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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第二集:王富玉受賄超4.5億,吃喝不愁不知道要錢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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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第二集:王富玉受賄超4.5億,吃喝不愁不知道要錢干嘛

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賄的金額,黨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達70%以上,黨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過30%。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2022年1月16日晚,反腐專題片《零容忍》第二集《打虎拍蠅》播出,通過貴州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王富玉案,甘肅省永登縣民政局低保辦原主任趙永璉侵害困難群眾利益案,江蘇儀征基層糧站貪腐案,反映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就在身邊、正風肅紀反腐就在身邊、紀檢監察就在身邊。

“期權式腐敗”典型

王富玉曾任省部級領導干部長達20余年,先后在海南、貴州擔任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王富玉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審查調查。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訴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規劃審批、職務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4.34億元。2019至2020年離職后還利用影響力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1735萬余元。王富玉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王衡介紹,王富玉違紀違法、收錢斂財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一直到被留置前幾天,他還在收私營企業主所送的錢財,延續的時間很長,隱藏得也非常深。

王富玉利用職務便利和影響力在工程承攬、土地開發、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額財物。專案組發現了多套涉案房產,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違紀違法所得購買,還有的是老板買下長期供他使用。專題片播放了王富玉在貴陽長期使用的一套豪華別墅的內景,系由關系密切的老板出資進行了高檔裝修,電影廳、健身房一應俱全,陳設細節無不講究。這套別墅緊鄰高爾夫球場,推開窗就是一望無際的綠茵,王富玉酷愛打高爾夫,想打球了隨時就能下樓揮桿漫步。

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亞、瓊山等多個城市擔任過市長、市委書記等職務,海南發展旅游度假產業,高爾夫球場逐漸興起,王富玉就在那時迷上了打高爾夫,也正是在球場上,和不少老板逐漸打得火熱。

有意思的是,別墅客廳里滿墻掛的文字,都在標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間掛的是康熙年間一位知縣的名言:“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兩側掛的是一名老板送給王富玉的一副對聯:“做人好心潔如玉,為民精神富若仙”,煞費苦心地將“富玉”二字藏在對聯中,對王富玉奉承吹捧。墻上文字和豪華別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兩面人”做派的生動寫照。

“王富玉表面上把自己包裝成清正廉潔,但實際上,貪圖享樂、追求奢靡生活的問題,在王富玉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他甚至想著冬天要住三亞,夏天要住貴陽,春天、秋天要住深圳,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亞、深圳、貴陽給他買房,然后再裝修。”王衡介紹。

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當時的海南瓊山市,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首次嘗到了“一把手”的滋味。作為交換,買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當時瓊山的重點項目海瑞大橋的部分工程。此后,王富玉陸續安排多名私營企業主在多地購買了多套房產,放在親屬名下;收受的大量錢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

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陳鑫”在河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自己則用假名“陳克孝”在河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用虛假身份證開設多個銀行賬戶,累計存入上億元錢款。王富玉自認為隱藏周密,沒人會發現;又位高權重,沒人能監督,逐漸敬畏之心全無,乃至到了黨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斂不收手。涉嫌受賄的金額,黨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達70%以上,黨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過30%。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主席,他感到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錢斂財的行為更加瘋狂。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強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級高官不斷落馬,連王富玉的弟弟都勸他考慮收手,他卻仍然膽大妄為。

茅臺酒是貴州獨有的稀缺資源,王富玉自然也不會放過利用這個資源的機會。他利用權力為兒子王斌獲取茅臺專賣店經營資格,又違規獲取大量茅臺精品酒指標,賺取巨額利潤。2014年,茅臺集團在三亞投資開發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請托王富玉幫忙承攬項目建設,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與沈某以“合作”為名在前臺辦事,自己藏身幕后運作。

隨后沈某順利中標,王富以“合作方”名義坐收45%的利潤分成。2015到2020年之間,沈某按照約定陸續將錢轉給王富。王富玉弟弟介紹,賄款“總體應該有個6000多萬,這么大一筆錢給他,他也沒有辦法處理,他說就放你那兒,先把它保管下來。”

