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期主持人 | 潘文捷
俗話說：“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春節臨近，社交媒體上也刮起了一陣親情旋風，各種公眾號、短視頻都在展現回家的溫馨和甜蜜。
當然，家從來不是單純的避風港，小小的家中甚至會涌動起無盡的暗流。在巴金的《家》里，家庭意味著摧殘生命的封建制度，傳統家庭與禮數綱常息息相關，離開家庭和反對包辦婚姻、反對婦道孝道等舊秩序聯系在一起，脫離家庭謀求新生活的年輕人也被看作是在為破除禮教做出努力。不過，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家庭變成了從集體主義生活中逐漸剝離的個人的港灣。
對每個人來說，家庭的意味都不盡相同。對有的人來說，家庭意味著努力工作賺錢贍養家人，對有的人來說家庭意味著換尿布、帶孩子、洗衣做飯。有人會回憶起大家庭的溫暖或矛盾叢生，有人則生長于小型和核心家庭。豆瓣上有“討厭親戚”小組，關于“原生家庭”的討論常常引起熱議，《梅爾羅斯》這類影視劇則提醒我們，有時候我們甚至會變成自己最討厭的家長的模樣……當然，也有人談論起自己的父母親戚會帶著驕傲和快樂的表情。
新春佳節是親戚朋友串門聚會的時間，這個時間也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故事，抱有不同想法的長輩和后輩團聚在一起，更是容易產生觀點上的交鋒乃至沖突。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我的周圍近期掀起了要不要回家過年的討論——有的朋友哪怕核酸做到嗓子起繭都一心想要回家，但對有些人來說，有疫情要隔離只不過是為原本想要逃避家庭的心情找到了一種方便說辭。
為什么有些年輕人不愿意回家過年？我們究竟該如何與家人親人交流？在這個新自由主義時代，家庭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年里有個家，有憂亦有喜
趙釗：關于為什么現在年輕人懼怕過年回家這個話題。我有一個同學覺得，童年時期在過年時發生了家庭矛盾，這些不好的回憶和過年本身交雜在一起。比如大年三十到底要去誰家跨年，父母經常會為這件事情吵架。
一位廣東的同學害怕過年是因為他覺得廣東地區的民俗實在繁復得令人頭痛，包括團年、開年，還要去祖屋燒豬祭祖、燒紙，大年初一不能串門，屋外放炮、舞獅很吵鬧，老人會在屋里燒香，氣味非常難聞。
葉青：我每兩三個月都會回家呆個把星期，因此過年倒也沒有特別想回家，甚至有點抗拒，不是特別能理解為什么我們非要挑個日子全部聚到一塊，大肆鋪張浪費一番，屬實不太想湊這份熱鬧。每年年前都會試圖與爸媽理論一番，“我不是才回來過，過年就不回了吧。”每次也都會在“別人都回來過年，你為啥不回”之類的論調中敗下陣來。過年回家好像變成了某種為了變得和大家一樣的任務。啊！更抗拒了！
徐魯青：愿不愿意回家的關鍵可能在于和父母關系有多好。要是關系融洽還是會想回家過年，賴床到中午醒來就有一桌飯吃，還有糖粒堅果瓜子在茶幾上擺得滿滿當當，隔會兒就有人抓一把塞到手上。老家的朋友也步行可見，都是走路十來分鐘之內的住處，晚飯后隨便就能一起散個步，這是巨型城市沒有的快樂。但只和父母關系好還不夠，親戚聚集的麻煩也是阻礙回家的一大理由，我身邊有人因為不想回家聆聽親戚們的人生指導、參與打聽家底、攀比后代等傳統活動，想家的時候也會選擇在人少清凈的非節假日回去，只是見見父母和朋友。
今年過年猶豫再三，最后還是排隊做核酸回了家，因為太想念湘菜，也因為在一個地方呆的時間太久。回家過年有點像半個旅行，因為除夕時會跟父母回到他們的鄉下老家，對我來說那里的生活和習俗已經完全陌生。和城市新年不同，鄉村還能在空地里燒篝火，在除夕零點看到全村放煙花，初一在床上被其他村民拜年的聲音驚醒。這快樂或許是久經城市生活的人戴著濾鏡放大了的，而我也會抓住這樣的機會輕松地逃離城市秩序幾天，在和親戚相處到達疲倦的頂點之前，再安全地回到以前的生活里。
姜妍：疫情前我有連續十一、二年每個春節都會去臺北過年，有時候除夕前去，有時候稍微晚兩天，那邊有幾位老師相處如家人。臺北的年味并不熱烈，也沒什么人放鞭炮，聽說臺南保留的習俗多一些，不過我還沒機會感受。如果除夕夜在臺北，我會和老師一家一起守歲，夜里十二點一過，會有遠方的家人打來拜年電話簡單問候。吃年夜飯的時候，我們會盛出來一份端給后山上警衛亭里的武警衛。
