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財經無忌 山核桃

一個完全不同的、被折疊的程序員生存圖譜在今天這個時代產生了。

一側是，由于技術的優勢，程序員被視為一個有權利的群體；另一側卻是，他們也被認為是邊緣的、沒有權利的一群人。

與那些頭頂著光環的“互聯網英雄們”相比，在那些看不見的深處，存在著大量身處在外包、外企甚至是仍等待在培訓班里備戰的“程序員”們，他們大多在25歲左右，他們的境遇像是一面鏡子——正面是技術發展下的巨大的市場用人缺口，反面是這一職業下的焦慮、夢想或迷茫。

內卷前夜：燦爛、光明與焦慮的“緩沖層”

“我看見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里爾克

這是一場還算愉快的火鍋局，桌子上一共有5個人，他們稍顯稚嫩的面龐提示著一點——他們大多出生在1994年后，而這個節點恰巧是中國互聯網誕生的前夜。

他們即將從事的行業正與互聯網的發展息息相關，IT從業者——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職業。

蒸騰的白氣升上來，五雙筷子躍躍欲試。最先開口說話的人叫做李東，他曾是一家知名乳企的經銷商，盡管學歷不高，但憑著出色的社交能力，很快成了一個區域的小領導，他說起話來帶著某種早熟的意味：“你信不信，只要我幾句話就可以讓你來上課？”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00后，因為年紀小，桌上的人喜歡叫他小劉。用李東的話來說，這個00后天生一副“學霸樣”。但事實上，在學歷社會的評價標準里，他的成績并不算拔尖。他是一所二本學校的計算機專業出身，因為畢業找不到工作，又恰好碰上疫情，索性又開始選擇回爐重造。

在火鍋的翻滾中，話題很快由生活轉向學習，不知為什么，有人開始發問。

“請你講述一下計算機網絡的七層。“

“請介紹幾種常見的狀態碼。”

“在你的前端項目中，你是如何找出性能瓶頸的？”

......

這種環境很難不讓人想起曾經討論熱烈的高中課堂，提問與回答交織，甚至摻雜著某些爭吵。等待所有的問題提問結束，在場的人放下了筷子，李東和其余四人開始往回走，那天是2021年的平安夜，天空開始下起小雪，他們即將前往一家本地的職業IT教育學校。

在如今的中國，IT業的就業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新的數據顯示，2021年前三季度，我國軟件業從業平均人數達到了796萬人，這一數字幾乎是十年前的十五倍。就業火熱的另一面是關于“程序員”所構建的共同想象，無論是互聯網巨頭，跨國公司，中外合資企業抑或是數以萬計的中小型IT企業，都是重要的造夢者。李東提起“程序員”，腦海中所浮現的是一群自帶創業與冒險光環的“企業家英雄們”。

這些英雄們的故事是這樣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位在深圳大學學習計算機專業的大二學生迷上了C語言：“我們最終是靠C打天下的。”據同學們回憶，“他經常把機房計算機的硬盤鎖死，連管理員都打不開。”類似的英雄式的故事框架也同樣發生在另一位武漢大學計算機系的學生身上，這位湖北伢兒對電腦編程的獨到理解讓他成為了當時武漢電子一條街上的名人。

前者的名字叫做馬化騰，后者的名字叫做雷軍。

這些“企業家英雄”的故事不時會出現在李東和他的朋友們的四周，激勵著他們繼續向前。但在夢想之外，他們選擇來到這所培訓班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看得見的高薪。

王藝是“五人組”里的唯一一個女生，幼師出身的她，在幼兒園工作兩年后選擇跨界入行，坐在大約六十平方米的階梯教室內，王藝回想起自己的工作有點不耐煩：“我每月的工資只有三千七，每天需要工作12個小時，隨時需要回復家長的電話。”

來到這里后，培訓班的老師遞給她一張招生宣傳冊，雙手比劃著向她承諾未來的就業情景，王藝至今仍記得22頁上的內容——一張被名字擠的滿滿當當的“就業成績表”上，平均薪水到達了近兩萬，且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計算機專業背景。