王富玉還通過兒子王斌收受巨額賄賂,也是打著王斌與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從事園林綠化的私營企業就以這種方式向王斌輸送利益6000多萬,王富玉則幫助他承攬了一系列大型項目。

在持續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下,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種規避監督的手段,先幫老板辦事,等退休后再收錢,堪稱“期權式腐敗”典型。

“老板對他有承諾,說你現在在位不方便,退休之后我給你什么樣的一些保障。退休之后,他一度認為自己已經安全著陸了,主動打電話提醒這些商人老板,說這個承諾你該兌現了。”王衡介紹。

意味深長的是,被查后的王富玉對著鏡頭懺悔:“我不知道要錢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錢干什么,埋你啊!我現在知道我瘋狂的貪欲登峰造極,但我不知道要錢為了什么。這都是我自己出的問題,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出了問題。我自己也是口服心服地認為,我自己走錯了道。”

扶貧干部“黑手”伸向幫扶對象

2018年,甘肅省永登縣在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專項治理過程中,就嚴肅查辦了一起嚴重侵害困難群眾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縣紀委監委信訪窗口,工作人員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陸續有多名群眾來實名舉報同一名干部。

甘肅省永登縣紀委監委信訪室主任王作綱介紹,“從黨的十八大以后,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發現多人舉報同一個人,這引起了我們高度重視。”被舉報的干部,是甘肅省永登縣低保辦主任趙永璉。除了信訪窗口,甘肅省委第一巡視組也接到了相關舉報,反映的也是趙永璉利用職務之便向群眾索要錢款的問題。永登縣紀委監委將線索匯總研判并進行初核后發現,趙永璉的問題還不止這些舉報,決定立即對趙永璉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會公開消息,進一步征集線索。

后來,紀檢部門又陸續收到了11筆線索,大部分都涉及到扶貧領域,就是大病救助、或者是養殖資金、或者是廉租房等方面的問題線索。這些舉報最終都被查證屬實。趙永璉身為縣民政局低保辦主任,承擔著全縣城鄉居民醫療救助、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供養、臨時生活救助等重要職責,手握一些扶貧民生資金的審批權,但她卻濫用職權,從困難群體身上撈取好處。

對曾經的所作所為,趙永璉不愿多說,或許是因為自己也覺得難以啟齒。汪子強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時他女兒汪濤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關節置換手術,積蓄花光了,還欠下了債,女兒繼續化療還需要花錢,汪子強那段時間心力交瘁。有人告訴他,他的情況可以申請大病救助,汪子強當即到民政局申請辦理。這正是趙永璉的職權范圍,她卻騙汪子強說,辦這事兒得找人,得花錢。

“她看了以后說,這樣吧,你給我5000,我給你想辦法報1萬塊錢。她說要把上面一些該打點的打點一下,不打點一分都報不上。”汪子強說。趙永璉對汪子強說,可以給他想辦法報下來7萬多元,但需要先給她3萬5千元去打點關系。汪子強無奈之下,東拼西湊借夠了錢交給趙永璉。救助款最終報下來了7萬3千元,趙永璉又向汪子強索要了1萬元。

“7萬3里面她拿掉了4萬5,我最后剩了2萬8。”汪子強說。

楊小玲是永登縣一名建檔立卡貧困戶,按照當地黨委政府的一對一幫扶措施,趙永璉就是楊小玲的結對幫扶干部。誰知趙永璉不僅不幫扶,還在扶貧對象身上騙取錢財。楊小玲當時養了羊,趙永璉說自己能幫她申請到10萬元養殖扶貧資金,前提是先拿5萬元給她去找人打點。

