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回望即將過去的2021年，這正是經歷變化的一年。今年采訪的學者許子東認為讀者的口味正在發生變化，這體現了中國大時代從“下鄉”到“進城”的趨勢轉變：八十年代大家看城里人下鄉，看阿城、韓少功、王安憶；現在是鄉下人進城占主流的時代，農民工進城，小鎮青年買書是主體，所以《平凡的世界》“影響三觀”。
批評家以外，作家也正在思索創作的變化，閻連科在接受界面文化專訪時，反思自己這一代作家過于重視宏大敘事，關注歷史和現實，好像一旦故事進入歷史，家庭細微的問題就不值一提，因此需要有更細膩、深刻和復雜的筆觸。
我們的盤點也將從不變的世俗傳奇與思變的小說文體講起，延展到更廣闊的基層寫作、文學改編、重要紀念日與文學獎，以及疫情中實體書店的境況。
01 傳奇世俗：余華、劉震云和王安憶
余華《文城》是本年度最受關注的長篇小說。作家余華在八年之后推出了新作長篇小說《文城》，小說以清末民初的亂世村莊為背景，書寫一位帶著女兒尋找妻子的男子，在一個叫做溪鎮的南方村莊落腳，他操持木工的工作，結交朋友，日子逐漸過得平靜安定，而此時外部世界正在劇烈變遷，軍閥和匪禍逐漸影響了村莊的生活。小說出版后，有評論者認為《文城》的特別之處在于同時講述了南方村莊與北方鄉土的故事；也有專家認為《文城》較為少見地寫出了一個女人——也就是《文城》中的妻子小美——愛上兩個男子；此外也有學者為作品小說出的通俗傳奇感辯護，余華自己也頗認同這個說法，認為跟《活著》比，文城更像傳奇，人物也都是戲劇性的；而寫實主義小說與傳奇小說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是人物帶動故事，后者是故事帶動人物。小說發表后有讀者表示對余華的失望，認為小說不過在重復舊日故事。
事實上，從《文城》的創作過程看，故事的主體確實創作于上世紀90年代，只是在疫情期間作家又在前面寫作的基礎上進行刪改，因此讀起來有年代感也許并不偶然。然而關于《文城》的傳奇戲劇性，我們仍可以繼續思索，傳奇作品中的人物是否變成了情節“工具人”，以及在表達良善和理想境界方面，《文城》與一般意義上的通俗文學的相通，又是否會導致文本的不自由與不自覺。畢竟，《竇娥冤》《趙氏孤兒》這般凝結了中國傳統社會主流道德話的作品，比起詩歌散文以及非話本小說，更受制于正統意識形態也更缺少表達自由。
從《文城》的傳奇戲劇感，可以談及劉震云的《一日三秋》與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一日三秋》中作者的角色恰似一位說書人，寫書的緣由被交代為將豫劇團六叔的人物畫還原成一則則故事，故事譜寫出的延津縣人物命運起落，都包裹于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傳說之中——仙女愛聽笑話，若是有人說不好笑話，便有死于非命的危險。令故事更顯得傳奇的是，主角也籠罩于豫劇《白蛇傳》光環之下，他們是豫劇團的演員，在舞臺上分別飾演著白蛇、許仙和法海的角色，在生活中也有著與角色相似的命運。推動劇情發展的情節有著荒腔走板的色彩，死人可以托夢，離魂還能附體，與生人對話、提出要求。只是在這荒誕不經的框架之下，人物的舉動并無出格之處，就像當地人相信流行歌《該吃吃，該喝喝》能夠療愈生活的憂郁，故事的整體氛圍正是無論如何不幸，都應當該吃吃、該喝喝，人物生活的最重要的節點仍然是婚喪嫁娶和生老病死，可能比鬼魂附體更不可思議的是，已經變成了鬼魂都不能舍棄人倫親情糾纏不休，脫不開世俗理性的套牢。
《一把刀，千個字》最早發表于《收獲》雜志，從紐約法拉盛一位淮揚菜廚師的謀生經歷，溯及他在上海弄堂、揚州老家還有哈爾濱故鄉的前史，又從法拉盛看似封閉過時的華人交際圈切換至上世紀中國大陸的革命史。前半部講華人旅居海外，“揚州一刀”到了紐約，在美國人的地盤上講究揚州菜的風味，講的也不全是風味，而是密密實實的人情世故，人際的冷暖深淺遠比菜式的地道風味更為重要。后半部分展開廚師的家世，講述個人生存的不同境況——或是幸存于歷史的夾縫中，或是成為犧牲者留在世上——的見證。相比起來，前半部分鋪陳華人生活圈雖有異域情調卻顯得浮光掠影，后半部分某些地方已經超出了對世俗人情的討論，比如對大革命與私生活的關系有著具有思辨性的思考，但對人物性情、家族沉浮的描繪仍有著鮮明的俗世傳奇色彩：很多時候戲劇性都是依靠人物性情天生極致不同渲染出的——沉默冷靜者與潑辣熱烈者同臺對擂，而這些性情似乎又缺少繼續發展成長的方向；人物關系的想象諸如女友之間的猜疑與親密、父母子女之間的親愛與隔閡也仍是熟門熟路的寫法。
