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1766年2月13日，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生于一個富裕的英國家庭。他的父親在子女教育方面不拘一格，在家親自教育他。1784年，馬爾薩斯被劍橋大學耶穌學院錄取，1791年獲得碩士學位，并在兩年后當選耶穌學院院士。1805年，馬爾薩斯在新建的東印度學院擔任歷史兼政治經濟學教授（他可能是世界上首位擁有該頭銜的教授）。東印度學院是東印度公司訓練職員的教學機構，在英帝國的黃金時代，東印度公司是該國在印度的主要機構。

馬爾薩斯一生著作頗豐，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首次發表于1798年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它可以說是西方關于人口問題最有影響的著作，馬爾薩斯也因人口以及人口對經濟的影響理論而被稱為“人口馬爾薩斯”。

時至今日，馬爾薩斯對人類社會的預測已被證明并未成真，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論》的提出與當時歐洲人口高速增長的社會大背景息息相關。回望19世紀，我們可以看到《人口論》對歐洲社會的影響有好有壞：一方面它促進了歐洲的移民潮，因此間接推動了歐洲文明的全球影響力；另一方面，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的悲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當時的政策制定者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理論，工人階級在遭遇越來越嚴峻的貧困、失業和疾病問題時難以獲得國家援助。

19世紀歐洲的人口增長與移民潮

“法國革命的到來以及革命后的激烈影響使人們專注于似乎各處可見的政治不穩定，馬爾薩斯認為他至少有了一個答案，就算不是那個正確的答案。與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他認為人性法則是可以發現的。但是就他而言，他相信進步是有限制的，他認為自己解決了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在《思想史》一書中，英國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如此寫道。馬爾薩斯眼中“最棘手的問題”，就是人口增長。他首先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學原理，因為它影響社會的未來進步》，然后又于1803年出版了第二版，繼續擴展自己的論述。

在很大程度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對當時歐洲社會環境的回應——除了法國大革命在全歐洲引起的政治震動之外，19世紀快速的人口增長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經驗，也亟需社會科學學者——大革命后出現的全新學科分支——去理解、去闡釋全新的社會運作方式。

整個19世紀，歐洲各國經歷了人口的快速增長。法國人口數量從2870萬增長到4070萬（上升42%）；意大利人口從1809萬飆升至3297萬（上升82%）；西班牙、葡萄牙、德國和俄國歐洲部分的人口增長率分別為75%、86%、130%和181%；在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格蘭，人口增長率更是高達246%。對于歐洲人來說，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情況。

英國歷史學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指出，19世紀歐洲的人口增長主要由兩大因素驅動：大量的食物供應和運輸方式的改進。耕作方法的持續創新，特別是農業機械設備的投入使用使得歐洲人開始獲得剩余的糧食、肉類和奶制品；與此同時，針對這些剩余糧食，歐洲開發出了全新的高效存儲和運輸方式，例如長途運輸鐵路系統。食品短缺基本不再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出生率因此不斷上升。

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新情況，馬爾薩斯的觀點是悲觀的。他認為，人性的基本法則是人口增長率以幾何速度增加，而食物的生產只能以算術速度增加，因此物質匱乏是人類生存條件的一個永久性特征。馬爾薩斯繼而指出，人口增長會對英國和所有其他國家造成破壞性影響：人口增長將帶來勞動力增加，繼而導致工資降低；更嚴峻的是，人口增長會導致糧食短缺，因為農業和畜牧業的產量與人口數量之間的比例一旦達到臨界點，前者就不再能夠滿足后者的需要。鑒于此，人類應當有所節制，避免增加人口。

馬爾薩斯指出，阻止人口增長有幾種方式。戰爭、瘟疫和饑荒是自然方式，但它造成的社會破壞和痛苦也是巨大的；一種不太痛苦的方式是控制生育（比如單身或延遲婚齡）；另外一種替代性方式就是移民。牛津大學歷史學家胡里奧·克雷斯波·麥克倫南（Julio Crespo MacLennan）在《歐洲》一書中提出，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后果的理論對正處于黃金時期的英國和其他正在經歷人口快速增長的歐洲國家影響很大，這些國家（特別是那些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國）在19世紀大都積極推動移民。

