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查沁君

2月10日，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發出全市首份《家庭教育令》。

據平谷法院官網顯示，2月9日，該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一起未成年被告人盜竊案件，被告人小強（化名）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罰金一千元。案件審理過程中，據承辦法官唐麗珺了解，“小強長時間夜不歸宿、結交社會人員、經常出入網吧，其父母放任這些不良行為，怠于履行監護職責，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最終使小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今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施行，這是國內首次就家庭教育進行專門立法，標志著中國全面開啟“依法帶娃”時代。

1月6日，湖南長沙市天心區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撫養權變更糾紛，并針對監護人監護失職的情況，并發出《家庭教育促進法》生效后的全國首份家庭教育令，隨后，江西省、廣西等地陸續發布《家庭教育令》。

全國婦聯的調查顯示，家庭教育指導服務與家長的需求差距較大，家長反映近半數的城鄉學校和社區，均未建立家長學校或家教指導機構；27.8%的家長從未參加過學校和家教指導機構的活動。《2021年中國家庭教育白皮書》調查顯示，58%的家長表示缺乏完善、系統的家庭教育方法。

“父母對孩子缺乏高質量陪伴，教養方式單一，導致了不同程度的親子矛盾。”1月21日，上海市政協委員翁文磊在上海市政協十三屆第五次會議上建議，要加大家庭教育地方立法推進力度，鼓勵有條件的高校設立家庭教育相關學科，培育家庭教育專業人才；鼓勵幼小中學校教師接受一定學時的家庭教育指導培訓。

政府和學校之外，頭部教育企業等社會力量也對家庭教育有所布局。

去年8月新東方（NYSE：EDU）引起熱議的“轉型培訓父母”，實際指的是北京新東方素質教育成長中心旗下的優質父母智慧館業務。新東方回應稱，這并非其對家庭教育的首次探索。2008年，新東方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就已經成立。

作業幫成立家庭教育中心，相關課程內容涵蓋心理咨詢、教師培訓、安全知識和家庭教育（家長）四大板塊；好未來（NYSE：TAL）也開放家庭教育相關課程。但這些業務在機構的宣傳口徑上大多帶有“公益”性質，其商業化相對有限。

當前家庭教育市場分為以下幾類：家庭教育服務，涵蓋家庭教育課程、心理咨詢等；家庭教育相關平臺，提供學校資訊、知識付費等內容；親子活動，包括親子游戲、親子閱讀；家庭教育相關智能硬件等。

艾瑞咨詢在《2020中國家庭教育行業研究報告》中提到其行業局限性，即家庭教育屬于低頻率、要求高、服務周期長的行業，消費行為不能隨時發生。同時，部分家庭教育企業管理水平落后，對加盟者審核不嚴格，導致服務水平參差不齊。其行業供應鏈涉及品類繁多，小型企業難以為繼，初期投入大，打不起價格戰，難以發展擴大。

“家庭教育機構在國內的市場尚未打開， 主要模式為公立校采購， 目前做的是to B業務。短期內有一部分小機構能夠因此過得‘比較滋潤’，比如一個20人左右的小團隊，一年能夠盈利上千萬元。”據《中國經營報》援引業內人士觀點。

還有部分企業在職業培訓上尋找商業機會，提出“家庭教育指導師”考證服務，曾一度出現“家庭教育指導師達年薪50萬”的宣傳噱頭，但上述業內人士認為，這類運營動作雖然在監管區外，但盈利也薄。

“培訓機構聲稱獲得‘家庭教育指導師’證書，就可拿到‘金飯碗’，實則可能是給‘住家教師’提供一個進行‘住家服務’的‘道具’，以應對監管部門的查處——在查處時，告訴監管部門，是對家長進行家庭教育指導，或配合家長對孩子進行家庭教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界面教育說。

《家庭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家庭教育指導機構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活動，不得組織或者變相組織營利性教育培訓。”

“也就是說，面向家長開展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必須堅持公益屬性，不能逐利。”熊丙奇稱。

在他看來，要求家庭教育指導機構必須為非營利性，并不是說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不能營利，這是不同性質的培訓。家庭教育指導機構服務的對象是家長，所以要堅持公益性；而家庭教育指導培訓師的培訓對象是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的人員，屬于成人培訓、職業培訓，是可以營利的。

熊丙奇稱，作為成人培訓和職業培訓的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應該具有相應的培訓資質，不能沒有培訓資質就開展所謂“培訓”，并進行虛假宣傳，號稱完成幾天課程學習，就可獲得官方認證的家庭教育指導師證。對于家庭教育指導師培訓存在魚龍混雜、虛假宣傳、證書滿天飛亂象，監管部門要加強監管。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對界面教育表示，家庭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場，還是要以政府為主，《家庭教育促進法》強調“國家責任”和“社會協同”，并不排除一些專業機構采用市場化的方式。但如果機構采取過度營銷、炒作焦慮，最后讓家庭付出更高的成本，這樣也會帶來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