王安憶在今年再版的《小說六講》（前一版名為《小說與我》）中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的文體更接近曲而非其他文體——劉震云寫《一日三秋》頻繁與《白蛇傳》交互，或許正能印證這一點；她還談及“禮失求諸野”，認為尤其大陸中部、黃河流域的農村持續保存著幾千年的道德倫理，農人在耕植生活中接受的文明教化，讓上海人相比之下都顯得“不懂規矩”，而農人的教化又讓她想起《紅樓夢》里失傳已久的話語，村里姑娘也會贊同趙樹理小說主角和生活中的真人極其相似。這不禁讓人想起作家阿城于今年再版的《閑話閑說》所強調的“世俗一直是中國小說最堅實的基礎力量”，從《史記》開始已體現出街談巷議將國家系統聯系起來的傳統，中國小說里世俗基礎非常雄厚，不僅體現為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會聽《紅樓夢》，更在于中國的說書傳統重視世俗聽眾的評論，這是需要被重視而并非被舍棄的資源。
學者王堯今年6月出版了《“新時期文學”口述史》，讓我們對中國作家的創作與觀念有了更清晰的認知。余華講述上世紀70年代末在牙病診所看檢舉揭發材料，主要關于男女關系，寫得既驚心動魄又壓抑扭曲，在真正閱讀文學作品之前，那些材料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的文學啟蒙；阿城強調的中國小說的世俗力量來源于他對舊書和雜書的閱讀，以及對《三言二拍》所用民間語言的賞鑒——相對于貴族和當權者，他認為民間沒有那么多壓抑，生命力與生氣更容易煥發。
02 星空宇宙：西西、托卡爾丘克和石黑一雄
香港作家西西的《欽天監》是作者在年逾八十后推出的歷史題材小說，這是一部有關天上星象與人間氣象的小說。西西以第一人稱講述了“我”作為清初欽天監的成長經歷，正因為從孩子視角出發，作者也問出了最基礎卻也最重要的問題，諸如中西文明是如何交流的、知識又如何被皇家所占有、天上的星星為何又成了人間禍福吉兇的預兆，中國好些學問為什么本來光彩奪目后來卻遮掩起來，以及最有才華的人為什么都在研究解釋過去的經典，將做官當成唯一的出路。2020年界面文化的文學盤點曾指出當年出版的某些小說重視家庭倫常人物關系卻缺少對人生的洞察，也相應缺少敬畏、悲憫及思索的性質，而《欽天監》恰恰是超出倫理苦情戲的文本范例。
王威廉的短篇小說集《野未來》是一部值得關注的新作。在同名小說中，作者將科幻故事嫁接于廣州城中村之中，自學成才的保安想要憑借理科天分博得一個未來，卻被友情提示，如果不按照正規途徑走，即使未來到來也沒有他的份兒。其他幾個故事中也寫到了一些面向未來充滿不確定及猶疑感的人，像是因為無人駕駛技術普及而下崗的出租車司機，或是被前男友復制愛情進行商業運作的都市白領。
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石黑一雄在今年推出新作《克拉拉與太陽》，2018年的諾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糜骨之壤》也引進國內，前者講述了對太陽如宗教般崇拜的人工智能克拉拉在人類家庭中生活、面對變成真人的考驗，后者講述了幽居在國境邊緣、遠離人群的老太太一邊研究星象學和神秘主義詩人布萊克，一邊力圖保護身邊的環境與動物。《克拉拉與太陽》探索人之為人的特殊性、懷疑愛基于獨特性的虛妄，與我們熟悉的電影《機器人管家》（改編自小說《兩百歲的人》）及《人工智能》等遙相呼應；《糜骨之壤》想象著人的軀體、居住的房屋與宇宙萬事萬物相聯的可能，占星術不再是古老的知識，而是傳遞了對個體生命與宇宙秩序和世界整體相聯的信念——這信念從根源上挑戰著重視牟利與成功的平庸心靈，這些心靈往往認為工具和器械就足以征服世界。
這兩部引進作品也與今年的原創文學形成了饒有意味的關聯——西西與托卡爾丘克同樣仰望星空，王威廉與石黑一雄都在探索技術投射于人性的幽暗光影。
03 基層文學：基層刊物和礦工寫作