“事實上，由于環境所迫，底層群體不得不移民，與貧困相關的問題減少，也減輕了政府的負擔，”麥克倫南寫道，“即使不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少歐洲人也很清楚人口過剩會引發問題。農村地區就業機會少，食品短缺，因此農村人口會向城市遷移，但許多人的境況并未好轉。老一代工人只能忍受暗淡的前景，而19世紀出生的人擁有一個新優勢：移民機會更多。”

作為美洲第一個獨立國家，美國是當時的歐洲移民最喜歡的目的地。1845年的馬鈴薯枯萎病在愛爾蘭引起嚴重饑荒，導致近1/4人口死亡。在十年的時間里，近200萬愛爾蘭人遠走他鄉，其中大部分人移民去了美國。從19世紀中葉起，巨型游輪增多，越洋航程的時間縮短，旅行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這從客觀上促進了移民。大量歐洲移民前往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尋找更好的生存機會。

在麥克倫南看來，歐洲人之所以能夠建立史上最大的帝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堅定地推動移民。16-18世紀，歐洲帝國將文化傳播到很多地方，但當時的歐洲沒有足夠的人口移居到所有領地。這一情況在“人口爆炸”的19世紀出現了根本性扭轉。歐洲移民的不斷涌入改變了許多國家的面貌——比如他們為美國的領土擴張和在1900年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立下了汗馬功勞——并在很大程度上定義、塑造了我們如今所知的全球化世界。

馬爾薩斯學說視角下的城市病與貧困問題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19世紀的歐洲見證了農業人口的快速下降。1700年，全歐洲70%人口以務農為生，但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快速發展，耕種所需的人手越來越少。在1801年，根據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普查，只有18%的人口以農業為生。到1901年，這個比率已經下降到3.65%。這意味著多出來的人口必須進入城市，在工廠中獲得謀生機會。在莫蒂默看來，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加劇了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人口增長導致城市化，城市化促進工業和交通業的增長，工業和交通業的增長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人口增長、城市化進程、專業化分工等。”

隨著勞動者被驅離土地進入城市，工業革命的副作用開始顯現出來：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階級沖突。正如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E.P.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所表明的，勞動人口在1790-1830年間經歷了社會地位下降——對于英國工人階級來說，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無產者普遍權利的喪失和許多行業的日益貧困。

沃森援引霍布斯保姆的觀點指出，19世紀初工人階級的狀況發生了明顯的惡化。1800-1840年，倫敦肉類供應不足；手織機織工的平均工資從1805年的23先令下降到1833年的6先令3便士；1840年代甚至在當時被稱為“饑餓的四十年代”。整個19世紀上半葉，英國爆發過數次與食品短缺有關的暴動。以上種種城市化問題促使英國人建立從1851年開始的十年一次的普查機制，其目的是為英國社會各層面提供一個簡單但經驗性的基礎。普查反過來激發了人們對貧困和住房問題的關切，“貧困問題”（pauperism）一詞最早正是在英國出現的。

在沃森看來，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經濟理論加劇了工人階級的窘境。馬爾薩斯的理論在19世紀被理解為“在中長期，大眾的狀況無法得到改善”，這成為反對提供公共或私人慈善的一個有力論據。

在《萬物進化》（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一書中，進化生物學家、記者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將19世紀中葉英國的社會政策簡潔明了地總結為“對待人民善良不如殘酷”（Better to be cruel to be kind）。這種“掌權者才知道怎樣才是對弱勢群體好”的信念讓馬爾薩斯的理論直接干預了法律實踐。1601年由伊麗莎白一世批準的《濟貧法》（Poor Law）在1834年被《濟貧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大幅削弱，因為當時的政策制定者認為幫助窮人只會鼓勵他們多生孩子，進而加劇貧困問題。此類觀念也影響了英國政府在應對愛爾蘭大饑荒時的立場。雷德利注意到，財務部常務次官查爾斯·屈維廉（Charles Trevelyan）曾聲稱，饑荒是“減少多余人口的有效機制”。