“為什么我不可以？”當這個念頭逐漸從王藝的內心浮出水面，她被鼓舞了，然后選擇了留在這里，開啟了為期大半年的程序員學習。

但模仿一個成功者的生長軌跡是困難的，宣傳冊里所展示的就業前景是一個被包裝過的展示商品。宣傳冊下的現實，培訓班的日子顯得傳統、枯燥而乏味。

王藝所處的培訓班是一家已成立近十年的職業教育機構，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校區分布。在這座南方城市，聰明的商人們將“王藝們”安置在一個產業園的灰色寫字樓內，擁有三層樓。長長的走廊里，左右兩邊縱深地分布著三四間教室。

每一間教室里，大約能容納近五十人，空間稍有些逼仄。透過桌面，很能辨別出座位主人的喜好與性別。有的桌面上放著各式各樣的裝飾品，有的座位上則放著最新款的鍵盤，在指尖敲打的過程中，發出熒熒的光。

王藝和李東的作息表是固定的。上午從八點半開始，十一點結束；下午從四點半開始到六點半結束，每天晚上都會有晚自習。在教室最前面，是一個頗為顯眼的手機收納袋，王藝在每天上課前會把手機放進去，上課是不允許帶手機的。

課程的安排節奏很快，一種模塊式的學習方法——先學概念，然后就圍繞項目開始實操，從HTML5、CSS3再到JavaScript，紛繁的概念里，沒有人告訴她這些概念背后的原理。班主任甚至發了一本近一百五十頁的“面試寶典”，有時他們會在早讀的時候被老師提問。

這就有了在火鍋店里出現的“提問”場景，但所有人似乎都享受其中。從來到這所培訓學校的第一刻開始，他們就主動參與了一場加速跑中，誰能率先到達那個終點——一份合適的工作，誰就能成為夢想中的高薪程序員。

就像處于一條工業流水線，“王藝們”是程序員的“半成品”，而背后的“操盤手”正是IT培訓學校。無論是傳統IT培訓機構如北大青鳥，在納斯達克上市的達內教育，抑或是新秀如頭頂“中國A股教育行業IPO第一股”光環的傳智教育，無不在其間承擔著重要角色。

“無數人期盼改變命運，教育無疑是公認的捷徑。”這句出現在傳智教育宣傳片內的話語被瘋狂傳播，如北大青鳥的“學IT，好工作，就讀北大青鳥”的廣告語類似，成為了IT職業教育瘋狂跑馬圈地的注腳。

輸送的人才數量成了IT職業巨頭們暗中角力的關鍵。

最新數據顯示，北大青鳥為IT行業輸送了近85萬人才，傳智教育則為30余萬。王藝想要知道的是，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萬分之一。

李東很少有焦慮的時刻，高壓的銷售經歷早已讓他習慣了一切，這里反而是一個釋放壓力的“緩沖層”。他能熟練地說出那些外行人聽不懂的IT詞匯，偶然被問到“逃課”的原因，辯解的理由也是“我基本上都會”。

如果項目的難度太大，李東的解壓方式就是找個偏僻的地方抽根煙。王藝則不同，因為這所培訓學校的地段很好，一個路口過后就是熱鬧非凡的小吃攤，王藝最喜歡的是一家雞蛋灌餅店，八塊一個“全家福”，在逃離了幼師的崗位之后，她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這樣的，屬于自己的時刻了。

但他們或許不知道的是，在真正成為程序員之后，內卷、焦慮與抉擇才剛剛開始。

當火種熄滅之后

“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瘋狂時代，那是一個短暫而幸福的時刻，理想主義者可以得償所愿。”

——《硅谷之火》

成為一個程序員究竟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

有人提供的故事是一部“爽文”，主角叫做孫玲，大多數人是從一篇名為《出身湖南山村，我用十年，從深圳流水線走到紐約谷歌辦公室》的刷屏文章里知道她。

標題起的獵奇，人生的經歷卻勵志。但從農村走出來的孫玲一點也不喜歡“勵志”這個詞，后來在接受《人物》采訪時，她否定了自己人生的戲劇性，認為自己選擇編程的理由就是“編程的世界很簡單”。

