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近些年非虛構熱仍在持續：非虛構寫作平臺“中國三明治”、“真實故事計劃”等活躍在公眾視線中，以何偉《尋路中國》《江城》為代表的紀實文學作品的社會影響仍在綿延，作家王安憶在復旦大學的創意寫作項目也新設了非虛構寫作課程。作為虛構的對立項，非虛構寫作究竟意味著什么？如果說非虛構寫作是舶來品，中國創作者又應當如何關照中國的現實？在日前于南京舉辦的“中國非虛構和非虛構中國·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上，與會的作家、學者和媒體人圍繞中國與非虛構寫作展開了討論。

在工作坊中，有人認為非虛構填補了虛構文類日益萎縮的現實感，作家袁凌認為，“我認為當下的小說走到了很大的困境里面，由于想要打造一個似是而非的替代性的滿足體驗，已經走得太遠了，就是一個白日夢，而這個會萎縮，會失去對現實的思考。語言也是如此，一到小說上，找到的永遠是那個封閉的、自滿的和自戀的調調。”更多參與者圍繞著非虛構文類（包括新聞報道和社會學調查）對快遞小哥、家政阿姨、三和青年的關照，延伸探討了非虛構聚焦于普通人的正當性。

有意思的是，雖然以書寫中國著名的非虛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并不在現場，與會者仍不斷提及何偉的名字以及以他為代表的美國式非虛構寫作——用詩人木葉的話說，人們多次談論何偉也證明了“我們自身非虛構寫作的匱乏”。

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是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和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發起的長期文學研究計劃，以青年性、跨越邊境和拓殖可能性為目標，每年召集作家、藝術家、編輯、翻譯家、出版人等在復旦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與上海-南京雙城文學批評家共同完成主題工作坊對話和研討。此前已經舉行三期，分別是文學的冒犯和青年寫作、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

非虛構如何回應現實？以外賣小哥和家政阿姨為例

文學如何回應現實的問題貫穿了整個工作坊的討論。金理在主題發言前的致辭中即提出，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體裁似乎無法回應今天的時代，沒有辦法建立起和時代的真實的關聯，于是創作者需要轉換一種視野，去尋求非虛構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他最近的閱讀經驗也回應了這種對虛構的焦慮。他在閱讀路內的長篇小說《霧行者》時發現，其中一個女性角色開場時熱愛閱讀詩歌，屬于“非常標準的文藝女青年”，在故事中間這個人物消失了， 在后半段再次出現時，她已經變成了一位臥底女記者。人物的轉換似乎透露出一種信息，即非虛構是對文學氣質、文藝青年屬性的克服，這令金理感到疑惑，虛構對于現實到底是否還具有力量。

在接下來討論非虛構寫作題材時，這一疑惑變得更為凸顯。作家淡豹以《人物》雜志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為例，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文章寫外賣小哥從電瓶車超速和逆行中體會到了一種順暢感，以及對身體、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超速超過了那些循規蹈矩的人，超過了城市的白領和上班族；他們不僅僅是為了利潤而超速，而是為了掌控感而超速。這篇非虛構作品超越刻板印象，為讀者帶來了某種新鮮感，這種描述使得外賣員不再僅僅是被同情憐憫的“他者”，或是資本鏈條里純粹被剝削的“可憐的人”。

從外賣小哥的話題入手，淡豹也延展到了自己對于“阿姨寫作”的觀察。她認為，現在談情感勞動和家庭關系談得很多，但仍有許多新鮮的面向可待挖掘。與強調外賣小哥的主體性類似，淡豹也始終關注如何寫出阿姨群體的主體性，這一點在以往的“小保姆文學”或“阿姨文學”里非常稀缺。

在閱讀某部以阿姨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時，她觀察到，三分之二都有年輕漂亮的阿姨對城市老頭暗生情愫、拼命想要留在城市的情節，而現實中的阿姨通常想要回鄉，她所做的努力都是為了自家孩子，此外還要花費很大精力在防范性騷擾上面，這也是很多阿姨不喜歡照顧失能老人以及挑選戶主的原因。“阿姨文學”與現實之間顯現的巨大隔閡和非真實性，也體現出了寫作主體的差異——寫作者究竟是站在可能施加性騷擾的戶主這邊，還是站在防范性騷擾的阿姨這邊？

淡豹補充說，如果站在阿姨的世界里，戶主只是過客而已，并不是她們世界的中心。她們與派單老師的關系甚至會比與雇主的關系更親密，因為她們需要依靠與前者的關系存活。如果將阿姨作為真正的主體關照，而不是當作一個虛構的、虛假的捏造對象，就會發現阿姨也構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她們要拼命考到推拿證或早教證，這樣工資可以多一千塊；阿姨挑選工作的標準不僅僅是金錢，也會偏愛有自由感的工作，這和普通白領階層并無不同。淡豹從寫作者的角度提出，如果要真正深入地書寫阿姨的內心世界，從實際出發考察她們與嬰兒媽媽的心理較量、對嬰兒的占有欲，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方面。 

社會學缺少的，正是文學濫用的？關于三和青年寫作

非虛構是否可以緩解虛構焦慮，這一問題貫穿討論始終，而文學在關注現實問題方面如何區分于其他學科，也成為了與會者發言的焦點。社會學學者田豐提到，在看了發表在《十月》雜志的一篇以三和為背景的小說《寄居蟹》（文珍著）之后，他覺得“文學創作比社會學容易好多”。田豐是近期出版的《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一書的作者之一，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多年來關注和研究農民工問題。他說，文珍小說中兩個青年農民工的同居生活，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十分普遍，“我當時在想，早知道可以這么寫，也可以把這當做一個小說來寫?！?nbsp;

