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當地時間6月2日,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瓦茨(Tim Walz)表示將對明尼阿波利斯警方過去十年的表現展開公民權利調查。5月25日,四名警察因懷疑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詐騙,在明尼阿波利斯街頭將其制服。弗洛伊德被摁倒在地,失去了反抗能力,其中一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Derek Chauvin)直接跪在其脖頸處長達八分多鐘。最終,弗洛伊德不幸身亡。6月1日公布的尸檢報告顯示,弗洛伊德死于頸部和背部壓迫導致的窒息和腦部血液供應不足。當天,明尼蘇達州檢察長基思·艾里森(Keith Ellison)在接受CNN采訪時表示,即將就弗洛伊德事件提起訴訟,“我們計劃讓每一個涉事的人負責。”4日,四名涉弗洛伊德案警察均已受到指控并被拘留。

“求求你,我快要不能呼吸了。”弗洛伊德的這聲絕望呼救讓人心碎,事實上,近年來在美國,警察殺死手無寸鐵的黑人的事件屢見不鮮。2009年1月1日,一位奧克蘭交警殺死了奧斯卡·格蘭特(Oscar Grant),這位22歲的年輕黑人當時雙手銬在背后,面朝下伏在地上。2014年7月17日,紐約警察懷疑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非法銷售香煙將其鎖喉制服,他瀕臨窒息時的遺言——“我不能呼吸了”——與弗洛伊德如出一轍。
根據美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10年至2012年,黑人年輕男性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年輕男性的21倍,受到致命警察傷害的女性受害者的數據未經統計,但差距可能會更大。統計數據顯示,非裔美國人在美國人口比例中占13.2%,擁有的財富僅占美國國家財富的2.7%,但在入獄人數上占40%。蒙莫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于6月2日發布的一項研究指出,57%的美國人相信警察更有可能對黑人施加過度暴力。在警察殺死埃里克·加納的2014年,這一數字為33%。
上述事件和統計數字無一不在說明一個事實: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在《民權法案》已通過半個多世紀、第一位黑人總統曾入主白宮的當下美國,這是一個讓許多自稱反對種族歧視的人拒絕相信的現實。在非裔公民面前屢屢“反應過度”的警察反映了怎樣的隱形偏見?我們能夠以“非裔美國人貧窮、懶惰”為由論證過度警察暴力的合理性嗎?更重要的是,美國種族主義的陰魂為何經久不散?
美國司法不公與黑人刻板印象的惡性循環
喬治·弗洛伊德是否真的有詐騙行為且試圖逃之夭夭?埃里克·加納是否真的惡意拒捕?從警察的角度來說,此類主觀判斷需要他們在高度緊張的環境中做出,而很多情況下同樣的動作——比如打開車門拿東西——會引起不同的下意識聯想或反應。警察在面對非裔“犯罪嫌疑人”時屢屢“反應過度”,清晰地指向了某種“黑人更有犯罪嫌疑”的預設。
北卡羅來納州大學教堂山分校心理學教授基思·佩恩(Keith Payne)在《斷裂的階梯》一書中指出,美國社會中存在“黑人有罪論”的隱形偏見,這種偏見隱藏在人們的潛意識里,無論他們是否承認自己有種族歧視。佩恩曾開發過一個心理學實驗程序,受試者會看到一系列黑人和白人的照片,每張照片出現后會接著出現一種物體的圖片,其中有一半是槍,另一半是扳手或鉗子之類的金屬制品。在每組人和物的圖片出現后,受試者被要求點擊“槍”或“工具”的按鈕;如果選擇時間超過半分鐘,程序就會提醒受試者“太慢了”。
該實驗進行了多次,每次都印證了同樣的偏見模式,即當物體與黑人面孔聯系在一起時,人們更有可能把物體看成槍,即使在一些實驗進行前受試者被提醒注意種族歧視的影響也無濟于事,反而更加強化了這種偏見。
當種族偏見滲透進刑事司法系統,對于非裔群體來說,傷害是巨大的。佩恩在書中援引了心理學家艾琳·布萊爾(Irene Blair)使用佛羅里達州監獄系統數據所做的一項研究。她發現,在犯了同樣罪行的犯人中,如果他看起來“更黑”,就會被判處更長的監禁;平均而言,那些接近最高“黑色”等級的犯人比最低“黑色”等級的犯人多判七八個月。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白人罪犯中,“看上去更黑”的人也往往會被判更長的監禁,也就是說,“黑色”的視覺特征本身就帶有某種“罪感”。
在極刑判決中同樣存在種族偏見。心理學家珍妮佛·埃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在研究賓夕法尼亞州死刑判決書后發現,在20年的時間里,在600多例符合死刑判決條件的謀殺案中,存在一種清晰的種族差異:看上去更黑的被告更有可能被判死刑,且這個規律只適用于受害者是白人的時候。
“盡管我們都自認為是非種族歧視俱樂部的一員,我們卻都在一個過去和現在均建立在強大的種族不平等基礎上的文化中浸淫已久。”佩恩寫道,“研究顯示,即便大部分好心眼的人和他們的孩子,也會在測試中展現某種隱形偏見的跡象。”

