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時隔3日，“王冰冰塌房”事件仍在發酵。
“塌房”事件從1月10日開始，先是某個王冰冰的瘋狂粉絲在某論壇中發布信息，不僅人肉出其各種私人信息，還展示出了王冰冰早年結婚現場的照片、王冰冰四級成績截圖等，直言王冰冰的“塌房”。很快，網上開始出現大量王冰冰塌房的相關內容，一時間引發網友熱議。
先不說信息的真假，也不論王冰冰的事跡是否真的塌房，整件事情從本質上來說，已然是一起惡劣的人肉搜索事件。眾所周知，人肉搜索所到之處，殃及無辜，誰難幸免，造成的傷害難以估量。更重要的是，從疫情期間網友對患者的人肉搜索，到如今央視總臺記者莫須有的“塌房”，誰也不知道，下一個被人肉搜索的，是不是你我。
人肉搜索，危害有多大？
人肉搜索是一種典型的互聯網現象。
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讓人類的數字化生存日益成為現實。人們在網絡上留下的數字足跡，則為人肉搜索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但同時，人肉搜索又不是單純的技術工具，不像維基百科那樣大而全地泛泛羅列，而是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和針對性，往往由特定人發動特定議題，而后演變成一場網絡民眾的群體性行動，不僅涉及虛擬的網絡世界，更是深深介入了現實的日常生活。
從實踐來看，人肉搜索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匿名參與。而這種匿名機制一方面，通過身份的屏蔽，保障了所提供信息的真實性和自由表達；另一方面，卻也誘發了人性的幽暗面，使得部分人不負責任地提供信息和評價他人，捏造誣陷，含沙射影，造謠生事。
最重要的是，人肉搜索的所有信息都是公開的——它不僅僅是一種信息搜索機制，也具有大眾傳媒的性質。信息的公開也為個人隱私和名譽的侵犯大開了方便之門。并且，一旦構成侵權，較之傳統媒體其影響將更為廣泛。
目的性強、匿名參與、信息公開的人肉搜索，幾乎就是當代互聯網的一把利刃。顯然，盡管人肉搜索可能是由特定的人發動，但人肉搜索演變到最后，幾乎就是一種變相的全民動員，人人都可參與，人人皆是匿名。但是，信息被公開的，并被廣泛討論的，僅有受害者一人而已?？梢哉f，個人與人肉搜索的博弈沒有任何獲勝的余地，甚至連自我保護的能力都沒有。
首先，事前無從防范。人肉搜索機制下，信息具有高度分散化的特點，個人信息生產的數量急劇增加，個人擁有了和組織一樣的侵犯隱私的能力，并且違法成本極低。在當前互聯網無處不在的條件下，一只鼠標，幾下點擊，就可能葬送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信息就是權力，在信息分散化的結構下，傷害他人的權力就分散掌握在每個個體之手。
其次，事后難以申辯。當人肉搜索事件一旦成為網絡社會的輿論焦點和公共議題，相關當事人申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眾所周知，在現實的法庭中，由于雙方地位平等，有排除外來干擾的程序保障，故能形成雙方對抗、理性辯論的格局。而人肉搜索形成的道德法庭，則更具有廣場效應和娛樂精神，是大眾狂歡而不是個人思辨——當事人對事實的澄清和自我辯護要么淹沒在喧囂中無人理睬，要么發生負面效應而越抹越黑。
最后，傷害不可逆轉。過去，人們做錯事，受到的處罰是一種名譽上的摧毀，比如，罪犯不但要坐牢，臉上還要被刺字做標記。像刺青、烙印、標記這些羞辱性懲罰，是以做記號的方式來降低人的身份，而且是終身的?，F代人在網上遭受的羞辱，也類似于生命被做了記號，而且是一個永遠的記號。至于這個人將來如何，人們卻并不關心。
在互聯網絡的時代里，人肉搜索的恐怖之處在于，這種侵害是不可逆的。因為一旦個人隱私在網上公開，便永遠不能恢復原狀。公眾知曉的事實不可能消除，而且這些信息也會永不磨滅地存在于網絡世界。就算受到傷害的人獲得了事后的道歉和賠償，但人們都知道，傷害一旦形成便不可逆轉，尤其是對于心理上的傷害，侵權損害賠償的事后救濟是有限的。
人肉搜索背后的群體動力
人肉搜索之所以是惡劣的，還在于其所造成的“網絡暴力”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人肉搜索的下一步，甚至就是可預見的網絡暴力。而這種網絡暴力，又可以進一步歸因于群體的非理性和群體的無道德。
一方面，無論作為個體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和性格，一旦融入到群體中，都容易呈現出非理性的狀態。異質性被同質性所吞沒，無意識的品質占了上風。聚集成群的人，他們的感性和思想往往都會轉到同一個方向，形成一種集體心理。
這種集體心理又會成為一種獨特的存在，受群體精神統一律的支配，即在特定事件、群眾集結、情感亢奮的場景中，個人思想感情必定弱化，而會不自覺地加入到集體意識中去。正如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群體“沖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等等，幾乎總是可以在低級進化形態的生命中看到”。