田豐對“早知道這也可以寫小說”的遺憾，事實上也點明了文學與社會學的區別。他認為，雖然社會學調查往往積累了很多素材，但最終能用的只有三成，七成都要舍棄，因為社會學不能拿極端的案例代表整體的真實情況。以三和青年研究為例，他需要將三和青年作為群體進行研究，對其整體的生活狀況采用白描的寫法——他也承認，這種寫法確實有點“淺薄”。

“很多人問我《豈不懷歸》中有沒有什么‘三和大神’的極端案例，其實我們在調研的過程當中也遇到了極端案例，但是沒有辦法代表背后一個很大的群體。我們不能把特殊性的東西作為通常性、一般性的概念去普及?！碧镓S說，與強調一般性的社會學調查不同，“小說更加強調一些特殊性，你可以在故事里看到各種各樣的落差——地位的落差、情緒的落差和人生的落差?！?/p>

非虛構的寫作對象究竟應當是平民還是精英？田豐也從社會學的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認為，非虛構寫作當然可以涉及到精英群體，但精英群體畢竟有更多發聲的渠道，所以寫作者應當更加關注無聲的群體，這也與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有所重合。在回應淡豹對有關快遞小哥的非虛構作品的評述時，田豐說，近些年他們也做了許多關于快遞小哥的研究，比如2018年就組織過一次對快遞小哥的大調研，涉及全國31個省和直轄市70多家單位，“研究成果很平常地就過去了”，效果有遺憾?！拔仪皟商扉_會還跟他們說，這種方式對整個群體是不利的，因為你們的研究是太正能量了。”田豐說，研究做完之后，不能發聲的群體應當以怎樣的方式發聲，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對比社會學與文學，田豐也反思道，社會學研究最缺失的是對故事中人物情感的關心，因為社會學強調價值中立與剔除情感，所以研究似乎缺少“人性”。如果有機會再次書寫三和青年，他會讓人物“更有情感一些”。有趣的是，何平在回應田豐的發言時說，社會學缺少的東西——情感——其實正是文學里最濫用的東西。何平說，“包括很多非虛構平臺就在濫用淺薄的情感，我們確確實實需要人類學、社會學和史學的交證，這也提醒人們注意，如果學科之間嚴格劃分、缺少對話，也會造成一種隔膜。 ”

作家梁鴻以連線的形式參會，她的觀察也與田豐的觀點形成了映照。梁鴻認為《豈不懷歸》“寫得非常有勇氣”，然而“好像缺了點什么”。因為田豐去現場去得很少，主要是由學生去現場，田老師在后方書寫總結，如果本人能去待上一兩個月，最終效果可能會不同。此外，梁鴻也指出，非虛構寫作與社會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非虛構寫作不為社會現象作總結，非虛構文本應當具備社會學的理性思維，但最終不是為了達到一個確定的結論，因為文學的任務還是書寫情感的復雜度、社會的復雜度，通過諸種矛盾看到人和社會本身。

缺席的何偉與在場的何偉討論

《尋路中國》作者何偉雖未到場，但與會者并沒有停止討論何偉和以何偉為代表的美國非虛構寫作。用木葉的話說，多次談論何偉也證明了中國自身非虛構寫作的匱乏。對比幾代美國非虛構作家，南京大學文學院講師葉子認為，何偉總體上比新一代寫作者歐逸文（Evan Osnos）更加寬容。

此外，葉子還從《紐約客》研究的角度切入，講述了非虛構作品在美國是如何進行事實審核的?！都~約客》現有十幾位事實核查員，新一代非虛構寫作者樊嘉揚之前曾做過查建英和何偉的事實核查員，“查建英寫王蒙的時候，樊嘉揚會打電話給王蒙，調查他是否說過那些話。”她注意到，這些非虛構寫作者另外一個共同點在于，他們都有意識地避免下結論，會反復地告訴讀者，這個地方人口如此眾多、情況如此復雜，自己筆下所展現的只是大圖景中很小的一個部分。“我在閱讀《紐約客》關于中國的非虛構作品的時候，會覺得這些人中的每一個都是光影分布的行家，特別知道怎么在亮面和暗面上做出微調?！?/p>

何偉的中文譯者李雪順也參與了此次工作坊，他推薦了美國伊利諾伊大學人類學教授奧斯卡·劉易斯出版于1961年、直至2014年才引入中國的人類學著作《桑切斯的孩子們》，該書講述了墨西哥城的貧困家庭的故事。李雪順認為，在真實感的呈現和個體聲音的傳達方面，這本書很值得中國非虛構寫作者借鑒。梁鴻推薦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修·德斯蒙德的《掃地出門》，這本書關注美國底層社會的住房危機，窮人因為沒錢而被不斷驅趕。作者本人曾在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間居住于底層社區，與周邊人家進行了深入接觸，將住房危機以家庭案例的形式展現出來，并詳盡地講述了每個人是怎么陷入困境的。梁鴻認為，《掃地出門》一書中的細節和個案都很有文學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工作坊也展現出了寫作領域之外的非虛構敘事可能。林文華（ id@蜘蛛猴面包）是一位非虛構短視頻制作者，他在疫情期間用鏡頭記錄了自己做志愿者的經歷，用不同的角度呈現人們怎樣應對突如其來的事件，而那些人都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有家庭成員感染病毒的人，有獨居的無助的青年，還有在地下通道滯留的外地人。與會的上海大學中文系講師汪雨萌提到，在她的觀察中，抖音已經成為了非虛構的海洋，外賣小哥在里面分享他的日常生活，很多的草根號也都想發出自己的聲音，講述自己的故事，問題是他們可能建立不了人設，而對他們的采訪所呈現出來的真實感又不免令人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