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藍鯨教育 古氘

有媒體報道，深圳技師學院畢業生每人都拿到了2-4個offer，“職業技術學院學生未畢業即被搶空” 一度沖上微博熱搜。

同樣是職校，湖南一職校學生參加實習致殘，學校和企業被曝相互推諉責任尚且引發對職校強制實習的批評。黑龍江一職校學生干部查寢時官威十足，諷刺之聲不絕于耳。

在公共輿論場中，職校的形象向來充斥著矛盾色彩。

在教育變革的當下，職業教育站上風口，但當前的職校教育真的能給職校生帶來光明的前途嗎？

職校=一技之長？

就讀職校是價格不菲的選擇。

據了解，普通公辦中高職三年學制下，普遍要花費3萬—6萬元，民營中高職學費則更貴，有的一年學費高達2萬元。對于家長而言，職校通常不是第一選擇。往往是因為成績不理想，把孩子送到職校，讓他們掌握一技之長，進而有安身立命的本領。對家長而言，如果能學到本領，學雜費高也并非無法接受。但這些就讀職校的孩子們，真的學到了一技之長嗎？

學者杜連森讀博期間，曾到某職業技術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民族志研究，并把他的發現寫進《“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一文。其中提到，他所在學校的核心工作是對學生的規訓和管理，技能學習只是“皮毛”。

例如，該校規定學生在校期間必須佩戴胸卡，并專門安排值班老師和學生干部檢查。對于原因，學工處主任這樣解釋道：“我們要求戴胸卡，為什么戴胸卡?因為我們現在將企業文化慢慢融入到教育教學工作中來了。因為你去企業里要戴胸卡，但是戴胸卡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養成的。可能是我們把這種企業文化意識慢慢融進來以后，便于他們就業了，很快地能適應崗位的需求。”

不止于此，從進校檢查胸卡、課間跑操、教室6s管理、晚上查自習到宿舍禁止充電，該校制定了一整套管理規范，幾乎覆蓋了學生在校的所有時間和場所。

在一次學校辦公會議上，該校校長將加強學生管理的意義描述為：“說實話，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是多辦一所學校，少辦一所監獄”。在不出事的心態下，學校對學生的要求是只要不出人身安全問題即可，能學到多少知識和技能是最不重要的問題。比起教育場所，這樣的職校更像是一處“托兒所”。

抱著學一技之長的心態上學，學到的卻多是企業細規章制度，學習生活也是半軍事化管理，職校為何要這樣做？

這大概有其現實根源。有學者認為，這和分工方式破壞傳統技能概念有關。在當代工業生產中，科學技術知識集中在管理和設計部門，留給普通工人的是一種重新解釋的、不完全的技能概念，“重復而熟練的動作”“保持專注”“速度即技能”，這也是網友討論的技工和普工的區別。對普工而言，速度和靈巧是最重要的，一般不涉及復雜的腦力分析，“皮毛”式的技能水平就足夠應付工作需要。

過度注重管理和約束，在某種程度上是違背青少年天性的。因此，加強管理，壓縮教學，催生的確實反學校文化。遲到、曠課、睡覺、說臟話、玩手機游戲……屢見不鮮。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很難不被同化。

有媒體報道，在中職擔任專業課教師的王老師曾對專業和教學充滿熱情，希望把教研成果講給學生聽，但聽者寥寥，這讓他長期痛苦不已。認識到自己教得太深的問題后，他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現在，他依然希望把學生教好，但對學生的期待已經和早年不同了。

“中職學生的未來就是一個熟練工人，幾個簡單操作，如何擰螺絲，你教他三年，反復擰、反復擰，肯定都會了。”王老師說。

職校生的隱痛

“在工廠待過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了。”

剛在縣城一家電子廠結束五個月實習的職校生俊華這樣表示。

今年3月，計算機專業的俊華被送進一家電子廠實習，負責在流水線上拼裝零件。進廠沒兩天，俊華的雙手就被零件磨出了血泡。在工廠里，俊華每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名義上是八小時工作制，但加班是常態，沒有人反抗。”

好在實習的報酬“不菲”，他每個月可以拿到3000-4000元的工資，和正式員工相差無幾。比起一些被強制無薪實習的職校同學，他已經是少有的“幸運兒”。

在職校，最后一個學年的實習是順利畢業的必要條件。即使職校學生絕大部分時間和企業并沒有關聯，仍會被突然拉入工作現場。

畢竟是第一次接觸真實工作環境，多數職校生普遍對實習懷有較大的期待。但從現實看，高強度且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會讓他們的熱情很快消失殆盡。

“我進廠實習頭兩個月都在削毛邊，一個接一個不停削，根本不需要大腦進行任何思考。廠里有個師傅已經干這個工作五年了，也沒有任何晉升機會。”“剛進公司我的期望值很高，但慢慢發現，每天活得像個機器人一樣。”這些都是藍鯨教育看到的反饋。