與此同時，李嘉圖認為工業成功的前提是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必須高于支付給他們的工資。如果工資一直保持在“剛好夠勞動者維持生存、繁衍后代，不增加也不減少”的低水平，那么資本的積累永遠不會到頭，普遍的生產過剩也永遠不會發生。因此，“工人注定是貧窮的，任何其他狀態都會威脅整個工業社會這座大廈。”沃森指出，秉持極端自由放任主義立場的李嘉圖是激怒卡爾·馬克思的人之一。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還預示了幾十年后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的到來。英國政治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首次將達爾文的進化論引入社會科學理論，他認為窮人理應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擺脫這樣的群體，將他們從世界清除出去，從而為更好的群體騰出空間。”

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興起直接推動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種族主義，特別是優生學的發展。從1905年到1912年，德國、英國、美國和法國相繼成立優生學相關研究機構，一些當時提出的建議和措施在當下看來是匪夷所思的：比如牛津大學教授F.H.布拉德利曾建議，瘋子和患有遺傳性疾病的人都應該被處死，他們的孩子也不例外；美國印第安納州于1907年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對州立監獄內“精神錯亂的、愚蠢的和低能的”犯人或“被定罪的強奸犯”實行絕育手術。

貧困問題實際上在19世紀中葉引起了歐洲各地和大西洋彼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廣泛討論，他們并非在自由放任的問題上都與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持相同觀點，也有人在目睹工人階級的慘狀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紐約城市大學歷史學教授海倫娜·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在《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一書中指出，大量證據顯示，法國、英國和德意志地區的自由派認為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并不矛盾。托克維爾曾和許多自由派人士一樣擔心《濟貧法》會使工人喪失工作動力、助長懶惰、犯罪和不道德，但之后，他就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中呼吁加強國家干預幫助窮人，他注意到隨著工廠主越來越富有，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勢，工人越來越士氣低落并被不斷非人化，因此工人需要“立法者的特別關注”。

“19世紀英法德的大部分自由派不反對政府干預，也不倡導絕對的財產權。他們當然不相信追求個人私利的人會自發地創造健康的財富分配機制或者促進社會和諧。他們借助一切機會聲討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少數倡導絕對自由放任原則的自由派受到了其他自由派的嚴厲批判。”羅森布拉特寫道。

尾聲

現在來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并未在現實中得到證明。技術進步讓許多國家的糧食增長率大大超過了人口增長率，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了隨著經濟發展，出生率會下降而非上升；人們對生育的態度出現極大的變化，家長們開始認為，與其多生孩子，更重要的責任是拼盡資源照顧培養好孩子。

在美國科普作家羅納德·貝利（Ronald Bailey）看來，馬爾薩斯學說支持者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放棄一個簡單卻明顯錯誤的觀點，即人類在生育問題上和鹿群是不同的”。人類是一種會思考、會權衡利弊的動物，這導致的結果與馬爾薩斯的預測截然相反——糧食儲備越多、經濟越發達的國家，人民的生育率越低，反倒是最受糧食安全問題困擾的國家擁有最高的生育率。回顧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接受史，我們不難看到經濟學家在理解人類社會復雜性上表現出的傲慢，以及未經論證的理論被盲目應用到社會政策中時可能導致的災難性結果。對于曾經歷了計劃生育政策并即將進入少子化社會的我們來說，這段歷史更加值得深思。

參考資料：

“Thomas Malthus (1766-1834),” BBC

http://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malthus_thomas.shtml

“Why Malthus Is Still Wrong,”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y-malthus-is-still-wrong/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Explained with Its Criticism,” Economics Discussion

https://www.economicsdiscussion.net/articles/malthusian-theory-of-population-explained-with-its-criticism/1521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變與實踐》，界面文化

http://www.cfztjj.com/article/3974572.html

[美] 海倫娜·羅森布拉特.《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歷史：從古羅馬到21世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英] 胡里奧·克雷斯波·麥克倫南.《歐洲：歐洲文明如何塑造現代世界》.中信出版集團.2020.

[英] 伊恩·莫蒂默.《歐羅巴一千年：打破邊界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英] 彼得·沃森.《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譯林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