這種樸素的價值觀同樣在入行三年的吳哲身上顯現。

高二的時候，吳哲擁有了自己的一款小米手機，那是他第一次對編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網上的社區，吳哲按照網友的操作提示，成功卸載了手機自帶的軟件：“當時我是第一次知道，原來手機里自帶的系統軟件是全部可以卸掉的。”

跟著操作指示，通過邏輯思維來執行，這正是編程的“確定性”之美。

格雷格·威爾遜，一位編程界的“藝術家”，在自己的《美麗的代碼》一書中這樣形容：“我第一次看到程序可能不僅僅是計算機的指令。它們可以像制作精良的廚柜一樣優雅，像吊橋一樣優雅，或者像喬治·奧威爾的一篇文章一樣雄辯。”

為了追求代碼之美，吳哲在選擇專業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爭吵。因為高考失利，他的分數線僅夠一所普通的本一院校，當他義無反顧的選擇計算機專業時，家里人卻極力反對。

“家人對這個專業的概念非常抽象，當時很多的專業都是金融。”但吳哲不愿意妥協，在一次激烈的爭吵后，他摔門而出，但更堅定了自己的選擇。

那是2016年，“程序員”的熱度依舊在升溫，只是普通的中國式家長對于這一職業并未有具象的了解，但宏觀來看，“數字經濟”產業地位正在上升，2016年它占GDP的比重超過了30%。

互聯網大廠也在瘋狂擴張，將“校招”的時間線越推越早。字節跳動官方招聘公眾號也在2016年發布了第一篇文章——《把AI邏輯推理提高100倍的青年是如何煉成的》，在這篇人物稿里這樣強調：

“他在微軟和Facebook實習過，現在，為了了解國內的人工智能現狀，他正在今日頭條的實驗室里跟機器對話。”

人們對“機器”的討論越來越多，所帶來的卻是象牙塔的學生的迷茫與困惑。

剛入學的時候，吳哲就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是Java。作為已有26年歷史的編程語言，相較于部分起步較慢且門檻更高的編程語言，Java以“一次編寫，隨處運行”的特點便很快受到了 IBM等科技巨頭的歡迎，甚至被譽為“一項會極大影響微軟未來的技術”。

吳哲的考慮很實際。一方面java的熱度尚屬巔峰期，另一方面他統計了各大企業的招聘，發現Java在企業中也非常受歡迎。

由于大二時，學校里的基礎性課程里并沒有Java，為了能夠得到更豐富的實踐經歷，吳哲參與了一名教授的項目，主要圍繞安卓app的研發，這個項目讓吳哲成為了一個行業的“入門者”：“我以為我真的能夠搞出一些東西了。”

但很快，技術的風向又轉變了，現實與理想間的鴻溝被殘酷地擺在了他的面前。大約在2017年末， Python在國內突然火了。由于兼具簡單與功能強大的特點，也更為專注于“如何解決問題”，受到了一大批程序員的親睞。從小眾語言到大眾語言，CSDN社區內關于Python的討論屢見不鮮。

吳哲像是被打了一個悶棍，徹底懵了，又開始從頭學，但是又害怕學不到任何東西。抱著學習而迷茫的態度，他開始在各大招聘網站海投簡歷，但由于學歷等原因，最終只有一家創業公司向他投來了橄欖枝。

這是一個校企合作的創業公司，主業務是人臉識別。走過曲曲繞繞的樓梯，吳哲到達了公司所在地——一所本地211工科院校的學院頂樓，他對這段實習經歷印象尤為深刻，但卻格外矛盾。

一面是“邊緣人”的角色屬性：“你說我真的學到什么東西了嗎？其實沒有，過去就是幫著看一眼東西，再弄一點東西，包括也會去做一些雜活累活，比如搬倉庫，什么活都干。

一面是自我暗示的成就感——“我也學到了一些東西，待了兩三個月后，整個大概流程我逐步了解了，比如開發階段到底要做什么。”

在實習中能找到成就感，95后的測試工程師陳穎的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無論是創業公司，抑或是外包公司，這些新生的技術型企業為象牙塔的年輕人們提供了一個“過渡地帶”，即便是含金量不高，抑或是沒有名氣，但在無形之中總能為他們職業升級作出鋪墊。

