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雪豹財經社 元頁石
在大廠們嚴密而高速運作的龐大機器內，外包員工是不可或缺的“螺絲釘”，是富于性價比的“燃料”，也是疏離在局外的棋碼，被區別對待，遵從與正式員工不同的行事法則。寄望于概率很低的轉正機會，是外包人獨特的職業困境。
盡管豆瓣和知乎上關于大廠外包現象的負面評論鋪天蓋地，但仍有大批甘愿困在這座圍城里的人。受限于學歷、背景、能力水平、生計壓力等因素，外包崗位成了他們退求其次的好去處。外包人的境遇，也讓他們有了強大的耐挫力，以及看待工作的不同視角。
外包崗位在資本大環境惡劣的2021年，在大廠自身遭遇困難收縮時，作為縮減固定成本和控制風險的產物，成為首當其沖的“優化”重災區。在多家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外包人這個群體，感受最強烈的是來自安全感缺失的壓力。
新發展趨勢是，外包領域的動向，對每家企業和每個勞動者來說，都已不是隔岸觀火，而是戚戚相關——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顯示：2021年中國有61.14％的企業在使用靈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5.46％，這意味著有更多企業傾向于擴大靈活用工的規模。而據頭豹研究院《2021年中國人力資源外包行業研究》，企業靈活用工是中國人力資源外包服務行業發展的新增長點。
虎年春節前后，雪豹財經社訪談了多位不同公司、不同行業的外包從業人員。他們中既有上演生死疲勞的審核員、程序員，也有整個行業被重錘的培訓機構教師，還有同算法賽跑的外賣員，以及大型央企里的“合同工”。透過他們的故事，或可一窺當下的外包人之困。
以下為他們的自述（經雪豹財經社編輯）：
“每天KPI是審核3500條短視頻”
崔晨晨 26歲 外包去向：字節跳動
畢業院校：西安翻譯學院
前兩年，隨著短視頻平臺興起，以及國家頒布的一系列管理細則，要求短視頻平臺發布的節目、評論、彈幕等內容，必須先審后發，讓對內容做人工審核。一時間，許多平臺的審核崗開始大張旗鼓地擴招，張一鳴也喊出“一萬審核員”的計劃。
在這前后，我成為了字節跳動的外包人員。入職那些天的場景，至今還記憶猶新。
HR說：“以你現在的學歷出身、業務水平和行業資歷，從外包崗位進入字節很幸運，好好干，以后業務熟練了公司必然會給你提拔成正式工?！?/p>
主管也說：“我沒有把你們當成外包，大家都是自己人，希望你們不要見外，咱們不分三六九等，憑實力說話?！?/p>
我們是視頻審核崗，負責最基礎、最不容易造成風險的娛樂視頻的審核，難度低，不過話語權少，重復性強，可替代性高，遠離核心技術，很難積累能力。
這是一種極為耗人的流水線工作，機械枯燥，每天的KPI是審核3500條短視頻，這很難不讓人心生厭倦。看多了色情暴力的內容，也常會心情壓抑。但卻需要時刻警醒，保持近似機器般的敏銳度和準確性。一旦出現錯漏，放出違規視頻，被罵是躲不過的，造成惡劣影響的，個人是擔不起這個責任的。
管具體工作的組長清楚我們的軟肋，他罵人時脫口就說：“你干出業績，離職找下份工作可以寫進簡歷里?！痹谒磥恚獍耸请S時可以走人的。
審核崗一般有ABCD四個班次，公司默認將夜班分配給外包，這樣公司也不必支付正式工所享有的通宵大夜班這種差班次的補貼。雖然基本薪資和正式員工差別不大，但沒有加班費、打車費，公積金、社保也是外包公司按最低檔次繳納。
這種工作強度顯然需要身體支撐，但外包員工群體不被重視，身體健康頻繁亮起紅燈。很多大廠員工過勞猝死的案例，不少都是在外包人員身上發生的。
剛開始，我還很自豪地滿世界跟人說我在字節工作，夸耀大廠光鮮的工作環境，系統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人都在用的產品，夸耀公司有多牛。后來才真切體會到，我只是假裝歸屬于這里，然后就一度很抗拒別人問自己在哪里工作，無論怎么回答都得繁贅地解釋一番。
