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沒有聽說過托尼·里昂（Tony Lyons）的名字。這位美國出版商成立了獨立出版社天馬出版公司（Skyhorse Publishing），在某種程度上以藐視主流為樂。
天馬的基本商業模式是重新發行滯銷書并從中獲利。《回歸本源》（Back to Basics）這本書“幫助你用植物顏料染羊毛、嫁接樹木、養雞、用手工工具制作棚桌，以及制作藍莓桃子醬和切達奶酪等美食”，常年幫助公司維持生計。
但這不是里昂同意在中央公園水庫周圍邊散步邊接受采訪的原因。我們迎著刺骨的寒風，討論他簽下的那些由于性騷擾指控、造謠等原因大出版社選擇與之保持距離的作者。
天馬最近出版的作品包括伍迪·艾倫的回憶錄《憑空捏造》（Apropos of Nothing），該書引發了阿歇特出版集團（Hachette）旗下的大中央出版公司（Grand Central Publishing）員工罷工，隨后被放棄；菲利普·羅斯的傳記，因其作者布萊克·貝利遭受一系列指控，被W·W·諾頓公司放棄；以及諾曼·梅勒的遺作集，被該作者的長期出版商蘭登書屋拒絕。
天馬另一位有爭議的作者是反疫苗運動倡導者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他的《真實的安東尼·福奇》（The Real Anthony Fauci）一書質疑了這位白宮健康顧問與制藥業的聯系，在八周內已售出75萬冊，在亞馬遜排名第一。
不久前，肯尼迪在華盛頓特區主持了一次反疫苗集會，奧斯威辛官方紀念館說稱之為“道德和智力墮落”的標志，因為肯尼迪將美國的疫苗注射強制規定與希特勒德國的法律相提并論。
天馬出版公司發行的一些書被認為是出版界在內部或外部壓力下萎縮的證據。“我在羅斯的傳記、艾倫和肯尼迪相關的風波中都注意到，”里昂說，“你聽到的都是對作者的抨擊，而沒有對書本身的分析，或者對書的分析被對作者的討論所掩蓋。”
關于《憑空捏造》，他說，“無論你是否喜歡伍迪·艾倫，這都是一本有趣的書，他的生活有趣而具有文化意義。這一點本應被提到。而這對任何這些書來說都一樣，即使你對作者或他們的觀點有疑問。”
自然，不出版某些書既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道德上的原因。有爭議的書和作者對大出版社來說可能不再有經濟意義，但對天馬這樣的小眾出版社來說卻有利可圖，因為天馬全公司只有大約20名編輯。但這個出版社并非一直都在走這條路。創立于2006年，天馬一開始主要出版戶外運動類書籍（里昂的父親尼克是著名的蠅釣書作者），轉變的部分原因來自里昂主張“認為所有主要問題都很清晰的想法太大膽了”。
他說，如果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反對某本書，就不會讓他們負責。“我不會因為人們相信的東西而責怪他們。但與此同時，我不愿意根據其他人希望我發表的內容來決定發表什么，不管他們是誰。”
這到底是機會主義、合理的商業決定、原則問題，還是三者兼而有之，都有待商榷。天馬公司也并非總是采取意識形態的立場，公司曾同時出版兩本書，一本支持戴口罩，一本反對戴口罩。
天馬發行的書還有特朗普前律師邁克爾·科恩的回憶錄《不忠》（Disloyal）；新冠陰謀論專家朱迪·米科維茨博士合著的《腐敗之瘟》（Plague of Corruption）；以及因被指控有不當行為而被明尼蘇達公共電臺解雇的加里森·基洛的《沃貝貢湖病毒》（The Lake Wobegon Virus）。
天馬公司本身也未能幸免于內部批評。兩年前，《名利場》發表了一篇關于該出版商的簡介，引用了據稱是前雇員的話，提到騷擾、倦怠以及該公司重量輕質的特點。“當你們在這艘烏托邦式的游輪上一起悲慘地乘坐牛車時，還是有可能遇到好心人，”這位前雇員說。
當然，致力于出版大量書籍，同時保持相對較少的員工數量，意味著公司到第三年結束時收入已達到500萬美元。里昂也承認，在很多情況下，購買那些在前出版商放棄前就已經付費的圖書是不貴的。在放棄梅勒的作品集后，蘭登書屋說可以免除任何重印費用。
“問題是，我們是應該關心任何人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還是應該關心他們的創作？”里昂說，“如果我們去調查某個人的私生活，而不關心他們說了或寫了什么，那么我認為這已經到了要封殺這個人的程度。”
這種爭論很容易成為政治問題，任何關于此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領域。“封殺特朗普似乎是一個自然的、歷史性的突破，因為你不必醒來擔心他發了什么推特，”里昂承認說，“但是，如果推特可以封殺一個總統，這就變成了信息獲取的問題，以及誰——私人公司、算法或政府機構——來決定這是危險的。”
援引言論自由保護有時是為那些已經有嚴重缺陷的立場進行辯護。但言論自由不一定需要圖書合約，而天馬出版公司被批評者稱為是“一種便利的自由主義”。里昂反駁說，出版商有責任尋找新的和有趣的聲音，“這并不意味著你必須摧毀過去，或者摧毀人們對聽到那些（舊）聲音的渴望。”
“我強烈地感覺到，提出論點、讓思想自由流動、讓更有力的論點獲勝，是很重要的，”他補充道，另一種選擇是，“我們認為讓那些不夠聰明、無法分辨真偽的公眾聽到各種各樣的人和觀點，是一件危險的事。”
里昂進一步表示，不管某些人有多么反感，允許多元化的觀點是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的根本。“也許出版商的作用就是拉近人們的距離，鼓勵他們閱讀他們不贊同的東西、讓他們生氣的東西，但最終他們從中能了解一些事情，讓他們得以在憎恨的事物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能從中感受到一些細微的意義。”
（翻譯：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