陳穎畢業于一所大專院校，到臨近畢業的最后一年里，她才對自己的專業——軟件工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點燃這把火的是，是一位從985院校聘請過來的實踐指導老師。此前，陳穎能夠通過學校的制度得到一些工作崗位的分配，比如客服等，但陳穎并不滿意，當她去詢問老師是否有更好的推薦時，老師卻說：“能給你們這個崗位已經很不錯了。”

陳穎突然覺得，這種從內部而生的歧視或許會伴隨她的一生。

但她并不服氣。

這位實踐指導老師給了陳穎很多的鼓勵，他建議陳穎可以繞過學校，嘗試自己去找一些實習崗位。陳穎通過聯系自己的學姐，找到了一家外包公司，這家公司與頭部互聯網大廠有項目合作，她覺得自己會學習到很多的東西。

但變化突然到來。陳穎到來的一個星期后，頭部大廠將這一項目收回，她所在的部門直接遭到了解散。因為公司無法短時間為這些員工安排更多的崗位，她身邊的很多人選擇了離職。

東莞成了改變陳穎一生的關鍵轉折點。

改革開放后，由于早期承接臺資IT產業，東莞一加工貿易起步，以外源經濟代工，逐步形成了IT產業集群的集聚。同時，由于毗鄰深圳，東莞也成為大企業轉移業務的新選擇。從2018年起，華為將部分業務從深圳總部遷出，在東莞設立了華為終端總部與華為南方工廠。在松山湖溪流背坡村新基地內，任正非曾多次來到這里勉勵研發人員，菜鳥與京東等大廠同樣在這片軟件熱土上有所布局。

陳穎來到東莞的時候，幾乎對這座城市一無所知，同樣也對自己的所要負責的項目一無所知。就在猶豫要不要結束實習的過程中，領導將她派去了東莞，支援一個整機測試的新項目。

她清楚的記得，到了東莞之后，先是簽訂了一個保密協議，同時在進入辦公區域后，身上不能帶有任何的通訊設備。

陳穎進了一個對接日本運營商的項目組，但由于時間必須要跟著客戶走，陳穎的生物鐘完全錯亂了。“平時我們上班的時間是在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但是往往一直是上班時間沒有活兒，到了六點半的時候突然來活兒。”

異鄉的孤獨加上工作的重壓，陳穎變得壓抑。她是一個很喜歡說話的人，但是那段時間里，她幾乎沒有時間說話，也找不到人說話。

火種就這樣被熄滅了，那位老師帶給陳穎的鼓舞逐漸被日常的瑣碎所消磨。

吳哲在結束了自己的實習后，進入了一家金融數據公司做數據交換。起初他很喜歡這里，工作強度并不高。但一兩個月過去了，他漸漸覺得不對勁了。每次到了晚上九點半的時候，領導會拉著他去開會，吳哲需要做的是將領導口中“不貼合實際”的東西落地。

但每到設計到一半的時候，項目就會被上級領導不斷推翻、再重啟、再推翻。這種循環大概持續了四個月，吳哲每天需要陪著領導參加各種會議，寫會議紀要，但最后所有的想法都被推翻了。

季度考核的時候，領導的一句“沒有產出”如同一盆涼水，徹底澆滅了他所有的雄心壯志。

“我現在跟小時候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在這行，普通從業者的話，其實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面對各種奇奇怪怪的要求，你要去想辦法去改這個，去改那個，我做的活基本上也都是沒有價值的體力活。”

吳哲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齒輪”，跟隨著不可控且不確定的生產線而轉動，當這種個人境遇融入時代的宏達母題下，形成了一個時代的分化——一面是巨大的缺口下，總有人進來；另一面確實進來之后，成為了一個毫無價值的“齒輪”。

被折疊的底層程序員

“人們被階級與出身分隔其間，在同一個舞臺上演出無窮循環的城市戲劇。”

——《北京折疊》

事實上，使用“齒輪”這一隱喻帶著強烈的批判色彩，在一些關于IT產業的相關研究中，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中國。