魏玉朝和蘇繼平夫婦是又一戶受害人,趙永璉欺騙他們的名目又花樣翻新。蘇繼平2018年頭部摔傷,做了開顱手術,醫院一度下達了病危通知書。村里幫助他們申報大病救助,報下來7萬多元,這本是一筆雪中送炭的救命錢。不曾想,申請是趙永璉經手審批的,她知道這家人剛領到了救助金,就主動打去電話,聲稱還能幫他們申請廉租房。

“后來的一天,她打電話說,你到民政局來,我給你申請一個廉租房。我說需要多少錢,她說需要六七萬塊錢。”魏玉朝說。申請廉租房其實并不在趙永璉職權范圍內,她利用困難家庭需要錢的心理,謊稱能找熟人幫他們辦,誘使他們把剛拿到的救助金拿出來。

在趙永璉不斷欺騙誘導下,夫妻倆不僅把7萬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給了她,還找兄弟借了7萬,總共給了她14萬多元。過了一段時間“廉租房”毫無消息,魏玉朝才意識到可能受了騙。

趙永璉騙取的這些錢,全扔在了麻將桌上。自從染上了賭博惡習,她輸多贏少,越是想翻本,就輸得越多,沉溺在賭癮中無法自拔。不少困難戶都曾接到趙永璉的電話,說需要立即轉錢,好請關鍵人物吃飯,他們萬萬想不到,電話那端的趙永璉其實是坐在牌桌上。

經查實,趙永璉共從13名受害人手里,非法索取55萬多元,2019年11月,趙永璉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

江蘇儀征糧站“塌方式腐敗”

2019年,江蘇省儀征市紀委監委查處了一系列國有基層糧站案件,儀征15個基層糧站中有14名站長被查處,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問題線索是儀征市紀委監委在日常監督中主動發現的,在對全市基層糧站進行檢查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多家糧站的對公賬戶,以及一些和糧站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對公賬戶,都和糧站站長私人賬戶之間存在財務往來。

“按道理,糧食企業收購也好、銷售也好,應當是公對公的事情,公賬戶和糧站的負責人個人之間的賬戶發生經濟交往,這個是異常的。”江蘇省儀征市監委委員李翾旻介紹。循著疑點調查下去,多家糧站站長“靠糧吃糧”的問題浮出水面,手法多種多樣,其中之一是在糧食等級上“做文章”。

江蘇省儀征市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坦陳腐敗的手法:“收購的時候是按照三等糧收購的,后來化驗達到二等糧標準,差價當時也沒有明確說,就這么裝在自己身上了。”三等糧和二等糧收購價雖然每公斤只差幾分錢,但糧食量大,累積起來就不是一筆小錢。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通過這一種方式,就套取了10多萬元。

另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則是貪污“升溢糧”。糧站從農民手中收糧時,如果糧食水分、雜質超標,按國家標準要扣除一定斤兩;之后糧庫通過烘干、除雜等處理,通常會產生一定溢余。例如100斤糧食經過“扣量”按98斤收購,實際去除水分雜質剩了99斤,多出來的一斤糧就屬于“升溢糧”。一個收糧季下來,積少成多,數量也頗為可觀。出現“升溢糧”本身是正常現象,按規定屬于國有糧食,應該登記入賬,一些人卻隱瞞并私賣“升溢糧”、侵吞糧款。儀征市多名糧站站長都存在這種行為,獲利從十幾萬、幾十萬到上百萬元不等。

“升溢部分就打到我們賬上,有時候會打到我們卡上。我們儀征所有糧站都這樣操作。”江蘇省儀征市儀揚河糧食中心庫原主任呂孝廷坦白。“升溢糧”和私利掛上了鉤,進而導致有的糧站在收糧時,故意多扣農民的分量,變相增加“升溢糧”數量。

水分雜質早年都是靠經驗手感判斷,存在一定的隨意性。現在,糧站都已經有了儀器可以準確檢測,扣量率也有國家標準,但收糧高峰時,儀器檢測慢,主要還是靠手摸,多扣一點量,只要不是太過分,農民一般也不會提出異議。

