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塔門 張晨陽
編輯 | 王朝靖
繼這兩年「逃離互聯網大廠」風潮之后，一批年輕人陷入了「大廠后遺癥」——在離開之后，許多人才意識到，大廠經歷給他們帶來的，除了簡歷上的光鮮、專業上的成長，還有另一種潛移默化的「精神反噬」。
打開社交平臺，你會看到人們在吐槽諸如此類的「大廠后遺癥」：「適應不了小公司」、「不會過周末」、「患上工作斯德哥爾摩癥 」、「意義缺失」、「社交焦慮」……
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說，離職僅僅意味著他們從一種焦慮中暫時解脫出來。在「堅固的大廠」煙消云散之后，新的寄托卻難以建立。在新的生活中，如何從面目模糊、高速旋轉的「螺絲釘」轉回「一個具體的人」，是他們面臨的更為迫切的問題。
失速
去年11月份，各大互聯網公司的財報顯示，互聯網公司的收入增速正在放緩。
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京東，阿里凈利潤都同比下降。第三季度，百度凈虧損166億元，愛奇藝凈虧17億，虧損額比去年同期擴大41%。
另外，百度、騰訊、阿里巴巴，互聯網行業的三巨頭，廣告收入增速集體回到了個位數。愛奇藝廣告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9.8%；新浪微博廣告主數量連年下降……
有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公司增速放緩應當是常現象，「不是現在不行，而是之前實在太快了。」
更多人則傾向于認為這是一種紅利期過去、開始走向衰落的征兆，外界則把這種現象稱為大廠的「集體失速」。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大廠有一股「準時」的消毒水味，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的固定時刻，大樓里的保潔阿姨會準時噴灑。
很長一段時間，我適應了這股「準時」的氣味。和它一同而來的是一種精確到分秒的緊迫感，一邁入辦公大樓，氣味鉆進鼻腔、沖上腦門兒，人就會不自覺地，連呼吸也變得更急促。
每天，我總是提前10 分鐘到達工位，對照著密密麻麻的表格列出一天要做的所有事項。辦公室里的許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使用大容量的水杯，但他們并不是為了多喝水，而是——盡可能的，減少去茶水間、去廁所、去一切「閑地方」的時間。
到今天，我已經離開了大廠了 219 天。從現在的視角回看，那時候的我像「一只在齒輪上奔跑的倉鼠」，已經被訓練出了一些條件反射。
離職之后，我對新生活的「節奏」無法適應。
我退掉了接近300 個微信工作群，刪掉了 2 位之前不喜歡的同事。微信上不會再有永遠也彈不完的紅點、不用再隨時擔心有人發工作消息但我沒看到。
但不適感也隨之而來，像驟中彩票的窮人一樣，時間被奪回來了，我卻不知道該怎么支配。
起初，我每隔20 分鐘看一次微信消息，沒有人找我。隔了一小時、兩小時，還是沒有。
就算是把手機切換到橫屏模式，打開一局游戲，我還是習慣性地會在英雄死掉的那十幾秒，再切換回微信瞄一眼——盡管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片空白。
有一整天，沒有人給我發消息，沒有人艾特我，我的名字從大大小小的排期表、項目表、群聊里消失了。「我」輕松了，「我」也不被需要了。
如果沒有工作，我的閑暇時間用來干什么呢？
沉迷玩樂是令我心慌的，無所事事是讓我不安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入職下一份工作。在新的工作里，我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應屆生，花了一段時間去適應和理解這里的不同：
居然可以花兩、三個小時，整個部門的人去開一個幾乎「沒用」的會議，我只需要坐著，大部分時間可以不聽，很小一部分與我有關的工作安排，是可以在釘釘上只花 1 分鐘就講清楚的；居然可以有一些人，在工作沒有完成的情況下，成群結隊端著一杯咖啡到處晃悠。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這是工作中「非常必要」的閑暇。