在勞務派遣關系下，外包人在大多時候，只是廠里的二等公民。
“不想偷師的外包，不是好外包”
馬軒 29歲 外包去向：華為
畢業院校：寶雞文理學院
從學校工商管理專業畢業后，一時找不著工作，在親戚的鼓動下，家里花了幾萬塊送我在西安某培訓機構學編程。我成了一名會寫CRUD（針對軟件系統的基本操作）的程序員，并以外包形式陰差陽錯地進入華為。
四年所學無用武之地，幾個月的技能培訓，竟讓我踏足大廠。初入華為的那幾天，我躊躇滿志、熱情高漲，覺得個人命運會因此發生改變。但很快，理想和現實的差距，給我這個初入職場的新人潑了個透心涼。
從領到顏色不同的工牌、區域不同的工位開始，各種和正式員工的不對等，已逐漸顯現。黃色掛帶的工牌，除了無法進入一些門禁和電梯，也仿佛是在時刻提醒和暗示，你作為外包人的身份。
工位的區隔造成一種顯性隔閡，工作氛圍也完全不同。我初期更難以忍受的，是那種隱性的“階級”差距。和正式員工交往，身上外包人的標志，會讓公司從同事到保安、食堂阿姨在內的所有人，對這種差異心領神會，然后在不經意間眼神流露。
工作也和想象中有不少出入，雖然強度很大，但長期只能參與項目周期中的一個特定部分。常態加班必不可少，沒有深度的額外工作會被安排很多。需要趕進度的項目，在deadline（最后期限）前必須加班加點完成。繁復的工作，占據了一天大多數時間，我下班后常常頭腦昏沉、倒頭就睡。
公司不可能給外包人提供正式員工那種學習提升的機會，導致我們和正式員工的能力差距越來越大，一直學不到編寫程序的底層邏輯和核心理論。即使工作中表現再優秀，也會被正式員工習慣性看低。為數不多比較有人情味的領導或同事，有意對我們一視同仁時，反而使我一下不適應。
強調狼性和奮斗文化的華為，其背后支撐是財富利益的共享。華為今年發了350億的分紅，12萬多員工平均每人能獲得近30萬。但這與外包人無關，我們只有眼饞心熱的份。每到發年終獎的時候，離職的念頭就會異常強烈。
鮮見的轉正案例，是繼續堅持下去的理由。一個我接觸到的大哥，全身心投入工作，每天睡不到六個小時，長期跟著項目奔波，最后在正式員工不愿意去的外地項目上，得到甲方信任，先后轉了地位更高的OD和正職。
他的理念是，“我不會想著拿多少錢做多少事，也不會自己把自己當外人，這是大眾化的思維陷阱，外包人要從售賣自己的工作時間，通過“偷師”轉變成售賣技能，外包工作就成了你的跳板”。
“能留在北京，而不是徹底出局”
張瑜 32歲 外包去向：某央企
畢業院校：吉林外國語大學
雖然我沒在互聯網企業，但這家央企的體量，是當之無愧的大廠。
因編制名額限制，其使用外包的歷史更早，對外包的需求更迫切。外包在這里，也有另一種大家耳熟能詳的叫法：臨時工。
從私企進入國企，一個明顯的變化是，權力和階層意識更加顯著，而外包人則處于最底端。我的職位名為文案，實則大多是負責把公文傳達到科室環節的流程性工作，經常做一些合同蓋章、材料歸檔、跑腿報銷的事情，乃至幫部門領導拿快遞。
因央企的特殊性質，外包員工難以被信任，無法訪問公司內網的OA系統，導致信息不暢，好多事情我需要找正式員工幫忙轉達，工作效率因之變低。
實際有價值的工作不多，在央企雖然沒有加班，但也沒有晉升路徑。就像處于溫水里，泡得人心思渙散，工作熱情也在消磨。久居其中，已經習慣了安逸閑適的的工作節奏，難以適應外面世界的內卷和殘酷競爭。因為我是女的，家里人倒也鼓勵我留在這里。
央企工資一般，但福利待遇很好，常有各種節日禮包。免費的食堂伙食豐盛，廚師每頓變著花樣做各種好吃的。我十分受用，正式員工很多都不吃，她們憂慮的是肥胖。
想要在央企轉正，學歷達標、技術過關只是基本要素，重要的是必須和領導關系過硬，這就意味著人際關系的不對等，巴結、逢迎、仰人鼻息、隱忍，以一種微妙的方式體現。
在這里五年了，我對這份工作的感情很復雜，更多的是感謝，外包讓很久都找不到工作的我留在了北京，而不是徹底被淘汰出局。我也感謝領導，去年幫我們家申請到一套月租極低的公租房。
