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對于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一年增長48萬人口意味著什么？中國究竟應該保持多大規模人口，或者說中國國土究竟能夠容納多少人？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2021年最新人口數據，再次引發人們對中國人口數量相關話題的討論。

實際上，這種“適度人口論”一直是人口學界的長期爭議，也是人口控制政策的理論基石。從最初對“人口爆炸”的憂慮，到“3億”“8億”等不同“適度人口”論證，再到生育率走低后人口結構問題顯現，學界對人口規模的關注在逐漸淡化，對“適度人口論”的認識也在不斷調整，修正。

回望“適度人口論”在中國的變遷過程，有助于理解當下中國人口現狀的成因，并為未來創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凝聚共識。

1980年代：規模控制

“適度人口”理論的奠基者是英國經濟學家E.坎南。1888年，他在《初等政治經濟學》中認為，“適度人口”即是處于“最大收益點”的人口規模。而該學說的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

但“最大收益點”的人口規模如何確定？上世紀中期，技術革命和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使得世界人口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出現空前增長，一些經濟、社會學家也試圖論證一個國家的適度人口規模。這也成為日后計劃生育政策發展的理論基石。

1948年，英國經濟學家福格特在其著作《生存之路》中提出，地球最大承載的人口規模為22億 。1971年，美國學者保羅在其著名的《人口爆炸》一書中認為，當時全世界人口約35億人已達到極限，并預言未來即將爆發全球性的人口過剩危機。

在中國，第一個提出適度人口規模的是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上世紀50年代，留美歸來的社會學博士孫本文從中國當時的糧食生產水平和勞動就業角度出發，提出8億人口是中國最適度的人口規模，此觀點廣為流傳。

中國的計劃生育起步于1960年代，但在整個1970年代，計生工作的手段被認為是以“和風細雨”的倡導為主，而非強制。到1970年代末，控制生育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

1978年，著名控制論專家宋健以控制論方法預測中國人口走勢。他們從淡水供應來分析，認為中國淡水資源最多養活6.5億人，從各類農產品增長和蛋白質供應標準預測，中國到2050年最多容納7.38億人。

1980年，新華社評價其是“從自然科學的基本理論出發，應用控制論方法對我國人口發展問題了理論研究和數值分析”。 宋健團隊在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媒體撰文，主張推行獨生子女政策，造成影響廣泛，被認為是獨生子女政策落地的重要推手。

1980年，中央發布《關于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成為獨生子女政策出臺的標志。這封公開信還提出經濟發展翻兩番的戰略方針，為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一方面要進一步控制人口數量。1980年召開的“十二大”最終明確，到20世紀末將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

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云回憶，有關部門認識到這個目標很難實現，后來在表述上已經開始有些變化，“比如把‘12億以內’改為‘12億左右’”。

在1983年出版的《人口學》中，梁中堂認為，“適度人口論“是“拋開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離開一定的社會關系討論人口發展的，他們以為僅僅依依靠人口的增加或減少，就可以使國民收入得到提高，這本質上還是‘人口決定論’。”

地球能養活多少人？

進入1990年代后，控制人口規模作為政策方向，獨生子女政策進一步得到鞏固。這一時期，適度人口論仍受一些學者青睞，但因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研究得出的結論要比1980年高出不少。

1990年，中國科學院發表《中國土地資源生產能力及人口承載量研究》，認為中國糧食最大總產量中，按人均占有600公斤，500公斤，400公斤的不同標準計算，人口承載力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即從16.6億到13.8億不等。

1992年，中國人口總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總和生育率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為2.1左右才能保證每代人的數量穩定。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意味著，中國最終將進入人口負增長的風險中。

不過，由于當時中國人口仍處于持續增長中，且在1995年達到12億規模，低生育率風險并未引起重視。

在世界上，有關人口爆炸、適度人口的討論仍不絕于耳。19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發表《誰來養活中國？》，認為中國到21世紀30年代人口將超過16億，糧食缺口達3億噸。這個驚悚的結論引起國際輿論巨大反響。

1995年，美國人口學家科恩在其出版的《地球能養活多少人》一書中，對截至當時學者估算的65個地球的最大人口容量值做了個總結，提到這些數字存在巨大的差異，從最低的不到10億到最高的超過千億。

中國的一些人口學者仍在論證一個適合中國的人口規模。1996年，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朱國宏對土地資源承載的人口承載力研究認為，中國最大承載力人口為16.6億人。1998年，人口學者袁建華等從人均淡水資源估算得出結論，中國的適度人口為11.45億。

不過，一些人口學者已預感到，過度強調對人口規模的控制，將讓未來中國面臨嚴峻挑戰。1997年，李建新在《人口研究》撰文預測，21世紀中國人口總數在2020-2030年代達到最大值，區間為14.27億至15.12億，由于生育率掉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國人口未來會面臨負增長風險。

李建新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被認為是人口學者中繼梁中堂、曾毅之后旗幟鮮明地呼吁政策調整的學者。他告訴界面新聞， 1992年他在北京大學讀博士開始關注人口問題，這篇論文是其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此后還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論證2000年為最佳政策調整期，并和翟振武、李小平等學者展開爭論。