涉糧腐敗問題,一方面直接侵害農民利益,一方面變相套取國家資金,“轉圈糧”就是又一種典型手段。我國糧食收購以市場化收購為主導、政策性收購為補充,遇上糧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時,市場糧價如果低于一定價格,國家就會啟動政策性臨時收儲,俗稱“托市糧”,就是用國家保護價收購農民的糧食,目的是防止谷賤傷農,保障糧農利益,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這也是維護糧食安全的宏觀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糧產地有人用“轉圈糧”的方式,鉆這個制度空子。儀征多家基層糧站就是如此,當“托市糧”收購啟動時,將先前以較低價格收購的商品糧,通過虛假合同偽裝賣出,實際暗渡陳倉,轉為價格更高的“托市糧”買進,一方面能賺取差價,另一方面,“托市糧”屬于國家儲備糧,國家還會付給糧庫配套的保管費用,一舉兩得。

虛假銷售合同用于做什么呢?李翾旻介紹,方法是“做賬”,“你看到的是整個這一倉糧食賣掉了,其實他并沒有真的賣,通過這個設備拖出去,在門口轉一圈,然后再拖進來。把形式上做得和“托市糧”收購的場景是一模一樣的。為什么叫“轉圈糧”,就是在門口轉一圈。”把糧食裝車轉上一圈,再假借一些關系人的身份證和賬號冒充農民,完善賣糧手續,商品糧就搖身一變成了“托市糧”。

儀征市紀委監委調查發現,多家基層糧站出現腐敗問題,主管單位儀征市糧食局和市購銷總公司也難辭其咎。例如,各家糧站“升溢糧”從未按照制度上報并入庫,主管單位也從未對照制度監督檢查,內控機制流于形式。而在違規進行“轉圈糧”操作上,儀征市糧食局、糧食購銷總公司實際也參與其中。

最后,在這一案件中,儀征市糧食局多名領導干部,糧食購銷總公司領導班子都被追究相應責任,共計22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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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第二集:王富玉受賄超4.5億,吃喝不愁不知道要錢干嘛

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賄的金額,黨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達70%以上,黨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過30%。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趙孟

編輯 | 翟瑞民

2022年1月16日晚,反腐專題片《零容忍》第二集《打虎拍蠅》播出,通過貴州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王富玉案,甘肅省永登縣民政局低保辦原主任趙永璉侵害困難群眾利益案,江蘇儀征基層糧站貪腐案,反映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全面從嚴治黨就在身邊、正風肅紀反腐就在身邊、紀檢監察就在身邊。

“期權式腐敗”典型

王富玉曾任省部級領導干部長達20余年,先后在海南、貴州擔任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王富玉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審查調查。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訴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規劃審批、職務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4.34億元。2019至2020年離職后還利用影響力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1735萬余元。王富玉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王衡介紹,王富玉違紀違法、收錢斂財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一直到被留置前幾天,他還在收私營企業主所送的錢財,延續的時間很長,隱藏得也非常深。

王富玉利用職務便利和影響力在工程承攬、土地開發、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額財物。專案組發現了多套涉案房產,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違紀違法所得購買,還有的是老板買下長期供他使用。專題片播放了王富玉在貴陽長期使用的一套豪華別墅的內景,系由關系密切的老板出資進行了高檔裝修,電影廳、健身房一應俱全,陳設細節無不講究。這套別墅緊鄰高爾夫球場,推開窗就是一望無際的綠茵,王富玉酷愛打高爾夫,想打球了隨時就能下樓揮桿漫步。

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亞、瓊山等多個城市擔任過市長、市委書記等職務,海南發展旅游度假產業,高爾夫球場逐漸興起,王富玉就在那時迷上了打高爾夫,也正是在球場上,和不少老板逐漸打得火熱。