[美]基思·佩恩 著 李大白 譯
比較譯叢·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5月
刑事司法司法系統的體制性偏見將非裔群體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且會對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負面影響。在2010年出版的《新吉姆·克勞:“無視膚色”時代的大規模監禁》(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一書中,俄亥俄州立大學法律教授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指出,從立法到執法,從誰有嫌疑到誰被捕、被起訴、被判有罪以及入獄,刑事司法體系中的每個環節實際上都存在種族歧視。“今天的犯罪記錄可以精確地證明我們可能留在身后了的歧視形式——在就業、住房、教育、公共福利和陪審團服務方面所受的歧視,被打上罪犯標簽的人可以被剝奪投票權。”
或許部分人會辯稱,黑人犯罪率和入獄率高,是他們有錯在先,咎由自取。美國大學歷史和國際關系學教授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用1980年代里根政府發起“毒品戰爭”、不成比例地逮捕和監禁非裔美國人為例說明,是不公平的司法實踐造成了“黑人更容易犯罪”的表象,進而加劇了人們對黑人的刻板印象。
1986年10月27日,里根簽署了《反藥物濫用法案》,該法案規定買賣可卡因藥丸數量達到五克將被判處至少五年監禁,買賣粉末可卡因達到500克才會被判處同樣的刑罰。值得注意的是,可卡因藥丸的交易者通常為黑人和窮人,而大多數使用粉末可卡因的是富裕的白人吸毒者和毒販。肯迪指出,從1980年到2000年,美國監獄人口增加了四倍,完全是因為更加嚴厲的量刑政策而非犯罪數量的上升。2000年,黑人在州立監獄所有罪犯中占62.7%,白人占36.7%,然而同年全國藥物濫用家庭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服用違禁藥物的黑人和白人比例是相同的(6.4%)。
另一個相關因素是黑人和白人社區的警力分配不均。肯迪指出,哪里的警察更多,哪里被逮捕的人就更多,人們就會認為那里的犯罪更多,也就會有更多的警力部署、逮捕和想象中的犯罪。因此,在1990年代戒備森嚴的市中心,黑人比白人被捕和入獄的概率要高得多,種族主義者假定黑人比白人吸毒更多、販毒更多、犯罪更多,這種錯誤的假設加劇了“市中心黑人社區很危險、郊區的白人社區很安全”的刻板印象,這一盛行的種族主義觀點繼而影響了很多美國人的決策——從住房選擇、毒品相關警務工作到城市規劃政策,不一而足。
但一個社區危險與否真的可以用種族來劃分嗎?肯迪援引一項研究指出,一個社區犯罪率的提升與其說與種族有關,不如說與失業率有關。該調查分析了全美青少年縱貫性調查在1976年-1989年收集的數據發現,雖然年輕黑人男性從事嚴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遠遠高于年輕白人男性,但當研究者只比較有工作的年輕男子時,暴力行為中的種族差異就消失了——也就是說,“某種暴力犯罪率在黑人社區更高僅僅是因為失業人員集中在黑人社區。”

[美]伊布拉姆·X·肯迪 著 朱葉娜 高鑫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5月
被剝奪的財產權與被污名的福利救濟
隱形偏見比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更普遍,也更容易傳播。佩恩通過心理學實驗發現,種族偏見實際上與金錢、權力和不平等相關:當人們處于優勢地位或從屬地位二者之一時,等級制會持續凸顯地位差異。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國家和地區會更加重視地位和等級,這些國家/地區的人往往也會有更高程度的種族偏見。一項關于警察開槍的跨國分析發現,整體而言,一個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遭到槍擊的概率是同樣手無寸鐵白人男子的3.5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中,這個概率的倍數也更高。
收入不平等和種族偏見彼此相互促進。佩恩援引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指出,在厭惡黑人和反對幫助窮人的社會福利政策之間存在著強相關性,7/10受訪美國人同意不平等程度過高,政府應該加大對窮人的資助,然而,同樣有7/10受訪美國人認為政府應該減少福利支出。這兩方面的矛盾在于,美國人心目中的“窮人”和“福利救濟接受者”其實是兩類人,“種族偏見是測量削減福利經費的最佳預測器。認為黑人懶惰、不值得給予救濟的人,最有可能反對福利支出。”
吉倫斯分析了1960年代以來美國媒體(電視和新聞雜志)對福利救濟接受者的描述,發現其中存在著清晰可辨的種族偏見:當福利救濟接受者被描寫為“活該窮”時,所指的大部分是白人;但當福利救濟接受者被描述為“懶惰和不誠實”的時候,指的基本就是黑人。