人類學者項飚在其“全球獵身”的研究中也發現，印度IT程序員在“獵身”的過程中做著IT苦力，不但工作毫無創新性，得到的工資也非常微薄。學者夏冰青的民族志研究也表明，中國大多數互聯網工作者處于社會的底層，且不斷淪為全球分工體系中無足輕重的“小齒輪”。

這些學者所要展示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且被折疊的程序員生存圖譜。一側是，由于技術的優勢，程序員被視為一個有權利的群體；另一側卻是，他們也被認為是邊緣的、沒有權利的一群人，他們的工作存在著“數字勞動”分工的可能性。

今年28歲的周凱在一家外企做程序員，外語專業出身的他因一次偶然的機會跨行進入程序員行業。比起“程序員”，他更喜歡稱自己是“碼農”。

“科班出身的（計算機專業畢業）鄙視其他專業轉來的，自研的鄙視外包的，頭部大廠鄙視小公司，互聯網公司的鄙視傳統軟件公司，鄙視無處不在。”

某種程度上，這種自嘲構成了底層程序員的生活底色。

與進入頭部互聯網大廠，或是通過培訓成為一名程序員不同，周凱并沒有遵循這兩條如今看來較為傳統的職業路線。2017年左右，當時恰逢一家日本母公司在中國招程序員，由于手頭上沒有別的offer，并且高中就是理科生的周凱對編程有著天然的親近。在國內定向培訓三個月后，周凱去了日本，在為期一年半的工作里，他對程序員這個行業有了全新的理解。

很明顯的是，在國內速成式的培訓內容完全無法讓他適應整個工作節奏。當時還是新人的他，有一次需要獨立開發一個功能，但是由于涉及到架構的內容，不開源也不提供技術支持，他問遍了同組的人，查詢了國內外的網站資料也沒有找到解決措施。由于日本程序員大多是全棧開發，一個項目的全生命周期都要參與。從前端到后端，從設計、編碼到測試，這些都是周凱日常的工作內容。

后來通過連續幾周加班到凌晨，一點點看文檔調試代碼，周凱才終于過了這個坎兒。“我當時是新人，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真是心急火燎地難受，甚至想立馬逃離辦公室。”

這是底層程序員的痛點之一。吳哲這樣形容：“如果是普通的程序員，他不需要考慮架構，只需要將自己當成一塊兒磚就行了。”

用一個更通俗的比喻來看，“架構師”決定著一個房子怎么建以及怎么設計，而普通的程序員只需要根據圖紙來建房子。

“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一種體力活。”

能真正成為架構師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技術更迭的太快，一個普通人能夠依靠自己的努力成為人們口中的“大神”越來越少，就像是孫玲之后，人們再也無法找到下一個孫玲。取代孫玲的、帶有光環的則是“華為天才少年”或是“天才少女”的故事。另一方面是，企業的短期利益就是賺錢。在盈利的前提下，哪怕是頂級技術人才，或許也會隨整條產品線而消失在“燒錢”后節衣縮食的寒冬里。

程序員本身就是一個業務驅動的職業，在那些或多或少被神化的“技術改變世界”的故事里，能夠被看見的程序員少之又少。

越來越被壓縮，越來越被折疊，也越來越有落差。

一名微信產品經理曾用段子掩蓋了這種落差：“19年寒窗苦讀，清華畢業，萬中挑一進入大廠，加入了最精英的微信團隊，最后做了一個炸屎功能。”

這是一個曾經引起用戶廣泛熱議的功能，當你丟進一個表情包，屏幕上將會在震動的同時涌現出新的呈現形式。

段子之外，大多數的程序員并不是那個造夢的人，而僅僅是造輪子的人。

在離開金融機構后，吳哲進入了一家外企，對接東南亞的業務。他所感受到的是，在國內大廠與小廠，小廠與外包之間“技術鴻溝”外，國與國之間的技術差異也在加大。一次偶然出差前往總部，根據領導的需求，吳哲簡單地做了一個用以收集數據的問卷頁面，但領導對這一技術表現了贊賞與震驚。

但到了吳哲這里，這是一個被他嫌棄的項目：“這件事對我來說很容易，我只需要花一天不到的時間，我甚至不敢對外說，我做過這個項目，因為它對于我來說根本不算是一個作品。”