在下班之前，我還偷偷環顧四周，在心里揣測：有多少人在奮戰工作？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準備開溜？領導還在工位上嗎？我要什么時間離開才不會在下班出辦公室的路上「偶遇」她？
事實證明這種「計算」多余且搞笑，一位已經在這里工作了兩年多的前輩在晚上 6點 29 分從工位上站了起來，他問我：「你怎么還不走？該下班了。」
閹割
從 2019 年到現在，互聯網大廠的「裁員潮」幾乎沒停過。
2019 年 2 月，滴滴宣布裁撤 15 %，涉及員工超 2000 人；下個月，騰訊進行新一輪組織架構調整，裁撤 10%的中層干部；
2020 年，受疫情影響，旅游經濟全面崩塌，攜程CEO 孫潔發布內部信稱，從本月開始，自己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將 0 薪，公司高管層也提出自愿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業恢復。
2021年，新浪科技報道，百度游戲部門 300 余人幾乎全部被裁；汽車之家被曝光全范圍裁員，比例在一到兩成之間；愛奇藝也被曝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比例在 20%到 40%之間……
對此，互聯網大廠們普遍認為這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正常現象：
字節跳動的大力教育在優化裁員之后，管理團隊發布了這樣的公告：「今天的離別是為了更好的未來。」
汽車之家則回應：「屬于正常業務結構及年底考核人員優化。」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大廠教會了我一種「閹割」的思維。
簡單來說，就是一切「新」事情的嘗試，都需要建立在被驗證過的成功之上。
比如，做影視類的短視頻，就要先去找到這個領域內最頭部的大號，把它的已發布的所有作品的選題、結構、畫面、流量表現等全部扒出來，對此進行分析、總結和模仿。
而如果一旦有自家或別家失敗的經驗在先，就會被直接否決。在這里，一個選題被斃掉最常見的理由是「之前做過，但是流量不好。」
這一方面指向高效和不會出錯，另一方面也指向自我閹割。
時間久了，我學會了自己首先閹割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不著調的」，那些已經被驗證過「撲街」的選題也是沒必要報上去的。
因為它們統統無用。
這種思維潛移默化地滲透在我的生活中：我認為在屋子里擺放鮮花是麻煩且無用的，寧可買一株仙人掌，因為它幾乎不需要照料；我對線下社交有一點說不清的排斥，如果可以打字解決問題，為什么非要見面。
看劇的時候，我時常倍速，甚至會跳到最后，想要看到一個結局；看書的時候，我有時候會直接去看摘錄或者解說，希望能有人幫我做好「知識藥丸」，而我只要吞下，就能直接快速地，學到點什么。
新工作的第一項任務——寫一篇稿子，我也使用了大廠教會我的方法。
我摘出新公司公眾號近半年的每一篇文章，單獨復制粘貼到石墨文檔里作為學習的「范文」，研究了它們的選題、段落解構和文章風格，并特意標注出了每一篇文章的字數、閱讀量、點贊、在看。
在寫的過程中，我嘗試向新公司靠近，如何把握節奏，如何遣詞造句；盡管我認為許多「范文」中「吊書袋」部分過于拗口，但依舊學著這種風格。
我的潛意識隱約認為，要適應規則、追求效率，就要適當的「優化」或者說「閹割」掉一部分自我。
沒想到新的主編說「你不用特意寫成我們的風格」、「你可以嘗試一些新的」。
沒有明確到1、2、3點要求、沒有清晰的「禁忌」或者「可供參考」，我陷入迷茫，花費了一段時間，試圖重建出另一種可循的方法論。
現在，被閹割的空間騰出了空，被閹割掉的那部分自我卻不知道去了哪里。
搏斗
學者沈奕斐在談論「當代愛情為什么這么難」時指出，大量研究發現當下的愛情模式是「新舊腳本的混雜」，簡單來說，就是人們既追求「現代愛情」，希望獲得愛情的自主性，與此同時，又又對舊式愛情的不費吹灰之力和穩定性戀戀不舍。
而把同樣的邏輯套在「離開互聯網大廠的人」身上，或許可以得出他們的另一種矛盾：「他們既渴望掌控工作的自主性，獲得自由、追求精神意義，又對高效運轉、目標明確的大廠戀戀不舍。」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很久之后，我意識到在大廠工作就像參與一場進擊的游戲。
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被告知，要做頭部，只有頭部是贏家，才可能不會被拋棄。可是，舉辦這個游戲的人，或許并不在意最終是誰走到了頭部、誰成為了贏家、誰又被拋棄。因為無論如何，這場游戲的最后，一定會有人成為走到「頭部」。