有意思的是,別墅客廳里滿墻掛的文字,都在標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間掛的是康熙年間一位知縣的名言:“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兩側掛的是一名老板送給王富玉的一副對聯:“做人好心潔如玉,為民精神富若仙”,煞費苦心地將“富玉”二字藏在對聯中,對王富玉奉承吹捧。墻上文字和豪華別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兩面人”做派的生動寫照。

“王富玉表面上把自己包裝成清正廉潔,但實際上,貪圖享樂、追求奢靡生活的問題,在王富玉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他甚至想著冬天要住三亞,夏天要住貴陽,春天、秋天要住深圳,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亞、深圳、貴陽給他買房,然后再裝修。”王衡介紹。

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當時的海南瓊山市,市委書記、市長一肩挑,首次嘗到了“一把手”的滋味。作為交換,買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當時瓊山的重點項目海瑞大橋的部分工程。此后,王富玉陸續安排多名私營企業主在多地購買了多套房產,放在親屬名下;收受的大量錢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

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陳鑫”在河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自己則用假名“陳克孝”在河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用虛假身份證開設多個銀行賬戶,累計存入上億元錢款。王富玉自認為隱藏周密,沒人會發現;又位高權重,沒人能監督,逐漸敬畏之心全無,乃至到了黨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斂不收手。涉嫌受賄的金額,黨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達70%以上,黨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過30%。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主席,他感到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錢斂財的行為更加瘋狂。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強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級高官不斷落馬,連王富玉的弟弟都勸他考慮收手,他卻仍然膽大妄為。

茅臺酒是貴州獨有的稀缺資源,王富玉自然也不會放過利用這個資源的機會。他利用權力為兒子王斌獲取茅臺專賣店經營資格,又違規獲取大量茅臺精品酒指標,賺取巨額利潤。2014年,茅臺集團在三亞投資開發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請托王富玉幫忙承攬項目建設,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與沈某以“合作”為名在前臺辦事,自己藏身幕后運作。

隨后沈某順利中標,王富以“合作方”名義坐收45%的利潤分成。2015到2020年之間,沈某按照約定陸續將錢轉給王富。王富玉弟弟介紹,賄款“總體應該有個6000多萬,這么大一筆錢給他,他也沒有辦法處理,他說就放你那兒,先把它保管下來。”

王富玉還通過兒子王斌收受巨額賄賂,也是打著王斌與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從事園林綠化的私營企業就以這種方式向王斌輸送利益6000多萬,王富玉則幫助他承攬了一系列大型項目。

在持續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下,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種規避監督的手段,先幫老板辦事,等退休后再收錢,堪稱“期權式腐敗”典型。

“老板對他有承諾,說你現在在位不方便,退休之后我給你什么樣的一些保障。退休之后,他一度認為自己已經安全著陸了,主動打電話提醒這些商人老板,說這個承諾你該兌現了。”王衡介紹。

意味深長的是,被查后的王富玉對著鏡頭懺悔:“我不知道要錢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錢干什么,埋你啊!我現在知道我瘋狂的貪欲登峰造極,但我不知道要錢為了什么。這都是我自己出的問題,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出了問題。我自己也是口服心服地認為,我自己走錯了道。”

扶貧干部“黑手”伸向幫扶對象

2018年,甘肅省永登縣在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專項治理過程中,就嚴肅查辦了一起嚴重侵害困難群眾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縣紀委監委信訪窗口,工作人員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陸續有多名群眾來實名舉報同一名干部。

甘肅省永登縣紀委監委信訪室主任王作綱介紹,“從黨的十八大以后,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發現多人舉報同一個人,這引起了我們高度重視。”被舉報的干部,是甘肅省永登縣低保辦主任趙永璉。除了信訪窗口,甘肅省委第一巡視組也接到了相關舉報,反映的也是趙永璉利用職務之便向群眾索要錢款的問題。永登縣紀委監委將線索匯總研判并進行初核后發現,趙永璉的問題還不止這些舉報,決定立即對趙永璉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會公開消息,進一步征集線索。