很大程度上來說,這種對福利救濟接受者的污名化是美國保守派政治家們刻意引導的結果。1964年,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獲得總統提名,這位保守派運動明星在1960年暢銷書《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中稱福利“將個人從一個自尊、勤勉、自力更生的靈性存在變成一個依賴性的動物而不自知”。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里,保守派人士在一波波的輿論宣傳中指責是黑人(單身)母親在濫用福利政策,比如羅納德·里根就曾說過:“‘福利女王’開上了凱迪拉克。”
種族主義的觀點認為,黑人女性在性問題上態度隨便,再加上優厚的福利政策,黑人單身母親生育率飆升——這種論調在1980年代的媒體敘述中比比皆是。美國黑人政治活動家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在1986年發表的一篇關于黑人家庭的文章駁斥了這種觀點。雖然單身黑人女性生育孩子的百分比從1960年的21%上升至1985年的55%,但同期黑人青少年的出生率卻幾乎沒有變化。戴維斯表示,出生率和未婚女性生育率不成比例是因為年長的已婚黑人女性從1960年代開始生育率下降了,因此相對于已婚黑人母親生育的嬰兒的百分比,年輕單身黑人母親生育的嬰兒百分比上升了,而并非她們生育孩子的絕對數量上升了。
在幾十年的時間里,種族平等進步緩慢,種族間的收入不平等卻在擴大。1967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的55%;2011年,這一數字是59%。皮尤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后,種族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2013年,白人家庭凈資產中位數是黑人家庭的13倍,是西裔家庭的10倍。佩恩指出,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是財富、教育和房屋所有權方面的不平等。
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指出,1960年代美國黑人運動的一個重要動機是抗議非裔美國人的公民參與權力被侵蝕剝奪,比如說財產權。即使非裔有獲得按揭的經濟能力,銀行也往往會拒絕貸款,令他們無法購買房產。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黑人家庭積累財富的速度要慢于白人家庭,他們居住的社區往往更貧窮,清潔設施和綠化更糟,周邊的教育資源也更弱。與此同時,非裔面臨強勁的職場歧視,他們往往集中于家政或服務業從事低端工作,在收入和職業發展層面也不及白人。
文章認為,上述財產和經濟權利不平等的狀況至今依然存在,是非裔美國人被歧視、被剝奪公民權的重要因素:“黑人家庭和個人資產中位數顯著低于白人或亞裔。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高、薪水優渥的非裔美國人,情況也是如此。數代的歧視給黑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剝奪了他們以購置房產、繼承的方式逐漸積累未上稅財富的權利。”
在肯迪看來,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在法律層面禁止歧視黑人,這是一個巨大進步,但也帶來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種族主義觀點——歧視已經消除,黑人已經獲得了公平機會,如果他們依然處于不利的社會地位,這一定是他們自己的錯。將黑人的困境歸咎于黑人的社會行為——例如懶惰、無知或不道德——看似公允,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美國總統林登·B·約翰遜于1965年6月向霍華德大學畢業生的致辭在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你不能給一個多年來被枷鎖束縛、步履蹣跚的人自由,把他帶到比賽的起跑線,然后說,‘你可以自由地與所有其他人競爭了’,并且公正地相信你已經做到了完全公平……我們尋求的不止是法律平等而是人類能力的平等,不僅僅是作為權利和理論的平等,而是作為事實和結果的平等。”
參考資料:
【美】伊布拉姆·X·肯迪.《天生的標簽:美國種族主義思想的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美】基恩·佩恩.《斷裂的階梯:不平等如何影響你的人生》.中信出版集團.2019.
《Large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gain fill streets of U.S. cities》
《The fury in US cities is rooted in a long history of racist policing, violence and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