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戰”膠著之際，法國思想家德日進基于他的古生物學研究，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全球化”概念，在人類的分裂、殘殺中預見到普世的合作、精神的合一，并對“二戰”后的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機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天重溫德日進人類精神融合的思想，體味他對普世價值的堅定持守，對生命將朝向合理方向演化最終到達“奧米茄點”的信心，會使我們正視全球化實踐中的挫折，看清當下時段在人類演化中的位置和積極的未來。

《德日進與“反思全球化”》

文 | 李天綱（《讀書》2022年2期新刊）

在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豐富的思想中，最打動我的是他對于二十世紀全球化時代降臨的預言。雖然德日進并沒有系統地論述過“全球化”，但他從古生物學出發對人類“融合”本性的揭示，確實是“二戰”以后全球化運動的精神支柱。我佩服德日進的洞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相互殘殺之際，看到了戰后大團結的前景。受他思想的激發，我寫過一篇論文《從德日進的“共同精神”到“宗教共同體”》（收入卓新平、王曉朝、安倫主編：《從宗教和諧到世界和諧》，上海學林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當時所持的是一種樂觀的論述。如今，經過二〇一六年、二〇二〇年兩次美國選戰，以及在西、東亞洲各地的多種沖突，現在的世界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逆全球化”時代。應該承認，“二戰”以來七八十年的全球化確實生出了很多弊端，人類社會自覺不自覺地都會加以調整和限制。但是，再次閱讀德日進的著作，發現他的全球化預言并未過時，他并不需要為當今的全球化挫折承擔過多的責任。深入理解他的思想還會發現，他有很多相關的“預言”仍然在實現中，他的一些告誡和警示我們并未好好討論，在上一波的“全球化”運動中被忽視了。

德日進對人類一體化的估計是基于二十世紀將有“超人類”“超生命”的出現，人類的智力將進一步聚合，連為一體。地球“智慧圈”里的“人的現象”，今天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正在加劇。互聯網、大數據、AI把各個角落的人類連接起來的趨勢愈演愈烈。按目前技術的發展，行政權力其實無從控制數據流通；而某一平臺或網紅形成一個群體，倒是會擁有聲張其自我中心的權力。二十一世紀科學發展，如此既“聚合”又“分歧”的趨勢和方向，都沒有出乎德日進《人的現象》（一九三八年完稿，一九五五年出版，中文版為新星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李弘祺譯）之所料。德日進在他的著作中一直使用“反思”（reflexion）一詞來描述人類面臨困境而超越自身的努力。他的“反思”，和黑格爾的“精神反觀自身”哲學觀念有關系，但卻有著他在生物學上的獨創想法。他說：“讓我們離得遠一點，站得高一點。為此，讓我們從一個正在自卷的宇宙角度來看問題。”“我們對‘去人性化的全球化’的恐懼是被夸大了，因為我們懼怕的全球化，從其效果來判斷，不是什么別的東西，而只是作為真實的和直接的進化過程之繼續。”（德日進：《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汪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124頁）正是從這個“反思”的意義來說，我們與其說這是“反全球化”的時代，不如說是一個“反思全球化”時期。采用“反思全球化”，而不是簡單的“反全球化”，是因為我認為“二戰”以后的全球化實踐確實需要反思，而人類大團結的進程不會停止。

在這個時候，重溫當年德日進在人類最為悲觀的時刻，樂觀地提出“全球化”的理想主義，對我們當今“反思全球化”有著啟發意義。一九四五年，英、法、美、中同盟國士兵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與德、日、意軸心國聯盟激烈交戰。三月十日，應法國駐北平領事館的邀請，德日進發表演講。在這次不著名的演講中，他提出了一個“全球化”的概念：“人類目前的位置：全球化階段。”他解釋說：“人類意識的全球總合，這個想法（以及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即凡是宇宙中有生命的行星，都會像地球一樣，籠罩在某種具體形式的全球化精神中），初聽起來可能會顯得瘋狂，可是，它難道不是恰恰概括了一切事實，而且嚴格推論出分子化的宇宙發展線嗎？它顯得瘋狂，但在明顯的事實面前，現代大生物學家，比如朱利安·赫胥黎和J.哈爾丹，不都開始科學地研究人類，像分析所有的大腦那樣（一切事物本來平等），來分析人類的未來嗎？”（德日進：《生命與行星》，載《德日進集》，王海燕編選，黃曉敏譯，上海遠東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188頁）德日進在戰亂中看到了和平，在分裂中看到了團結性的“總合”，一如既往地對人類前途抱有信心。