后來,紀檢部門又陸續收到了11筆線索,大部分都涉及到扶貧領域,就是大病救助、或者是養殖資金、或者是廉租房等方面的問題線索。這些舉報最終都被查證屬實。趙永璉身為縣民政局低保辦主任,承擔著全縣城鄉居民醫療救助、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供養、臨時生活救助等重要職責,手握一些扶貧民生資金的審批權,但她卻濫用職權,從困難群體身上撈取好處。

對曾經的所作所為,趙永璉不愿多說,或許是因為自己也覺得難以啟齒。汪子強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時他女兒汪濤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關節置換手術,積蓄花光了,還欠下了債,女兒繼續化療還需要花錢,汪子強那段時間心力交瘁。有人告訴他,他的情況可以申請大病救助,汪子強當即到民政局申請辦理。這正是趙永璉的職權范圍,她卻騙汪子強說,辦這事兒得找人,得花錢。

“她看了以后說,這樣吧,你給我5000,我給你想辦法報1萬塊錢。她說要把上面一些該打點的打點一下,不打點一分都報不上。”汪子強說。趙永璉對汪子強說,可以給他想辦法報下來7萬多元,但需要先給她3萬5千元去打點關系。汪子強無奈之下,東拼西湊借夠了錢交給趙永璉。救助款最終報下來了7萬3千元,趙永璉又向汪子強索要了1萬元。

“7萬3里面她拿掉了4萬5,我最后剩了2萬8。”汪子強說。

楊小玲是永登縣一名建檔立卡貧困戶,按照當地黨委政府的一對一幫扶措施,趙永璉就是楊小玲的結對幫扶干部。誰知趙永璉不僅不幫扶,還在扶貧對象身上騙取錢財。楊小玲當時養了羊,趙永璉說自己能幫她申請到10萬元養殖扶貧資金,前提是先拿5萬元給她去找人打點。

魏玉朝和蘇繼平夫婦是又一戶受害人,趙永璉欺騙他們的名目又花樣翻新。蘇繼平2018年頭部摔傷,做了開顱手術,醫院一度下達了病危通知書。村里幫助他們申報大病救助,報下來7萬多元,這本是一筆雪中送炭的救命錢。不曾想,申請是趙永璉經手審批的,她知道這家人剛領到了救助金,就主動打去電話,聲稱還能幫他們申請廉租房。

“后來的一天,她打電話說,你到民政局來,我給你申請一個廉租房。我說需要多少錢,她說需要六七萬塊錢。”魏玉朝說。申請廉租房其實并不在趙永璉職權范圍內,她利用困難家庭需要錢的心理,謊稱能找熟人幫他們辦,誘使他們把剛拿到的救助金拿出來。

在趙永璉不斷欺騙誘導下,夫妻倆不僅把7萬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給了她,還找兄弟借了7萬,總共給了她14萬多元。過了一段時間“廉租房”毫無消息,魏玉朝才意識到可能受了騙。

趙永璉騙取的這些錢,全扔在了麻將桌上。自從染上了賭博惡習,她輸多贏少,越是想翻本,就輸得越多,沉溺在賭癮中無法自拔。不少困難戶都曾接到趙永璉的電話,說需要立即轉錢,好請關鍵人物吃飯,他們萬萬想不到,電話那端的趙永璉其實是坐在牌桌上。

經查實,趙永璉共從13名受害人手里,非法索取55萬多元,2019年11月,趙永璉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

江蘇儀征糧站“塌方式腐敗”

2019年,江蘇省儀征市紀委監委查處了一系列國有基層糧站案件,儀征15個基層糧站中有14名站長被查處,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問題線索是儀征市紀委監委在日常監督中主動發現的,在對全市基層糧站進行檢查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多家糧站的對公賬戶,以及一些和糧站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對公賬戶,都和糧站站長私人賬戶之間存在財務往來。