尹學蕓在《尋隱者不遇》中以基層文化人的視角講述了許多故事，她自己也是一位“基層”中人。居住在天津薊縣，多年間，她從一個單位遷徙到另一個單位，從文聯、文廣局、旅游局到住建委，基層單位的工作經驗讓她對單位工作、生活和人際關系體察深刻。
尹學蕓不僅自身是一個從基層生長出來的作者，也主編地方小型文學刊物、與業余作者有著較多接觸。她體察到了基層作家在文學生態中的位置——最基層的作者離文壇很遠，有時即使寫作發表很多仍藉藉無名。她的成功或可為這類基層作者提供一條道路的參考，影響固定單一的評價標準發生積極的改變。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上，巴金故居副館長、“基層文藝刊物”《楊樹浦文藝》的主編周立民也提出了基層文藝與專業文學之間關系的話題。他認為，一方面基層刊物不能辦到最滿意的水平，因為作家首選不會是這里，此外還得和一些不想發的稿子作斗爭。而基層文學與專業文學二者之間應當是可以互通的——基層文學的讀者也是經典文學的讀者，專業作家的看法也會影響公眾。因此文學專業人士需要意識到這些并不在自己世界里的讀者的存在，如何改變他們的文學趣味或許將成為影響公眾文學趣味的關鍵一環。
另一種基層聲音來自曾經的礦工、現在的詩人陳年喜。本年度他推出了兩部非虛構故事集《活著就是沖天一喊》和《微塵》，書寫了他自己和如他一般辛勞而樸素的勞動者的故事。從這兩部作品里，我們得以讀到陳年喜16年間的礦山生活，遠比《我的詩篇》電影里所展現的更驚心動魄，他寫出了自己憑借好體格在南疆、甘南做爆破工討生活的經歷，也道出了那時的饑餓、困頓、被欠薪和偶爾的生趣。在今年舉行的上海-南京文學雙城會議上，陳年喜也談到了開始寫作非虛構的緣由——一方面想讓讀者知道有一群人在像他這樣生活，“那些依然掙扎的人、那無數以命相博的進行時，每天像張張利口，撕咬著他”；另一方面更多考慮的是收入問題，他看重的是這類文體能讓人們讀到真相和世道人心。
04 影視改編：《第一爐香》《小舍得》《突圍》
張愛玲小說《第一爐香》改編的同名電影今年10月與觀眾見面，堪稱年度文藝界事件。觀眾們的討論不僅集中在選角是否合適，也針對導演和編劇對故事的再創作是否合宜。電影上映前，界面文化曾專訪出版過《精讀張愛玲》也參演了這部電影的文學研究者許子東。他將《第一爐香》闡釋為“城市中女子墮落的悲劇”，好端端一個人明知道事情不對，怎么會一點點走進圈套；另一方面，張愛玲在文學史上有著特殊意義，將青樓傳統和二十世紀愛情小說串聯起來。
電影是否準確傳達出了故事原本的氛圍也令許多觀眾感到疑惑，從氛圍、意象、人物塑造到對白，電影似乎失去了張愛玲原著鬼氣森森的氛圍。編劇王安憶在采訪中表示，改編的難點不僅在于要服從導演的看法、克服自己對這篇小說的原本理解——她并不認為這是張愛玲最好的作品，也不覺得表達的是愛情——更在于填補張愛玲小說中的隱匿之處。王安憶與張愛玲所處的時代環境迥異，一個上坡路，一個下坡路，溝通理解較為困難。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陳建華認為，這樣的改編無疑屬于文本的再創造：小說中三次出現的“不可理喻”也意味著改編的挑戰，電影中多次將原著對話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看似是尊重原著無一字無來歷，將故事情節一一坐實，卻輕視了奇幻、詩意和心理成分，乃至大有“肥皂劇風情”，因此這部電影從歸屬看并不能算作張愛玲的“第一爐香”。
在電視熒幕上，魯引弓的“教育三部曲”系列之《小舍得》頗受關注。在處理了出國留學、高考兩個題材之后，作者從家庭如何應對“小升初”危機展開講述，也探討了校內教育快樂輕松、教育培訓軍備競賽的現狀，以及“雞娃”如何影響了兒童的身心。不過，影視劇在改編中將兩個不相干的對手媽媽劃到了一個家庭之中，讓她們成為了名義上的“姐妹”，此外還美化了主角的家庭經濟條件，將原作中的工薪階層平地拔高至上中產，從而加重了倫理情感的糾葛以及貧富身份的沖突，也分散了原著對于教育問題的聚焦。原作作者對城市不同社會階層的教育方式確有思考，卻停留在較淺表的層面，甚至對“高階層”有溢美的嫌疑。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義》之后的作品《人民的財產》也被改編為了影視劇《突圍》，卻沒有獲得如《人民的名義》一般的評價與影響。《突圍》以國企反腐為題材，從領導班子的交接逐漸揭開國企運營中的利益輸送、高買低賣、拉幫結派是如何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題材雖然切中現實利害，然而電視劇并未能還原文本的沖突，也簡化了原著中更為曖昧復雜的部分。
