筆記》(電影中凱特·布蘭切特飾演的女教師與學生有一段婚外情)的詩相互映襯,她曾在班上放過這部電影——但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它包含著一種師生關系。“我的男孩們圍著我/活蹦亂跳,沒頭沒腦地玩耍著。為什么要放那部電影,女士?/他們既自傲,又好玩。但,女士,您想要我們嗎?”

《丑聞筆記》劇照 圖片來源: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我想我試圖去把握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經驗,它在我的生涯中肯定是不常見的。我開始教書的時候還很年輕,學生年紀也小——當你把一大群人放進同一座建筑里,你也許就能發現一些少見的吸引力時刻,”羅威解釋道。

“然而,”她補充道,“并沒有跨過底線或者破壞規則的事發生。工作要求我們在從事一切職業時都遵守一些特定的規則與規定。但那并不意味著私人的想法就不會浮出水面。”

她又補充說,與她其余的十四行詩相似,這個場景也出自虛構。“大部分內容都是編出來的。那個男孩并沒有向我招手:這純屬虛構。唯一一件真事是六年級班里確實有個非常好看的男孩,我注意到了他,并且7年之后又見到了他,我正是根據這段經歷創作了一首詩。”

同為詩人兼教師的凱特·克蘭奇(Kate Clanchy)因她在回憶錄《一些我教過的孩子以及他們教給我的東西》(Some Kids I Taught and What They Taught Me)對自己帶過的學生的描繪而廣受批評,而羅威對她的十四行詩以“小說化的肖像,以及將多個學生融合為一人”為特色這一點心知肚明。

“有不少名字顯然被隱去了,也不乏虛構成分,”她說。“而且詩歌并沒有回憶錄暗含的‘自傳協議’,作者和讀者之間抱有一種默契,即你所說的都是真實的,只要你還能記起來。詩歌更多地屬于虛構的范疇,盡管讀者可能會對這本書入迷到信以為真的程度。”在寫了一本關于她父親與加勒比華人社區的回憶錄后,她“就創意寫作中存在的一些倫理關切找到了堅實的根據”。

“這本書確實無可避免地會引發一些風波,對吧? 因為我作為老師寫了自己的學生。 在我看來,問題不在于你應該還是不應該寫;我認為這太絕對化了,”她說,“問題在于你具體如何實施。我會盡量以尊重與同情來對待這些學生,那不過是反映了我對他們的觀感。”

《孩子們》從制定課程大綱——“讀詩占據了整個夏季學期——/陷進了文字的/泥潭里,希望/孩子們能聽見我所聽見的——/將一首首詩解體,再把詩句/拍在黑板上”——一直延伸到她在講授復辟時期喜劇時念錯皮普斯(Pepys)一詞的經歷。“雖然/我見過他的名字,但從未耳聞——佩皮斯(Peppies),/我把佩皮斯說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一個女孩開口問:您說的可是皮普斯?她一面說著,/腔調如同繃緊的套索,儼然我是女孩/而她則是老師。”

詩集也談及了母性——她有個年幼的兒子羅利(Rory)——以及她自己在倫敦東部的巴金學院身為A等學生的經歷,“因為我在那個年齡非常擅長自學。”

如今的羅威又回到了講堂上,但這一次從事的是繼續教育,在倫敦東部的布魯內爾大學擔任創意寫作講師。“詩歌以困難而聞名,還被指有精英傾向,也許那和學校里規定的教授詩歌的方式有關。問題不在于教師不稱職,而在于略有重量不重質的僵化呆板傾向,或者專注于搞詩歌解讀,”她說道。而她寫作《孩子們》——科斯塔獎評委稱它“如此直接以至于你能切身感受到有個人正在對著你講話”——是為了“所有的學習者,所有的學生,所有的孩子們。我希望寫的是那種能夠伸出一只友誼之手的詩,它會說,跟我來。讓我們一起走。讓我們瞧一瞧這里有些什么東西”。

(翻譯:林達)

來源:衛報

原標題:Costa winner Hannah Lowe: ‘Should teachers write about students? That question’s too categ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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