認識武警衛的時候他六十歲出頭，一個人租住在離老師家不遠處的三層小閣樓，一周要上六天夜班，唯一休息的那天是周三，他會集中在這一天進行各種采買，有時候會去夜市買來烤玉米送到老師家給我吃。當然我每年從北京帶去的食物，老師們也總會分些給武警衛。我們之間說的話不多，大都是幫老師倒廚余、等垃圾車的時候閑聊幾句，因為垃圾車會停在他的崗哨旁邊，車子一來，他就會出來幫忙。閑暇時他還喜歡寫毛筆字，每年街坊鄰里送一送。老師家不管收到多少副春聯，總是會貼上武警衛那一副。
2017年春節的時候，武警衛托老師轉交給我了一封信，這讓我多少有些意外。信里他說每年我從遠方一去，他就會思念起遠方的親人，我去了，帶去了新年，我走了，新年也跟著走了。那淡淡的思親之情也就該散了。
因為疫情，我已經有三年的春節沒辦法去臺北了，很想念那邊的朋友家人們。武警衛現在不需要盼著我過去了，疫情期間他從入院、截肢、去世的每一個狀況老師都有遙遙告知我，當然我也只能在遠方用自己的方式送他一程。
親戚又見面，攻防來過招
潘文捷：小學的時候就會引經據典了——外婆：“有哪家外甥和舅舅關系不好啊！”我：“寶蓮燈。”但起碼人家沉香的舅舅（焦恩俊主演）還長得帥呢。我一般避免和舅舅有過多接觸，畢竟他的一大拿手絕活是把打壓偽裝成玩笑。有次春節回家他逮住我說你現在是在做記者，“就是狗仔吧”；又要求我替大家拍照，“那不就是你工作嗎”。小城市觀念里，長幼有序絕對不能和長輩頂嘴，特別是在外婆眼里兒子絕對不會有錯。這些都導致了我小時候過于乖巧，一味防御和被動攻擊（例如在正月思考要不要剃頭），現在我已經想通了，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陳佳靖：哈哈哈，像文捷舅舅這樣的親戚大概每個人家里都有。雖說是愛好打壓晚輩，或者說是用他們自己的價值觀甚至是偏見在評價別人，但我想能夠這樣做的前提還是因為雙方關系比較親近。至少在對方眼里，你是一個他會在意并且有些好奇的人物。那些真正疏遠的親戚反而比較客氣，因為完全不了解，就只剩下場面話可以說了。
這幾年我也學會了反抗，遇到不公正的評價會去反駁（面帶微笑：）），其實也只是想要站在成年人的立場上和對方平等交流：我們都不是小孩了，但當了大人也沒什么了不起吧？如果Ta真的是和你親近、在意你的感受的家人朋友，應該抓住這個好時機聽聽你的說法，和你交換意見，而不是一味地盤問和質疑。大過年的，誰想要不開心呢？當然，總還是有人會讓我們不開心的，我后來慢慢想通了，一些人之所以要趁著過年“指教”你，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關心你，也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焦慮——在外經商的人嫌你怎么賺得那么少，一直留在家鄉的人問你怎么老不回家，早早結婚養娃的人擔心你嫁不出去……理解到這一點我就不想再去和誰生氣了。我們最終都不能替對方生活，所以祝福別人，從我做起吧。
葉青：為佳靖和文捷的反擊鼓掌！過年飯桌上親戚的問題和反應特別能體現性別差異，和我差不多大的表姐堂妹是家里催婚催生的主要目標，她們的敷衍應答后往往跟著更多的問題和勸說，那陣仗，像是今天就要讓她們原地出嫁/生娃。輪到我時，隨便應付兩句居然就過去了！“剛分手了。”“分了好，是該多談幾個，還早還早。”“對，男人還是要以事業為主。”什么，就這嗎，你們的催婚辦架勢去哪了，我還有好多招數沒用出來呢！
潘文捷：葉青說的令我深有感觸。春節催婚催育就是大型雙標，看人下菜。一位朋友糊弄親友說，自己找對象的條件就是必須比自己小18歲，這個理論竟然得到了廣泛好評，大家認為他特別上進且自信有抱負。哇，一個女孩子說類似的話會是什么效果呢？
姜妍：我們家就還好，和父母一輩的長輩彼此相處也不算太親厚，所以見面后聊天都保持基本的禮貌距離。早幾年會被更年長一輩的親戚問個人問題，我當時引用《荒人手記》里一段兩個母親的對話進行了回答，成功脫逃，這段話是其中一位母親所說——“我的兒子不結婚，是一個不結婚的問題，你的兒子結了婚卻千千百百個問題。”我回答完，長輩說了一句“還真是”，就又陷入自己兒子千千百百個問題中了。
婆家或娘家，何處是我家
林子人：結婚前只想著happily ever after，沒料到婚后回誰家過年變成了一件每年年末都要頭疼的事。疫情前兩年我們基本是兩家都走一遍，這樣春節七天假期就頗為倉促緊張了。因疫情原因，去年和今年春節我們決定原地過年，雖然不能和家人團聚很遺憾，但要說心底沒有一絲竊喜那就是不誠實，不回家心理負擔減輕了不少。先生的家人都對我很好，可彼此的熟稔程度和情分到底是不如自個兒家里，去婆家過年總歸是要講究禮數，扮演“好媳婦”角色，不能像回自己家一樣全然地放松自如。
