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為曹遠征先生在【界面·財聯社財經年會】演講實錄(未經本人審閱):
謝謝!非常高興能來到【界面·財聯社財經年會】。今天我主要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看,明年市場機會在什么地方,問題發生在什么地方。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全球市場;第二,中國市場。
一、全球經濟市場形勢
2019年全球經濟處于分化之中,并在分化中呈下行趨勢。剛剛姚洋教授也提到2017年的情況不錯,2017年全球來看確實情況不錯,那一年全球75%的國家都出現了增長。但從那以后世界經濟就開始分化,而且愈演愈烈。這個分化不僅是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分化,而且各個經濟體內部也有分化。發達國家內部有分化、發展中國家內部也有分化。
從發達經濟體來看,除美國還維持較好經濟增長態勢以外,其他經濟體都在放緩。今年歐洲經濟增長接近于0,日本增速接近1%以下。發展中經濟體中,曾經一度被認為經濟增長態勢最好的印度,現在也大幅放緩。2019年幾乎是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增長最低水平水平。明年是否延續這個態勢?現在有不小的爭論。從經濟上來看可能會延續下行,但也有各種措施,避免下行幅度的加速。
市場在擔心什么?看過去三年間經濟增速的趨勢預測,會發現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增長都在下行。很重要的市場態勢就是美國國債收益曲線的倒掛,通常來說,這個倒掛從歷史上看,大概率預示著未來12個月會有衰退跡象,因此全球市場極度的恐慌。
美國經濟現在除了就業指標比較好以外,其他指標也出現疲態。我們認為這也是構成美聯儲降息的重要原因。大家都擔心今后會不會下行風險更加劇烈,擔心衰退會不會導致新的金融危機。
剛剛姚洋教授特別講了杠桿的問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不同的。經濟危機是產能過剩的問題,是生產擴張趕不上市場擴張的危機。而金融危機是去杠桿的危機、是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危機。
金融危機以后整個經濟的杠桿率在下降,這是去杠桿。但去杠桿太快可能會導致很大的衰退,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了避免去杠桿過分激烈,全球央行資產負債表都持續擴張,來頂住經濟部門的去杠桿。這時全球債務水平都有大幅提高,債務占GDP比重大幅提高。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國還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日本,差不多370%。
目前人們擔心假如經濟衰退、經濟下行,會不會導致去杠桿的態勢再次出現?換言之,會再次爆發金融危機嗎?這是市場上非常擔憂的一件事情。因此,全球貨幣政策開始普遍寬松化。

這張表列示了全球主要央行的政策性利率,你會發現不管衰退有沒有發生,為了預防衰退或者避免衰退更快的情況出現,很多國家都出臺了預防性措施。美國的利率下行或減息就是預防性措施,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跟美聯儲之間的爭議。
我們注意到除發達國家以外,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也跟隨著美聯儲進行實時降息。這張圖上,可以看到歐元區已經到負利率。很多國家的利率水平維持在2以下。
下一個問題就產生了,假如明年經濟不好,還需要搶救經濟嗎?假如明年會出現很大的金融風險,需要加杠桿,貨幣政策還能寬松嗎?這在全球都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爭論。傳統的貨幣政策是反通貨膨脹的政策,跟通貨膨脹掛鉤,核心要點是政策利率一定要高于通貨膨脹率,才能保持實際利率為正,并隨著通貨膨脹的變動而變動。
2008年危機發生以后,全球多數國家通貨膨脹處在低位,而且有通縮出現,導致政策利率和市場利率始終在低位。于是我們看到了全球貨幣政策分三個狀態:
第一個,正常狀態,也就是通貨膨脹率顯著為正,名義政策利率處于高位,實際利率基本為正。這還是一個傳統狀態,意味著貨幣政策還有實施空間。中國是這個狀態,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的文章也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第二個,非正常狀態。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率雖為正但比較低,名義政策利率處在低位,預示著貨幣政策未來的操作空間非常有限,美國處于這種狀態。
第三個,極端狀態。通貨膨脹率極低,名義政策利率極低甚至為負,預示著傳統貨幣政策幾乎沒有空間,歐元區已經進入這種狀態。
負利率在金融上是很不理想的。因為任何利率不可能為負,怎么形成負利率呢?也就是說,你到銀行存款要倒收利息。為什么倒收利息?不是說要利息,而是說“現金保管費”。希望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擴大消費。相反如果你要貸款,特別是一些用于投資的項目。銀行認為這是可以補貼的,就構成了利率為零下的補貼,那就是負利率。
現在新興市場國家大多處于正常狀態,而美國、日本已經屬于非正常狀態,歐元區已經進入極端狀態。這意味著傳統貨幣的有效性大幅減少,未來出現衰退或者出現金融危機應該怎么辦?現在全球有一個新的說法,財政政策貨幣化。通俗地理解就是發貨幣、買國債。
過去10年間,這個政策已經在實施,就是大家看到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除了降息以外,很重要的特征是用央行資產負債表來支持財政、來支持國債的開支。這個理論的核心要點是如果不出現通貨膨脹,貨幣可以無限發行。
通過貨幣無限發行,購買國債支持經濟增長,這種理論叫“現代金融理論(MMT)”,代表了未來宏觀政策的方向,就是財政政策貨幣化。去年社會各界討論財政跟中央銀行之間的配合問題,實際也暗含了這樣一個爭議,中央銀行如何支持財政?
從明年的情況來看,地緣政治沖突與全球貿易摩擦,也加大了金融風險。2009年危機以后是貿易增速最低的一年。大家知道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在哪?在全球化的年代、也就是2008年危機以前,經濟增速比較快,貿易增速快在1倍以上。2009年危機以后,經濟增速變低,貿易增速更低,帶來了大宗商品的波動,加大了全球經濟與金融的風險,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雪上加霜。因此我們認為未來發展中國家出現經濟、金融危機概率在大幅提高。在過去的幾年當中大家已經看到了,比如說,去年土耳其貨幣匯率的大幅貶值。