網絡劇集中也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改編，比如J.G.巴拉德的短篇小說《溺死的巨人》改編為了《愛，死亡，機器人第二季》中的一集。巴拉德出生于中國上海番禺路，他的另一部作品《混凝土島》今年也引入了國內。
05 重要紀念日與非洲文學大年
2021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與逝世85周年。魯迅棄醫從文、以筆為槍的一生意義重大，他的小說、散文、雜文、詩歌以及對青年人的勉勵話語，例如“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至今仍在發揮其影響。
今年出版的魯迅主題著作中就包括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王曉明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這是一部魯迅的思想史，以其三次努力抵抗鬼氣和絕望為主軸，刻畫了魯迅思想氣質中的懷疑、矛盾和陰暗面。此外，日本學者丸尾常喜面向大眾的《明暗之間：魯迅傳》也引入了中文版，張夢陽的《中國魯迅學史》梳理了1919-2019年這一百年之間魯迅研究的線索，展現了中國現代知識階層對魯迅著作、思想和人格的闡釋歷程。
在這個時刻，我們對魯迅有什么新認識？在今年舉辦的魯迅誕辰140周年上海作協文藝會堂座談會上，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談到了魯迅的自信，從《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講到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對自己文學成就的秉筆直書，稱“五四”前后魯迅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在紀念魯迅兼《他山之石：魯迅讀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新書發布活動上，學者劉春勇認為，魯迅成為小說家實屬偶然，且受到梁啟超小說與“群治”觀念的影響極大，他將小說視為啟蒙的工具，可用來喚醒國民覺悟。投身文藝活動失敗后，魯迅雖對啟蒙抱以冷的態度，卻絕不抹殺砸壞鐵屋的希望，因而才會應了朋友們的囑托，為《新青年》撰“小說模樣的文章”十余篇，集為《吶喊》。
2021年也是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40年與誕辰200周年。對陀氏的諸多紀念活動探討的問題包括了他如何經歷苦難人生并由此出現思想轉變。目前中文世界出版的陀氏傳記包括：美國作家、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榮休教授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國內學者參考較多的、俄羅斯作家謝列茲涅夫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美國斯拉夫學者斯洛尼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愛情》以及陀氏夫人所寫的日記和回憶錄等。今年引進的德國學者安德里亞斯·古斯基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也值得關注，書中的德國視點相對新穎，更側重對于陀氏哲學和思想史層面的理解，分析了康德、克爾凱郭爾等哲學家對他的影響。