“按道理,糧食企業收購也好、銷售也好,應當是公對公的事情,公賬戶和糧站的負責人個人之間的賬戶發生經濟交往,這個是異常的。”江蘇省儀征市監委委員李翾旻介紹。循著疑點調查下去,多家糧站站長“靠糧吃糧”的問題浮出水面,手法多種多樣,其中之一是在糧食等級上“做文章”。

江蘇省儀征市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坦陳腐敗的手法:“收購的時候是按照三等糧收購的,后來化驗達到二等糧標準,差價當時也沒有明確說,就這么裝在自己身上了。”三等糧和二等糧收購價雖然每公斤只差幾分錢,但糧食量大,累積起來就不是一筆小錢。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通過這一種方式,就套取了10多萬元。

另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則是貪污“升溢糧”。糧站從農民手中收糧時,如果糧食水分、雜質超標,按國家標準要扣除一定斤兩;之后糧庫通過烘干、除雜等處理,通常會產生一定溢余。例如100斤糧食經過“扣量”按98斤收購,實際去除水分雜質剩了99斤,多出來的一斤糧就屬于“升溢糧”。一個收糧季下來,積少成多,數量也頗為可觀。出現“升溢糧”本身是正常現象,按規定屬于國有糧食,應該登記入賬,一些人卻隱瞞并私賣“升溢糧”、侵吞糧款。儀征市多名糧站站長都存在這種行為,獲利從十幾萬、幾十萬到上百萬元不等。

“升溢部分就打到我們賬上,有時候會打到我們卡上。我們儀征所有糧站都這樣操作。”江蘇省儀征市儀揚河糧食中心庫原主任呂孝廷坦白。“升溢糧”和私利掛上了鉤,進而導致有的糧站在收糧時,故意多扣農民的分量,變相增加“升溢糧”數量。

水分雜質早年都是靠經驗手感判斷,存在一定的隨意性。現在,糧站都已經有了儀器可以準確檢測,扣量率也有國家標準,但收糧高峰時,儀器檢測慢,主要還是靠手摸,多扣一點量,只要不是太過分,農民一般也不會提出異議。

涉糧腐敗問題,一方面直接侵害農民利益,一方面變相套取國家資金,“轉圈糧”就是又一種典型手段。我國糧食收購以市場化收購為主導、政策性收購為補充,遇上糧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時,市場糧價如果低于一定價格,國家就會啟動政策性臨時收儲,俗稱“托市糧”,就是用國家保護價收購農民的糧食,目的是防止谷賤傷農,保障糧農利益,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這也是維護糧食安全的宏觀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糧產地有人用“轉圈糧”的方式,鉆這個制度空子。儀征多家基層糧站就是如此,當“托市糧”收購啟動時,將先前以較低價格收購的商品糧,通過虛假合同偽裝賣出,實際暗渡陳倉,轉為價格更高的“托市糧”買進,一方面能賺取差價,另一方面,“托市糧”屬于國家儲備糧,國家還會付給糧庫配套的保管費用,一舉兩得。

虛假銷售合同用于做什么呢?李翾旻介紹,方法是“做賬”,“你看到的是整個這一倉糧食賣掉了,其實他并沒有真的賣,通過這個設備拖出去,在門口轉一圈,然后再拖進來。把形式上做得和“托市糧”收購的場景是一模一樣的。為什么叫“轉圈糧”,就是在門口轉一圈。”把糧食裝車轉上一圈,再假借一些關系人的身份證和賬號冒充農民,完善賣糧手續,商品糧就搖身一變成了“托市糧”。

儀征市紀委監委調查發現,多家基層糧站出現腐敗問題,主管單位儀征市糧食局和市購銷總公司也難辭其咎。例如,各家糧站“升溢糧”從未按照制度上報并入庫,主管單位也從未對照制度監督檢查,內控機制流于形式。而在違規進行“轉圈糧”操作上,儀征市糧食局、糧食購銷總公司實際也參與其中。

最后,在這一案件中,儀征市糧食局多名領導干部,糧食購銷總公司領導班子都被追究相應責任,共計22人受到黨紀政務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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