在日本呆了一年半之后，周凱也選擇回國，他給出的理由是”不想呆在舒適圈里”。與國內程序員們所固有的年齡危機不同，周凱發現，日本公司里年齡在40歲以上的程序員比比皆是。而且，很多日本程序員都會選擇在一家公司干很久。“無論是在編程語言上，還是在技術上，包括在眼界上，在國內能刺激自己進步。”

在思考了這個問題后，2019年的年底，周凱搭上了回國的飛機，幾乎沒有絲毫的留戀。

“焦油坑”下的新抉擇

“過去幾十年的大型系統開發就猶如這樣一個焦油坑。很各種團隊，大的小的，都一個接一個淹沒在了焦油坑中。”

——《人月神話》

當認清現實以后，現實則變得更為殘酷。

2021年，曾經曾容納諸多程序員的大廠開始進入“寒冬”。愛奇藝裁員比例高達20%-40%,蘑菇街裁員比例高達80%，技術部門尤其是此次蘑菇街裁員的重點。在職場app脈脈里，每天都能刷到程序員主動離職或被裁的消息。無論是互聯網大廠，抑或是在線教育與地產公司，曾經疾馳的車輪都開始放慢腳步，甚至是緊急剎車，即便是程序員也同樣難逃周期的魔咒。

一個關鍵問題就此浮出水面，誰來接住這樣一個程序員？

陳穎從東莞回來后，進入了一家更好的外包公司。在這里，她可以直接與這家小廠的本部員工對接。整個部門的氣氛很好，她不再像以前那樣不說話了，又重新變成了一個愛說話又愛笑的人。

她對這個行業不再保佑幻想，也拒絕無意義的加班。她的周圍的新人老人來來往往，有人每天都會加班到很晚，但是陳穎不會：“如果覺得加班沒有什么意義的話，我就只加半個小時就走了。”

她年紀不大，只是想著能夠攢錢去做自己更愛干的事情。現在，她正在準備成人自考的考試，“未來，我其實想從事傳媒行業。”

吳哲也拒絕內卷。進入到外企后，他至今仍記得那天，一個普通的工作日。他在六點半下班后，給自己做了一頓還算不錯的晚餐，吃完了之后，看了自己喜歡的番。他很久都沒有“生活”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本就是他可以擁有的東西。

周凱的焦慮時有時無，他覺得自己會一門語言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是，因為疫情的影響，他們對接的業務量正在減少；但好處是，只要疫情過去，在這個“一切都是平”的世界，不會沒有他的容身之地。

就連還在培訓班里的王藝與李東似乎也并不會擔心未來，他們是處于這個內卷前夜里的“半成品”，但在這里他們收獲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專注。

王藝覺得，學一門技術總歸是有用的，她不會后悔自己的選擇。

有的時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會感謝“技術”的價值，因技術而誕生的他們因技術的快速迭代而焦慮，但同樣看見了它的普惠意義。

在沒有成為程序員之前，吳哲是一個內向而社恐的人，但是程序員間獨特的共創文化讓他找到了歸屬感。他所在的程序員的群里，每日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吐槽：“大家每天都在吐槽，但是有人還是熱愛。”

周凱現在所在的外企向殘疾人群體提供了很多的崗位。在工作日里，周凱都會看著那些拄著拐杖行走在辦公區的殘疾人程序員，他們在工作上的積極態度有時會讓周凱心生敬佩。

“技術真的給他們一條新的出路。”他又聯想到自己，技術又何嘗不是給了他一條新的路。如果再給他一次重新選擇職業的機會，周凱仍然會選擇投身這場大潮：

“我不僅會繼續選擇成為一個程序員，而且會以更明智的職業規劃，更清晰的技術提升路線，和更勤奮的學習態度來抓住這個時代饋贈給我的機遇。”

他說的沒錯，這場時代的紅利，有的人坐上了頭班車，有的人還搶著坐末班車。但無論如何，在這場由技術掀起的大潮里，永遠都是現實主義者的勝利，未來也是如此。那些正在成為或者已經成為程序員們的青年們在內卷的前夜找到了與這個時代和解的方式——在成為一個程序員前，你必須成為你自己。

（為保護隱私，以上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