弗蘭克在其陀氏傳記中指出，1849-1954年的苦役營四年刑期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之后寫作的重要主題，也讓他成為了一個能夠將生活磨礪轉變為真正的悲劇藝術的作家。正如學者劉文飛所言，紀念陀氏的意義在于，在許多同時代的作家中，他可能是以文學介入人的內心最深的人，閱讀陀氏會讓人更加了解人的復雜性。古斯基在傳記中分析《地下室手記》時也提到，陀氏將人分成兩類——一類是知足常樂的人，也就是普通的人；另一類是“地下室人”，是懷疑一切的人。只有像“地下室人”一樣在面對世界時秉持著懷疑精神和否定精神，人才有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更完滿地實現自己的個性。
法國作家福樓拜與陀思妥耶夫斯基誕生于同年，今年也是福樓拜的200周年誕辰。米蘭·昆德拉曾稱福樓拜的作品高高矗立于“后巴爾扎克時代”之后，他以“喚出力”形容福樓拜描繪外部現實的才華與功力。福樓拜重視細節，著力感官描寫，把握住了客體世界表面的獨特性——這正是19世紀下半葉史詩散文中的巨大發展。止庵評價《包法利夫人》終結了浪漫主義，完成了現實主義，今年對福樓拜的紀念活動也主要圍繞重讀《包法利夫人》進行。值得一提的是，《包法利夫人》制造了新詞“包法利夫人癥”，用以形容陷入浪漫幻想中的人，而這一“癥狀”在文學閱讀中影響深遠，《現代性的性別》中就有專門以包法利式的女性讀者和女性粉絲為案例的分析，她們被當做“包法利夫人癥”的受害者，即無法控制我的、出于自戀的、極度功利主義的女性消費者。
2021年亦是波蘭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萊姆誕辰100周年。他的小說《索拉里斯星》曾被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和美國導演索德伯格先后搬上銀幕，《未來學大會》也被改編為電影。在萊姆誕辰百年之際，譯林出版社推出了其系列作品，包括《索拉里斯星》《未來學大會》《慘敗》《無敵號》等六部小說，果麥也出版了萊姆的《機器人大師》全兩冊。在紀念萊姆的活動中，學者湯惟杰提出，萊姆并不贊同“實用主義”和“技術至上主義”，而現在中文語境內大眾對包括他在內的科幻作品提煉的要點往往都有技術至上主義的傾向，這與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境遇有關。從晚清到近代的幻想小說體現出的是“救亡圖存”信念下的“缺啥補啥”，“我們覺得船不夠堅、炮不夠利，所以在這些方面特別強調，而種強調和幻想背后是服務于非常焦慮的民族國家的。”此觀點也與學者賈立元（科幻寫作筆名：飛氘）在今年出版的著作《“現代”與“未知”》中的分析——晚清科幻小說中那些有意思的發明，不僅僅是天外飛仙般的技術應用，而更有其隱喻性質，象征著知識分子在憂患中革新造人的嘗試——有相通之處。
2021年是非洲文學大年——十月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出生于東非桑給巴爾島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古爾納以寫作難民題材著名；法國龔古爾文學獎也由“90后”塞內加爾籍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作家摘得；隨后的布克獎又頒給了南非作家戴蒙·加爾古特。12月7日，古爾納在諾貝爾頒獎禮上致辭稱，想要探索在自己成長過程中經歷的殖民主義，他也成為了繼尼日利亞作家渥雷·索因卡之后首度獲得該獎的非洲人：“我對這種現狀無能為力，然而，就像我已經學會了以更包容的心態去閱讀一樣，我想要用文字去對抗那些蔑視、貶低我們之人的自大總結。”此外，他也明確表示：
“無論文學批判能給人們帶來多大的鼓舞和安慰，但文學不應只與批判有關。寫作從來不只是關于某一件事情、某一點爭論或是某一個問題，它應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關注人類的生活，遲早殘酷、愛和軟弱會成為它的主題。我相信，寫作還應展現出另一種可能性，那些專橫的雙眼所無法看到的，以及是什么讓明明身材矮小的人，能擁有無視他者厭鄙的自信。……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我們一定能收獲另一種美好。”