就像在一趟轟隆前行的列車上，明知下車是必然的，但還是難以擺脫其慣性，只能默然接受這場異化，沒有勇氣跳下去。看到央企正式員工那么優越的生活條件，我時常會自問，如果自己的學歷高一點，會不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而不僅僅是個過客。
“外包成了簡歷上的污點”
王夢娜 26歲 外包去向：好未來
畢業院校：重慶文理學院
2021年，“雙減”成為十大年度關鍵詞，這背后是一眾教培公司市場價值的雪崩，是各個機構的接連裁員，也是教培大廠外包人的提心吊膽。
在這場動蕩中，等待教培公司外包人的，是N種被辭退的手段。
因為和公司牽連并不緊密，很多“識趣”的外包，察覺到公司經營這么困難，有可能發不出來工資來，就第一時間主動離開了。而剩下的，則面臨各種花式清退：業績下滑被辭退、不接受調崗被辭退、校區關停被辭退……
我之所以不愿意離開，是想著把這一學期的課程帶完，給學生們一個交代。但周圍同事陸續消失，幾十個人的辦公區域走了大半，我也越來越恐慌，滿是將被拋棄的危機感。
辭退正式員工，大廠往往需要給出N+1的補償方案，像字節跳動比較闊綽的公司，在旗下大力教育裁員時，給出N+2的優厚條件。離開的員工，也不會抱怨公司。
而辭退外包人，往往沒有絲毫申辯和挽回的余地，法律上也不存在賠償，公司裁掉我們沒有顧忌，不留情面。而且辭退當天，就會清空我們的工位和存在過的所有痕跡。
在大廠、外包員工和外包公司的三角關系里，大廠承擔的責任極其有限。外包人的使用權和歸屬權被分離，也意味著權利和保障的部分缺失。
到我離開的時候，我從一個小領導口中得知，自己應有的薪資是1.5萬元左右，但外包公司從中抽走了約4000元。他留下一句勸告：“外包公司就是賺差價的中間商，它存在的目的是盤剝、抽成。你教學水平還可以，以后找工作可別找外包公司了?！?/p>
與最初的期待不同，再找工作時，大廠的經歷并沒有給我的履歷鍍金。走出大廠，“外包人”的標簽依然不受待見，不少HR對這段工作經歷冷眼相看或干脆直接篩掉，競爭力未見得到多少提升，甚至會成為簡歷上的污點。
“困住外賣員的不是算法是外包”
肖虎 36歲 外包去向：美團
初中畢業
我很早就不念書了，家在陜西一個偏遠農村，靠種種蘋果樹掙錢。近兩年，行情越來越差，收成很難覆蓋農藥、化肥、套袋這些成本，辛苦干一年還會賠本，男人就都跑出來打工。
2019年，我聽一個同鄉人說他做外賣員，一個月掙一萬多。當時我還在南方的電子廠里，工錢差不多是他的一半，就跑過來投奔他，成了美團的外賣員。
美團現在有470多萬名騎手，基本都無法和美團正式簽約，只是通過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來合作。
送外賣這個工作，我覺得挺滿意的，掙得多，而且比之前在廠子里自由。親戚給我轉過那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我看了也沒什么感覺，覺得付出是應該的。
只是送外賣的確是在和時間賽跑，會有很多風險。一旦有勞動糾紛、終止或解除合同，甚至是出了安全事故，都只能由外包公司在中間協調解決。我覺得困住外賣員的不是算法，外賣員最大的困境來自勞動關系、法律關系，社會保障等基本勞動權益無法得到滿足，外賣員就成為風險系數很高的工種。
京東也高度依賴快遞員，他們的老板劉強東曾經說，京東如果通過勞務外包找快遞員，一年至少可以多賺50億人民幣。他說克扣員工五險一金，壓榨員工60歲以后的保命錢，是可恥的。可京東現在也招了很多外包的物流員工，說明這些廠子目前還離不開外包。
我覺得外包這種靈活用工的形式很好，給了我們在大城市的工作機會，讓我們能養家糊口，但是這方面的法律規范還應根據情況特別制定，國家也很重視這方面的情況，未來肯定會越來越好。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所有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