戰前，德日進是“全球化”的預言者；戰后，德日進影響了“全球化”的實踐者。他以深刻的思想，推動著聯合國體系的建設。同代人中，赫胥黎、湯因比、史懷哲、李約瑟等人都是他的思想擁躉。一九八三年，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Javier Perez de Cuellar， 1920-2020）在聯合國大學舉辦的德日進紀念大會上，回顧德日進對聯合國的思想影響，他說：“我之前的兩位杰出的前任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od，1905-1961）和吳丹（U Thant，1909-1974）曾經表示說：德日進是當代能夠對人們施加巨大影響的思想家之一。我同意他們對這位哲學家的普世、人道，以及靈性思想，還有他對和平之遠見的基本評價。……今天，我們缺乏一種對于和平、友愛和普世合作的新的、全球的、人道精神的視野。所以，德日進視野中的分析和配置，對我來說就有極大的重要性。在一個剛剛開始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新的全球化時代，這個視野有益于豐富我們的討論。”遺憾的是，德日進曾經寄予厚望的聯合國在八十年代以后就陷入了困境，如今更是瀕臨“一戰”后國聯面臨的絕境。

“二戰”后的七十年里，德日進是對人類思想影響最大的人之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們曾經把他和經濟學家馬克思、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并列為二十世紀三大思想人物，我認為是恰當的。馬克思按經濟身份分別人群的理論，弗洛伊德講人性受欲望控制的理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是關于社會不和諧的理論，反映了“二戰”前哲學家對于嚴重社會問題的焦慮，是一定意義上的悲觀主義。德日進不同，他在混亂中看到了希望、從私利中看到公理，他對人類攜起手來、走到同一個終點充滿信心。他在《人的現象》中指出，人類的結局是融合，不是分裂，因為他們必定會在奧米茄點與上帝會合。在全書的最后一章“終局的大地”，德日進指出了人類心智演化的三個特征：“思想微粒的密切結合；個人、國家或種族的綜合；另外，為了要把基本人格加以聯系，而且不破壞它們，便需要在真誠同情的氣氛下有一個自立而最高的人格焦點。”（《人的現象》，206頁）這三個特征，貫以一個“合”字——人類精神的合一。

德日進的“融合”思想，初看起來確有樂觀主義色彩，容易被今天“反思全球化”的人看作思維簡單，認為他回避了“在一個演化的世界里’惡’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其實，作為一個耶穌會士，德日進對“Sins”有著更深的理解，而他也意識到會被質疑，說：“確實，’惡’一直沒有被我提到，至少沒有公開提到過。其實，它是在我所站立的整個系統的每一關節、每一支點、每一角落、每一空隙都滲透著。”（《人的現象》，227頁）以演化論看人類從“阿爾法點”到“奧米茄點”的全過程，生命世界從虛無（創世）到寂滅（審判），不可能是一種簡單的樂觀主義。德日進說的“融合”，是生命演化中的“上升”力量，而演化過程必然伴隨著“無秩序與失敗之惡”、“孤獨與焦慮之惡”與“成長之惡”、“分解之惡”。這些“惡”，德日進作為個人、國民、會士和科學家都有遭遇和見證。他的家庭與伏爾泰、孟德斯鳩都有血緣關系，算是貴胄之后；也和維特根斯坦一樣，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權力的虛妄。“作為一個純粹的生物學家，我仍能發現人類的史詩和十字架之路非常相似。”（《人的現象》，228頁）德日進的那種憂郁氣質，看上去確實也不像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經歷過兩次大戰，在華北目睹過割據、混亂、背叛，個人還遭遇了思想遺棄，德日進相信“融合”也只是生命的過程，而“天主是人類進化的終點”。當我們“反思全球化”，再回頭讀德日進，就會有這樣“理智上的悲觀，意志上的樂觀”。