而大多數人，是完成這場游戲的分母，他們最終沒有成為贏家，或者走到了一半就選擇離開。
我也是其中一員，被工作包圍，想要成為那個贏家，又或者僅僅是不想被拋棄。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漸漸地，忘了質疑「游戲規則合不合理」、忘了思考「游戲之外還有生活」……
我陷入了一場自我搏斗。
小人A是這場游戲的積極分子，它擅長用一些數字提醒我：月薪、績效、職級、同齡人……
在所謂職場PUA之前，這個小人就事先對自己進行了一場自我PUA：陷入「被夸恐懼癥」，在工作上取得了一點小成就，也會在內心自我懷疑「真的嗎」「我配嗎」「不夠，還不夠」……如果遇到了失敗或者團隊的失敗，我首先會檢討自己「是我的原因」「我還可以更好」……
另一個小人B則在這場游戲中質問我：
「你正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意義嗎？」
「你還有時間花在朋友、親人、愛好上面嗎？」
「重復、疲憊、循環，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嗎？」
最后的結果常常是兩敗俱傷。
我被 B 說服，對大廠的工作感到失望，并為此不斷消耗情緒，與此同時卻依賴著A，并且時間越長越難以割舍。
某種程度上，大廠為我所在的集體設定了清晰的目標，它明確指引著方向，我只要跟著它，往前跑就好了；它還為我制造一種「努力」「奮斗」「意義」的幻覺，并通過一堆數字讓我產生「自我認同」。
自我搏斗并沒有因為離職完全停止。從大廠離職后的某個周末，我躺在床上，瀏覽著各種資訊，偶爾玩一會兒游戲，困了就入睡。
小人A說：起來，你可以學點東西，或者運動運動；小人B說：起來，你需要出門，見見朋友，或者僅僅是曬曬太陽。
我陷入掙扎，最后身體不自覺地被床牢牢吸住。直到黃昏來臨，即便把窗簾拉開，屋內也變得黯淡無比，我開始為這一天什么也沒做而懊悔，同時為第二天又要奔向工作而感到沮喪。
出路
互聯網人工作并不幸福，這幾乎是一個共識。
在如今的社交網絡上，996、大小周、剝削、系統、薪資倒掛、非升即走等詞語被高頻提起。脈脈數據研究院《告別氪金時代：人才吸引力報告 2021 》顯示，互聯網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整體工作幸福感、職業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
但，離開高薪的互聯網大廠，年輕人要去哪里？
另一項數據則顯示，在工作 1到 3 年的人群中，超過 4 成的人把「穩定的鐵飯碗」視為理想工作。
@張勇敢 大廠工作2年，離職半年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大廠的運行模式幾乎持有全盤否定的標簽式態度；另一位還在職的朋友更加咬牙切齒：「如果今天不離開，我就會死掉。」
但離職之后，過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長時間再去回望，我曾經的同事、領導、實習生，只要不在工作中，他們一個個都是非常鮮活具體的人，很難去用標簽式的詞去概括他們為「機器」、「工具」……
另一方面，我們在離開大廠之后，發現這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大廠問題」，以別的形式出現在了其它地方：
一位讀研的同學，被導師「壓榨」：她每周都給自己的導師免費打工，周末也要去幫忙，不然，自己的論文可能會被卡；一位朋友去了「扁平化管理、有個性」的小企業，在那里幾乎沒有KPI要求，很少有人加班，與此同時管理一片混亂；另一位朋友決定考公，第一年沒有考上，決心再次備戰。她并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或者適合去做一名公務員，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什么更想做的事情了」；還有一位朋友從大廠離職之后，受不了小公司重返大廠，一年之后再次離職……
這或許更令人沮喪和絕望。
因為即便離開大廠，也會發現，我們是嵌在大廠上的一顆螺絲釘，而大廠，是嵌在社會上的一顆高效螺絲釘。
甚至，它因為擁有更為成熟的流程體系和福利保障，比如晉升的相對公平、更多的加班工資，反而可能比某些地方好很多。
從這個角度看，大廠反而成了另一種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