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歲末的最后一天被稱為“歲除”，意為舊歲至此而除，另換新歲。受疫情影響，很多人無法回家過年，界面文化編輯部也有幾位伙伴留在自己平日工作的城市里，將獨自或與朋友一起度過這個特殊的除夕。如果你已經與家人團聚，那祝你和家人團圓吉祥；如果你也一樣在異地度過春節，也愿你有一個想家但仍有些許快樂自在的春節假期。

在界面文化春節例行停更之前，趕在牛年的最后一天，我們還要為大家奉上一份春節書單，無論你是在打掃、烹飪、聚會、搶紅包的間隙還是等待春晚的過程中，都不妨一覽——《符號里的中國》把我們目之所及的各種中國符號背后的故事娓娓道來；《北京的春節》則是一幅展現北方春節民風民俗的畫卷；《古代中國的節日》讓我們知道，在漢代中國的一年可以有五個不同的起始日期，這背后是古代中國人獨特的宇宙觀和世界觀；《革命與節日》講述的是我們今天熟悉的節日是如何受到革命話語的影響，和今天的生活關系尤為緊密；《逐鹿春晚》一書為我們揭開春晚一個節目從創意階段到與觀眾見面為什么會經過無數次的篩選，各種視聽符號如何最終得以呈現。

《符號里的中國》

關于春節的起源有各種各樣的假說，而這一期間的民俗事項在千年的時間里產生了諸多象征性的文化符號——吃年夜飯、貼春聯、換黃歷、剪窗花、貼“?！弊?、放爆竹、掛燈籠，當然，人們還會津津有味地討論生肖和本命年。即便你沒有刻意關注這些符號，也可能會在走街串巷的過程中看到各種各樣的龍鳳祥瑞圖案或獅子、貔貅裝飾，以及寓意吉祥的蝙蝠紋樣、門口貼的財神門神福祿壽眾神，還有可能在鄉間的小路上偶遇城隍爺和土地公。這些符號是怎么來的？背后有著什么樣的傳說或者傳統？

雖說辛亥革命規定1月1日為新年之后，公歷對農歷產生了不小的沖擊，但由于諸多傳統因素，公歷元旦還難以完全替代農歷新年，春節正是對我們自己的傳統進行深入挖掘的好機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文學院教師、文學系主任趙運濤的《符號里的中國》為我們理解傳統民俗提供了一把鑰匙。這本書既講解了當下的文化常識，也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各種符號的演變。他不僅聯系了讀者耳熟能詳的《西游記》《紅樓夢》等作品，還能夠結合時事——例如近年來頻頻“上新”的三星堆——來講解民俗中的符號，有很強的可讀性。

《北京的春節》

老舍寫過一篇有名的《北京的春節》，從臘八寫到正月十九，展現出了一幅老北京春節的民風民俗畫卷，也對比了新舊社會的春節，強調了新社會的移風易俗。而這本《北京的春節》來源于作者何大齊在《北京晚報》連載的北京風俗畫系列。

麻雷子、炮打燈、大鐘花、耗子屎，這些都是什么？空竹、琉璃喇叭、噗噗噔兒，這些有什么好玩的？何大齊以老北京從“臘八”到“二月二龍抬頭”的春節習俗串起相關民俗和生活記憶，其中一些習俗可能就連本地人都說不出門道。隨著生活的富足，新衣服、糖果、壓歲錢好像已經沒有從前那么令人向往，但在不斷往前進的同時，我們也忽略了不少富有趣味的生活細節。只要翻開八十多歲的何大齊與他的兒子、孫子三代人共同創作的這本書，一代代人共享的年味兒依然撲面而來。千年的民風民俗可能會因為疫情有一時的暫停，但也必將有更興盛的傳承。

《古代中國的節日》

在美國漢學家德克·卜德 (Derk Bodde) 看來，通過對中國節慶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傳統思想。卜德對中國節日以及中國民間信仰和風俗的興趣持續了四十年。他看到，中國的文化精神并不僅僅體現在儒家經典中，也體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因此他把節日看作了解百姓生活和信仰的突破口。中國思想家認為，人存在于包涵萬物的宇宙中，人是宇宙的中心，相對于萬物是獨立的存在，而宇宙是循環的生命體，死亡意味著重生，這個特點也體現在四季的循環中。卜德提到，中華民族比任何民族都更加重視節慶，而且中國人進行儀式都是露天舉行，不是在建筑物里，這并非巧合。