互聯網等傳播技術在促使人與人的關系變得更為密切的同時，更強化了群體非理性的巨大弊端。大眾傳媒的高度普及，利用復制手段就可以把人民都變成為“隱形的大眾”。大眾傳媒把“事件”乃至整個“世界”提供給大眾，事件成了復制的商品，視聽者失去了個人的空間，也會放棄親身經驗的機會。
究其原因，信息技術的普及使空間距離的重要性降低，及時性和自發性的重要性更為突出，個人更容易失去其內在性和反思，導致整個社會普遍缺乏對話和討論，并使得人們更加偏執地沉溺于迎合自己喜好的論述和觀點，懶于思索形成新的想法或觀念。這種溝通交往模式又會進一步強化人們未能察覺的偏見，集體形成極端的立場，從而產生“群體極化”現象，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和對立。
另一方面，勒龐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還認為，群體是最缺乏道德感的。個體在融入群體之后，個人責任感和道德感便趨于消失。群體中的個人不會把行為責任歸到自己頭上，因為他們不再有個人，只有群體。勒龐總結說，當個體成為集體時，任何一種虛弱的個人信念都有可能被強化。
尤其對于互聯網而言，互聯網的匿名性更削弱了個體的道德責任，使得個人向大眾卸責。于是，當個體自發形成集體時，唯一的驅動力，就只剩下情緒，而煽動群眾效果最強烈的情緒就是基于“高尚”名義的道德憤慨。然而，高尚的名義之后隱藏著的，則是不為人道的心理驅動力：一是窺私的欲望，二是施虐的傾向，三是群體的成癮性。
回顧所有因人肉搜索而觸發的網絡暴力，都不難發現群體非理性和群體無道德的痕跡。就以“王冰冰塌房”為例，可以說是塌得莫名其妙。根據網友的觀點，王冰冰的塌房，一是塌在369分的四級，二是塌在19歲的未婚同居。但稍微用點理性去分析，稍微有點常識也能理解，四級只是一個非常生硬的衡量標準，王冰冰能夠進入央視總臺，就已經證明了其業務能力。對于19歲未婚同居來說，扣下“塌房”的帽子就顯得更加莫須有了。
人肉搜索本是一項中立的技術
使用人肉搜索來利好社會的例子也不是沒有。在四川大地震中，很多人和身在震區的親友失去了聯系，多家大型網站推出了地震尋親板塊，其中“人肉搜索”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另一些場合，人肉搜索則起到了幫助政府調查的積極作用。并且，人肉搜索為網民所爭取的，還有對社會不公和腐敗官員進行揭發和譴責的權利。
可以說，作為一種信息搜索工具，人肉搜索能夠及時提煉有效信息，降低搜索成本，促進信息的積累和流動。歸根到底，人肉搜索是一種技術，借助了搜索引擎，卻超越了搜索引擎的技術。它是在找到零散信息的基礎上的聚合加工行為，本質上更類似于wiki一類的“同儕生產”機制。而使用技術的主體，還在于人，還在于我們。
一方面，消除網絡暴力的解決之道不是禁止“人肉搜索”，而在于在網絡社會構建一個理性、多元、具有溝通性和辯論性的公共空間?！度巳馑阉鞴s》就顯示出了網絡社會理性的光輝和自律的可能性。2009年，有網友自發組織制定了《人肉搜索公約》，以此規范網絡道德，加深大眾對“人肉搜索”的正確理解，推動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另一方面，規制人肉搜索僅僅依賴道德自律，當然仍舊杯水車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在目前的討論當中，隱私權是禁止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這種觀點認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個人隱私權。將人肉搜索放入隱私權的框架中進行處理之后，對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體信息則需要區別對待、分別處理，包括區分純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
互聯網時代，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問題都是由同一套機制引發的，這就需要隱私立法和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共同發揮作用。對我國而言，首先應當明確線下隱私的范圍，還需要其他配套制度的銜接和配合。特別是各個端點，都需要進一步強化內部控制，逐一辨認個人信息的收集、處理、散播的機制和端點。只有首先對這些重要端點進行掌控，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個人信息資料被非法使用。
最后，個人的自我保護始終是重要的，如果沒有網民無意識地在網上留下無數蹤跡，也就不會讓賞金獵人們有機可乘。互聯網的出現既然已經讓這個時代的信息架構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我們能做的，就是鼓足勇氣適應新世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