在2021年的尾聲，復又想起今年辭世的哲學家、美學家李澤厚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中寫道，不同代際的讀者對于同一部作品有著完全不同的感受，中年知識分子同情地接受《綠化樹》，因為相信追求道德的完備與精神的圣潔，然而青年知識分子卻憤怒地拒絕它，認為其中有一種“不可理解的極端愚昧和個性毀滅”。生活在改變，人們也在改變，相信這也意味著來源于真實生活的、具有洞察力的、設想出無數“野未來”的寫作終有希望獲得更廣泛的共鳴。
06 疫情中的實體書店
疫情中的實體書店處境復雜。今年3月，有著三十多年歷史的北京獨立書店“盛世情”宣布停業，店主范玉福手寫的一封“致讀者信”，稱“奈何子不承業，又罹諸孽，故不再尋新址，店即關停。”。8月，營業五年的鐘書閣上海靜安寺店因租約到期關店。11月，言幾又書店因為關店和欠薪新聞進入公眾的視野。與此同時，來自日本的蔦屋書店落戶上海，朵云書店戲劇店、大隱書局豫園店接連開業。
關店與開店同時進行，實體書店的狀況究竟如何？《2020-2021中國實體書店產業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1573家書店關門，是2019年閉店數量的三倍有余。其中較為著名的書店有重慶方所、北京佳作書局798店、盛世情書店、上海漢源匯書店等，言幾又成都凱德天府店、西安邁科中心店和寧波印象城店也于去年閉店。杭州“曉風書屋”創始人朱鈺芳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稱，從疫情開始直到去年5月之前，曉風書屋近20家門店中“有一半都開不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仍有更多的新的實體書店入局——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大約有4061家新書店面世，這一數字是關門書店的2.6倍；在民營書店中，西西弗可謂逆勢擴張的典范，開設了34家新店。
業內人士透露，實體書店所受的沖擊，主要來源于疫情對實體商店的影響，書店也是一門生意，開張關門和其他商鋪一樣都屬于市場行為，此外書店也有其一直以來回避不掉的問題，諸如房租上漲和電商沖擊。據專業人士分析，言幾又關店并不單純是受疫情影響，主要原因在于資本助推迅速擴張，但管理和經營不善。
書店的境況與消費者的購書意向之間有著強相關的關系。一方面，從線上與線下渠道的消長趨勢來看，線下渠道的市場份額不斷由線上渠道占據，由圖書業咨詢調查機構北京開卷信息年初發布的《2020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規模為970.8億元，其中線上渠道的碼洋規模為767.2億元，占據近80%的市場份額，這一數值在2012年僅為28%。另一方面，書店本身也顯示出營業額與銷售額的下降，近日由書萌發起的一份面向全國362家書店的調研報告顯示，近80%的書店無論是整體營業額還是圖書銷售都在下降。界面文化此前采訪“書萌”創始人孫謙時，對方表示，疫情實際上反映了書店非剛需的事實——當人們的出行受限、收入受到影響時，書店的消費就會率先被砍掉。目前書店面臨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疫情常態化的背景下維持店面運營，大型連鎖書店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差，因為店面租金、人員開銷、日常支出等都相對固定，書店體量越大，虧損也就越多，反而一些小型書店的調整和轉向會更加靈活。
在相關的扶持政策之外，當地社區讀者發起對實體書店的支持或許也是一個解決思路。英國書店協會（The Booksellers Association）證實，在過去22個月里，英國獨立書店的數量有所增長，自疫情以來獨立書店會員數量增加了12%。隨著本地書店數量增多，當地讀者群體也齊心協力慷慨扶持書店。這也正是曉風書屋創始人朱鈺芳在界面文化采訪中所說的，書屋的周圍有很多社區，與消費者之間的情感聯系同樣值得書店好好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