二十世紀后半期出現了很多思想深刻、言辭尖銳的批判學者，在法國有薩特、福柯、德里達，在美國有喬姆斯基、理查·羅蒂、薩義德，他們和德日進有一樣的理想主義，這沒有問題。他們的思想順著各種各樣的社會沖突理論，去分別、分離和分析人群，也各有自己的道理。不一樣的是，他們主張的“多元主義”（Pluralism）經常分人群為“多”，而不是融人類為“一”。和戰前思想家德日進相比，戰后成長的一代在“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之“多”上勝過前輩，他們對東方文化更同情，對弱勢群體更關心。但是，老派的德日進對維護普世文明的核心價值，即一種基于信仰的人性尊嚴，有著更加堅定的持守。德日進并不是一個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他在演化論上堅持科學觀點，與權威教義并不配合。《人的現象》在他生前不得出版，他的人類起源學說至今還沒有得到教會的公開承認。他對天主的信仰，是他自己的信仰；他對歐洲文明傳統價值觀的維護，也是一種向著未來的預測；他基于古人類學的“創世論”（Genesis）讓他關注人類精神本體的同一性。他的“合一”思想用來維持人類的基本尊嚴。在“反思全球化”的時候，我們對德日進的這種積極的保守主義思想應更加重視。

當我們回到現實，發現“二戰”以后的全球化運動出現了大量的問題。人性之善在推動人群融合，生命中的惡也在分離人群，制造沖突。例如，二〇二一年東京奧運會比賽，讓我們看到這個曾經最為成功的全球化組織，在新冠疫情期間遭遇了巨大挫折。國際旅行限制，賽場上沒有觀眾喝彩；民族主義泛起，比賽成績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國族內不同群體分歧，不再聯名組團；性別、年齡和藥品辨識標準逐漸模糊，令比賽分組和成績記錄更加困難……奧運會如此，世博會如此，World Bank、IMF、WTO、WHO、UNESCO 莫不如此，連聯合國本身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總之，“二戰”后建立起來、曾經很有希望的全球化體系，經過五十年的運行，在二十一世紀遇到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全球化仍在延續，而全球化實踐中的弊端也必須加以限制。德日進所說的“智力結合”仍然是人類歷史的趨勢，既然人類具有智慧，能夠掌控自身命運，那就應該行動起來，對惡性全球化加以限制。目前階段，我們應該用一個 Limited globalization（有限全球化）來糾正過度、放任和濫用的全球化。提出這個“限制”并非消極，更不是否認德日進的預言。按照德日進對全球化進程的描述，二十世紀的人類受自身理性的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同時人類的演化也有目的，最終是與天主的會合。有目的，就有方向；為遵循方向，就有自我限制，限制來自我們對于終極發展方向的瞄準和校準。

“二戰”以后的“多元文化”實踐，強調的是民族獨立、社群分立、欲望釋放，對其負面效應不加限制，造成各種各樣的身份政治，令“文藝復興”和“大航海”以來具有共識的“現代性”（Modernity）普世價值相對主義化。這一波的全球化常常是把價值觀上的相對主義合法化，以致出現了西方人為了完成“政治正確”，把東方社會一些落后、反人性的傳統當作“文化”來欣賞；而亞洲、非洲和中東一些政權，又以自己的“多樣性”為憑借，抵制普世價值在當地社會的實現。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想起了德日進在北平。我一直疑惑一個問題，不解于德日進的“多元文化”觀：德日進同樣是一位耶穌會士，一九二三年來華，一九四六年離開，在北平生活了二十三年，曾和一群杰出的中國科學家翁文灝、丁文江、楊鐘健一起工作，卻從來不說漢語，也不像耶穌會的前輩利瑪竇那樣熱衷和贊美中國文化，太不“中國化”了。現在我是這樣理解：在北平腐朽、落后和混亂的狀況下，德日進是在堅持文明準則，不贊賞愚昧，不屈從權威，他堅持科學家“實事求是”的事實標準和價值判斷。雖然我覺得德日進可以區分文化和政治，對中華文明稍微溫存一些，但他對普世價值的持守，對科學和信仰的追求，確實令我更加佩服。