工作枯燥并非唯一的問題。根據公開報道，2017年，沈陽城市建設學院強制學生暑期到富士康實習，被遼寧省教育廳叫停；2019年，河北渤海理工職業學院的學生向媒體反映，他們被學校安排到與專業毫不相干的實習崗位；2020年，山東省沂水縣一職業學校學生實習期間墜亡，后發現他已經連上半個月夜班，期間跟家人傾訴“太累了”……

強制實習、專業不對口、工作時長超標、報酬不到位、工作環境差、沒有人身安全保障……最后一學年的實習是很多職校生無法宣之于口的隱痛。

好不容易挨過實習，職校生就能迎來美好的工作和想要的生活了嗎？現實卻并沒有想象中美好。

就像當初上職校一樣，這些學生畢業后的選擇仍舊十分有限。以中職生為例，他們一般被分為三類：參加對口高考、直升本校大專、直接畢業。由于沒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科基礎，與普高學生競爭的贏面不大，就業成了多數職校生的選擇。

近年來，職校生的就業率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教育部數據顯示，中職畢業生就業率連續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職畢業生半年后就業率超過90%。然而，高就業率并沒有帶來高就業質量，職校生就業質量欠佳主要體現在報酬和專業匹配度兩方面。

一方面，職校生的薪酬收入及社保待遇都比較低。數據顯示，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率超過本科畢業生，但平均月收入較本科生仍有較大差距。2019屆本科生平均月收入為5440元，而高職生僅有4295元。

另一方面，職校生就業的專業匹配度不高。從業人士表示，在有些領域，職業教育存在專業匹配度較低、畢業生工作與就業期待吻合度不高、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較低、畢業生離職率相對較高等情況。

究其原因，或許和職校培養與企業需求存在供需反差有關。制造業技能人才缺口長期存在，“技工荒”與“招工難”現象并存。而部分職校卻滯后于市場，導致學生畢業后成為普工的概率較大，時間和精力長期被浪費在替代性極強的簡單工作中。

而且，社會對職校學生的評價普遍不高，政策導向和社會觀念存在“上熱下冷”的情況。調查顯示，96.33%的受訪者認為，社會上仍然存在對技術工人的職業歧視或偏見，大多數職校生身上依然被迫貼著“失敗者”的標簽。

2020年，中職招生占高中階段教育的41.7%。對于這41.7%來說，困境是普遍的，光明的前途似乎難以到達。

前路何方？

如何讓光明滲透進這41.7%的學生當中？國家、社會、學校的努力缺一不可。

業內人士表示，首先要讓職業技術學校回歸學校的定位，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能力依然是評估人才最重要的標準之一，職校生的潛能需要朝正確的方向精準開發。而要研發高質量、契合市場需求的課程，讓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盡可能多參與進來至關重要。若職校對用人單位的需求、當地產業經濟發展都不夠了解，那么專業設置和課程都必然落后于時代。

在這方面，德國和瑞士的“雙軌學習模式”即結合職場培訓和課堂學習，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可。企業和職業教育機構合作提供職場培訓，實施學徒制。學生一周在公司實習3-4天，其余時間進行課堂培訓。

事實上，校企合作共建一直是我國職業教育提倡的模式之一，不過，在設計課程、提供課程、向學生提供反饋意見方面，雇主需要更多參與進來。而目前，已經有一些地區的職校做出了嘗試，它們因地制宜，基于當地特色設有白酒釀造專業、陶瓷設計專業、珠寶設計專業等，并在探索和地方產業合作的更多可能。

其次，頂層設計上依然需要支持，最重要的是資金投入，這或許可以借鑒英國的學徒制征費制度。2017年起，英國政府推出學徒制征稅，要求雇主分擔學徒培訓和培養英國工作人口的費用。任何行業每年工資支出超過300萬英鎊的雇主都要繳納總薪資的0.5%，這筆費用以“數碼基金”的形式保存在雇主的學徒服務賬戶中，用來支付學徒每月的培訓和評估費用。讓企業參與進人才培養，能增大職業教育經費支持力度，并確保學生得到更符合市場需求的培訓。

在保障職校學生權益、破除就業市場唯名校及唯學歷論上，也需要更多配套舉措，例如，破除職校生在戶籍、職稱、薪酬等方面的體制機制障礙，是提升其就業質量的重要舉措。

此外，要對職校學生的心理健康給予更多關注，正確引領職校生擺脫“失敗者”的標簽，從心底里樹立自信，養成健康的心態。社會也要給予這部分群體更多尊重，斬斷鄙視鏈，營造良好的就業氛圍。

眼下，職校質量區域差異大、培養和市場需求不符、學生就業質量低、社會觀念尚未扭轉……

但職教的前途是光明的。《民促法》鼓勵企業資本依法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職業學校。11月，人社部印發《通知》明確，保障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畢業生參加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的合法權益和平等競爭機會。

“我去了職校，你去了高中，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在未來也許真的能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