與此同時，我還要努力克服飲食習慣上的差異——對于一個江南人來說，晚餐主食不是米飯而是粥、饅頭和饃真的是一大文化沖擊。另一方面，回自己家也會有傷腦筋的地方。恰恰是因為是自己爸媽，他們可以以“為你好”的名義嘮叨你：少吃外賣啦，別熬夜啦，抓緊時間生娃啦……在我發作過幾次后爸媽學乖了，元旦回家時他們沒有再當面提生娃的事。但是！他們和各自的朋友打電話問候新年聊到子女問題時，幾乎一模一樣地嗔怪道“我女兒啥都好，就是不肯生孩子”，又正正好好地落進我耳朵里，如果是有意的話那我不禁要為爸媽的迂回策略擊節叫好。
董子琪：現在回不回家對我來說變成了一個特別難的問題，因為不光有自己家，還有婆家，我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去過娘家或婆家過年了，既然不能決定去哪邊就按兵不動，如果說以目的地懸而未決來評判是否有過年自由，我確實實現了自由。但也挺沒意思的，只能自己給自己買旺旺大禮包增添節日氣氛。可能同樣是想終結這種懸而未決，今年婆家將整個河南搬到了上海，兩位老人驅車800公里滿載著面粉、粉條、蔬菜和豬肉送溫暖，令我足不出戶就沐浴于中原大地的忠厚氣息中。
在自家過年再難都不可能難過婆家，婆家肯定不算原生家庭，算再生家庭還是重生家庭？可能對大部分結婚的女生來說都不能算是一個可以安穩棲息的港灣，更像是年底kpi終極驗收的甲方單位。我從2017年就覺得媳婦的驗收標準和一床棉被差不多，實用、暖和、順從、透著歡喜的勁兒，現在多年過去，我還是不覺得自己會是一床好被褥。所以就需要屏息凝神收斂偽裝，這對我來說是個是個力氣活。（所以我告訴公婆我要去公司打卡，然而現在咖啡店寫下這段話。其實我仍然保持著誠實，現在居家生活也一樣是打卡，早上出門只是從家里簽退而已，為了保證kpi，晚餐時間還是會去回家簽到扮演被褥的。）跟這個相比，各位是否覺得回家過年還算是不錯的？我好像從來沒有像此刻一樣想回家，也很想念因為懸而未決的狀態而多年未見的叔嬸、姨媽、姨夫和哥哥姐姐。希望明年我可以帶著旺旺大禮包回自家過年。
林子人：人類學家閻云翔提出了“新家庭主義”的概念，根據他的觀察，近年來中國家庭出現了一種顯著的趨勢，就是家庭生活中心和資源從祖輩向子代和孫代轉移。隨著中國社會顯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風險社會的特征，個體如何應對系統性風險成為額一個每個人都無法忽視的問題，此時人們發現，家庭成為了為個體抵御風險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庇護所。在新家庭主義下，個體的成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整個家庭的成功，而這種成功的衡量標準是非常物質主義的。
能夠得到家庭庇護的前提是家庭足夠強大，對于許多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父輩和自己在經濟實力、人脈關系、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這既是一種助力，也會是一種煩惱。前幾天讀羅雅琳的《上升的大地》，書中分析“鄉怨”敘事的那一章節對我很有啟發。羅雅琳注意到，無論是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還是各種春節返鄉“吐槽親戚”的帖子，背后涌動的對立情緒其實都源自“‘小城中產的孩子們’在受過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與父輩之間的斗爭”。這些在社交媒體上吐槽的返鄉年輕人的真實身份，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都市新窮人”。讀到這里我立刻就反應過來我對爸媽嘮叨的不耐煩情緒究竟源自何處：和面臨高企生活成本、經濟下行和種種不確定性的年輕人相比，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順利實現財富積累的上一代人對未來的預期是不同的，他們的生活經驗恐怕也很難給予年輕人有意義的參考。所以正如佳靖所說，我們最終都不能替對方生活，給予彼此愛、尊重與適當的距離，或許才是家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