我認為德日進說的“奧米茄點”上的終極力量，仍然是一個隱喻，是“一個自立而最高的人格焦點”。它是寓在人性中的神性，是與主體相關的客體，是在人的欲望之外，也在其上的超越性理性。我們說，德日進的全球化思想在二十世紀的展開是浪漫的，在二十一世紀挫折性結果中也是現實的。德日進在今天仍然可以提醒我們：你們今天的全球化挫折，來自進步目標的喪失、民族—國家的強硬、人性欲望的膨脹、人群分離學說的泛濫，這些問題在德日進的《人的現象》，以及他的演講、談話、書信中都有表現。近幾年的暢銷書作者、以色列歷史學者赫拉利（Yuval Noal Harari）的說法很接近德日進。他在《人類簡史》中講“大爆炸”（Big Bang）是一個“奇點”，就是德日進講的萬物開始的“阿爾法點”。他在《未來簡史》中提到“數據主義”對人文主義的沖擊，顯示出一種無奈和恐慌，卻不及德日進對“超人”具有信心。

每次讀德日進都感到一種心靈的震撼，這種震撼來自把人作為類（Sapiens），拉開距離，將它推向歷史深處后產生的巨大空間感。如同在太空看地球是一個整體，從兩百萬年的人類演化歷史看個人、城市、民族、國家，人更是一個整體現象，隨之就獲得了一種泰然自若的大局觀。德日進認為，生命從細菌、細胞到人類、“超人類”的演化過程，最基本的方式是“配合”（Conjugation，《人的現象》，58頁）。低等級生物的無性生殖，高等級生物雌雄相配，都是生命要擴展自己規模的“聯結”方式。人類的繁殖、配合、聯結，受生命本性的驅動，始于大爆炸（阿爾法點），更是先于人類發生，因而人類自身對于這種聚集的趨勢并不能加以遏制，也就必定會走向“融合”（Convergences，《人在自然界的位置》，128頁）。如果我們把“配合”“融合”看作“人性善”的一部分，那當前的全球化被德日進承認的那四種“惡”給暫時摧毀了。“二戰”以后，隨著一系列全球治理機構的建立，各種跨“民族—國家”組織方式的運作，人們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充滿信心，德日進的樂觀主義成為UNESCO、WHO等國際人道組織的基本精神。

作為古生物學家，德日進一直認為世界不同地區發現的古人類化石遺址屬于同一來源，也都在同一時期出現了心智現象，即“智人”現代人。智人的出現是一個本體論現象，它把人類自身從“生物圈”（Biosphere）提升起來，形成了“智慧圈”（Noosphere）。最主要的是，人類心智的高級形式，如思想、文明、民族、人種都處在同一個向“奧米茄點”競奔的過程中。德日進最早提出“超人類”的預見，他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智能的全球聯網，人類會形成更高的統一性。如今，埃隆·馬斯克說德日進的“奇點（Singularity）是一個蠻正確的詞”，人已經是“超人”（superhuman）。但是，愛因斯坦警告了可怕的原子彈，霍金、馬斯克又警告了AI比原子彈更可怕，華大基因CEO也在視頻中說現代科技掌握在懷有“惡意”的人手中會極端危險。一個想要摧毀人類文明的單個分子，已經比前來阻止他的大國總統更有權力。更糟糕的是，我們不斷爭執，而其實又不太明白當今全球化的挫折，到底是民族—國家、技術壟斷寡頭、超級金融集團，抑或是一些具有分離意向的“多元化”群體意識造成的。演化的現象雜亂無章，演化的力量包括了人和人類的“惡”，一時間令演化無目的、無方向。德日進“奧米茄點”理論是一個神學目的論，他認為在最艱難的階段，生命仍然會找到一個合理的方向，給人類以最后的信心。

我不是研究德日進的專家，只是喜歡他那些精辟而有靈光的思想，常常閱讀。從一九九一年在舊金山大學做訪問研究到現在，我收集他的著作，贊嘆他的傳奇，佩服他對人類歷史的預言，長達三十年，算是一個“德粉”。更早的時候，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在徐家匯的一次會議上，從與天主教上海教區助理主教，一位博學而經歷坎坷的耶穌會士金魯賢（Aloysius Jin Luxian，1916-2013）神父的談話中獲知，“北京猿人”的發現者德日進還是一位重要的神學家。此后，在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的時候，我從馬愛德（Rev. Edward Malatesta，S. J. 1931-1998）所長那里又詳細知道了德日進在巴黎、天津、北平、紐約的生活經歷，馬神父還答應帶我去紐約找他的墓地，去巴黎看德日進協會。對我這樣一個中國學者來說，遇到德日進，是人生中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