雖然和卜德同一時期的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的節日研究多集中于現代，但是卜德認為，漢代發揮著中國封建制基石的作用。他討論了漢代儒學的社會觀和宇宙觀，以及民間信仰、價值觀和哲學世界觀的融通。在漢代時，人們的一年有多個開端——有五個日子可以被用來辭舊迎新，都可以作為一年的開始，這是怎么來的呢？答案就在《古代中國的節日》一書之中。

《革命與節日》

老舍在《北京的春節》里談到了舊社會和新社會過節的不同感受，文章結尾寫道：“現在過年沒有以前那么熱鬧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們過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現在是大家勞動終歲，大家也應當快樂地過節。”舊社會進入新社會之后，節日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這些變化有著什么樣的意味呢？《革命與節日：華北根據地節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書作者韓曉莉看到，近代民族國家建立后，傳統節日被視作現代文明的對立面，成為改造的對象。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就宣布廢除夏歷紀年，取消大多數傳統節日，推廣一套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新節日，借以打造嶄新的國民意識。雖然民國政府對節日文化除舊布新的強勢改造并未收到預期效果，但是節日本身受到了來自官方越來越多的關注。

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根據地的建立，節日作為社會動員的媒介和孔道逐漸被中國共產黨重視。通過改造傳統節日、引入和創造新節日以及改變舊有節日文化活動的形式和內容，將革命與生產的現代主題融入節日中，使民眾在熱烈的氣氛里受到教育。根據地的節日文化建設體現了以文化為中介對根據地社會的“治理”，經過這樣的文化“治理”，節日被賦予更多政治意義，組織和參與節日活動不再只是民眾的自發行為，而是成為政府領導下的革命工作。

韓曉莉認為，一方面，民眾正是在參與節日活動的過程中“了解了時事，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覺悟，進而強化了集體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從這個角度講，對根據地節日的改造無疑是成功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些戰爭年代社會動員和社會教化的經驗被繼承下來，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革命性和現代性一直是官方組織節日文化活動的主要標準。但是另一方面，過分強調節日的政治與現實意義也帶來了文化符號與文化內涵的斷裂，造成傳統節日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的分割，“這種斷裂和分割延續到今天的最直觀的感受，恐怕就是傳統節日的節味越來越淡?！?/span>

《逐鹿春晚：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和領導權問題》

春節的一大傳統活動大概就是一家人圍坐在一起看春晚，這也是國家級晚會和改革開放創造出來的中國“新民俗”。不過，沉迷于相聲小品歌舞雜技的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春晚的主題是怎么定的，選誰做主持人，選哪些明星登臺，背后都有什么樣的玄機？為什么春晚舞臺上幾乎沒有知識分子的身影？節目的篩選和審查是如何進行的，對各種視聽符號進行“清潔過濾”的標準是什么？要知道，一個節目從創意到與觀眾見面，可能會經過無數次的審查，這也顯示出了主導文化符號生產的謹慎。

《逐鹿春晚》一書作者師力斌認為，春晚體現了中國特色的文化領導權實踐。他看到，過去很多研究一邊倒地把觀眾看做是法蘭克福學派意義上的“上當受騙者”，但春晚并不是觀念的牢籠，而是意義協商、談判和爭奪的場所，涉及民族文化的爭奪、地域文化的爭奪、社會各階層文化的爭奪、資本的爭奪、權力的爭奪、時尚和觀念的爭奪、文藝樣式之間的爭奪等等。從歷史的角度看，在以春晚為代表的娛樂化思潮中，中國故事被表征為從告別革命到消費革命的轉變，主導文化的運作從單一僵硬的管理轉為對文化符號生產的彈性掌控，從波及全社會的大規模運動轉變為潤物無聲的娛樂消費。央視大量吸收資本主義娛樂產業的編碼方式和營運策略，有效配置官方、民間、國際等多重話語資源，也顯示出了主導話語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