最近，他的這篇25年前的論文被《文化縱橫》雜志重新發現，并引發關注。李建新在文章中論證，人口結構的變化還會帶來嚴重老齡化問題，并預測2020-2040年代中國老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比重將超20％，2060年代將超25％，并繼續增長。

李建新當時判斷，2020年代以后，中國將無法避免人口規模問題和人口結構問題的兩難局面。彼時，他強烈建議“必須未雨綢繆，改變那種片面強調人口數量對資源環境壓力、夸大人口數量對社會經濟發展消極的觀點”，糾正“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國人口問題就是數量問題”的一邊倒認識，盡快把人口年齡結構調整納入人口政策中，及時調整當時嚴格“一孩”計劃生育政策。

人口不是貧窮的根源

進入新千年以后，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上升為國家法律。“人口問題是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問題”這一認識得到強化，并主導了未來十年中國人口政策的走向。不過，適度人口規模話題仍不時在人口學界引發爭議。

2002年，學術期刊《人口研究》以《中國人口數量：究竟多少億才合適?》為題，對該問題進行探討，不同學者的觀點分歧仍然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認為，中國的長遠人口目標應該確定為：100年后應力求降到8億，并力爭達到更低水平，“無論如何不應高于10億，200年后降到3億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億。”

“8-10億人口的中國，生活質量不可能有多么美好；3-5億的人口數量，人民生活和山川景色才真正有可能‘令華夏子孫竟折腰’。” 他認為，要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總和生育率必須進一步迅速降低并長期保持下去。在百年內，任何高于或等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是絕對不可取的。要實現100年以后8億以內人口目標，總和生育率必須長期保持在低于1.6的水平。 

李建新則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不能以追求減少人口數量為目標，否則就是人口數量決定論的翻版。追求減少人口數量目標是割裂了人口數量與結構的辨證關系，完全低估了人口年齡性別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他引用了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在目前的國情、國力和資源、環境條件下，人口更少一些比人口多一些更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劉爽當時認為。但她表示，證明200年后中國人口形勢，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是否適宜，為我們的能力所不及，也不應該在國家決策的視野范圍內。在探討人口發展目標時，應小心地度量和謹慎的解釋。

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為1.22，有學者認為這一結果存在漏報，原國家計生委對外稱修正后的數據為1.8，這引起了學界的普遍擔憂，并促使顧寶昌、王豐等人口學者兩次大規模建言。

2000年以后，網絡的興起讓一些獨立人口研究者得以表達不同觀點，特別是易富賢、何亞福等人發表大量文章，對生育控制政策提出多方面異議，影響廣泛。新千年的發展經驗也在提醒人們，隨著人口增長，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在提高，過去對“人口爆炸”的擔憂，許多適度人口規模的預測正在被推翻。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認為，需要把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看成是“錯綜復雜的、可變的，甚至是松弛的，而不是簡單地看成是單純正的或單純負的關系”。

他在2009年撰文指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貧窮突出了中國人口規模的問題，但是人口規模絕不是貧窮和落后的根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每年仍以平均1500萬的速度增長，然而今天的生活水平比30年前有了極大的提高，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主要并不是因為中國人口總量減少了，而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和創新的結果。

2010年，有媒體詢問何亞福，中國保持多少人口適度，何亞福回答：“每個家庭都有一個適度人口，這個適度人口只應由這個家庭來決定，只要每個家庭的人口都適度了，那么全國人口的最佳數量也就達到了。”

“適度人口”研究啟示

人口形勢的變化和經濟的發展，逐漸改變人們對中國人口規模的認識。

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為13.4億，雖然規模繼續增加，但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更讓學界憂慮的是，本次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8，即便存在漏報，也足以引起重視。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當時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人口爆炸的引線已經拆除”。

2013年底，千呼萬喚之下， “單獨二孩”政策終于出臺。但學界并不滿意，呼吁生育政策調整的聲音更加急切。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至此，人們對人口規模的擔憂開始減弱，而更多轉為對人口結構，比如老齡化、性別比等問題的關注上來。

近10年來，因人均壽命增加和相對充足的70后、80后育齡婦女，中國人口規模仍在增加，但受制于生育率降低和育齡婦女逐年減少，增長規模正在逐步放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末全國人口為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僅增加48萬人，自然增長率創有史以來新低。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第一次超過14%，老齡化進一步加劇。

“在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一年增加48萬人相當于零增長。”何亞福表示。此前“育媧人口研究”對未來人口預測的“中方案”提出，中國人口到2040年將降至13.45億。

40年時間，人們對中國人口的認識，從對“人口爆炸”的關注轉為對人口萎縮的憂慮，適度人口規模也再次被社會提及，不過學界對這一概念賦予了新的認識。

“‘適度人口’只是一個抽象理論概念，測算需要諸多長期假設，從歷史情況看很難給予準確結論。人口承載力也隨著技術進步不斷提高，不存在靜態、絕對的適度人口。” 恒大研究院原研究員熊柴表示。

陳衛在十多年前就指出，人口容量研究對中國的啟示極其深刻，它揭示出關于地球能養活多少人的爭論將一直繼續下去，“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不會有，將來也永遠不會有”。他認為，人口容量研究的真正價值不在于容量的“值”，而在于其在啟發人們認識和指導人們行動中起到的作用。因此，中國更應該關注如何制定各種人口政策，以協調人口與經濟之間的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