從長期來看,世界經濟可能會長期下行,下行的原因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在持續下降。上面這張圖給大家列示了,OECD國家中,美國、歐元區和日本勞動生產率增速都在下降。而明年、后年是新興市場的債權到期高峰年。如果經濟長期下行、資金流動有了變化,很可能發展中國家會出現類似2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所以說,明年需要警惕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風險。
未來會是什么樣?我認為會是一個博弈,支撐因素存在,但潛在風險也在。從明年來看這幾個因素在發生變化:第一個,5G等技術的商業化、產業化。第二個,剛剛說的短期財稅刺激。第三個,低利率環境。是不是會維持企業的正常運營和消費者正常狀態?
但是潛在風險也很明顯。一個是美國大選,大選中間特朗普本人又面臨著很大的危機,彈劾和不彈劾變成一個問題。同時我們看到美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空間也相對狹窄,再加上貿易摩擦構成了短期內的潛在風險。
支撐因素、潛在風險在相互博弈與競爭,構成了明年的復雜局面。如果支撐因素大于潛在風險,特別是財政刺激政策會在明年開始出現,那么會有一個穩定上揚的態勢。如果潛在風險大于這種因素,它會下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會看到市場避險情緒急劇上升,黃金價格飆升。為什么市場會買黃金,為了避險。從今天五月份開始黃金價格開始飆升,現在在1500美元左右。市場買黃金避險是擔心經濟會有下行風險,甚至會出現危機,所以才會飆升。注意一下,黃金在十年前2008年后價值達到最高1900美元,但危機以后迅速下降,因為它沒有流動性。黃金價格再次上升意味著市場極度厭惡風險。
從市場操作來看,在保護主義政策下,各國宏觀經濟協調性日益變差,于是國際資本尋求避險資產成了主流,人民幣資產成為關注的重點。在全球經濟不太好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盡管不樂觀,但相行之下好像不是最壞的。
人民幣資產價格相對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中美利差保持一定差距,目前是300BP左右。這預示著中國的國際收支資本項目金融科目出現凈流入態勢,也構成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全球都在尋求人民幣資產,因為人民幣資產成了避險選擇的重要資產。

我們看到這張圖是中美利差變化和資本項目的流動情況,請大家注意,即使大家認為2018年的情況很差,那年中國資本項目流入的資金1000億美元,今年幅度有所下降,但到三季度為止還有400多億的美元凈流入。
從市場上來看,是不是中國跟外國市場對人民幣的看法正好相反?國外在看好中國資產,特別是固定收益上表現非常明顯。
資本的凈流入、凈流出,希望成為大家研究市場關注的焦點,因為中國是開放經濟體。特別是在貿易順差持續縮減的情況下,一定靠資本項目的順差來平衡國際收支。我們知道在資本項目,外商投資小于中國對外投資。因此在資本項目的這一科目之間是逆差的,一定要靠間接投資予以彌補。因為直接投資是逆差的,所以流入資本就成了一個選擇,構成了明年金融開放很重要的原則。
歷史上來看,高度關注金融科目的資本流動,對中國資產、對中國匯率有重大影響。如果當前態勢繼續保持,預計明年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繼續變大。這也構成了人民幣成為全球避險的資產,人民幣成為全球市場關注的重點。
二、中國經濟及市場形勢
關于中國經濟與宏觀政策的變化。我們是這么看的,中國經濟增速是結構性轉型,在2010年以后告別兩位數增長。這種結構性的變化,是符合規律的。今年前三季度6.2%,預計明年不加干預會破6%,而且明年會出現前低后平的態勢。在一二季度可能會是洼地,三四季度以后稍微上揚轉平。
為什么有這種看法?剛剛姚洋教授特別提到2017年的狀況。2016年到2017年,經濟上了臺階開始回頭,在2018年這一段時間中間,始終在略高于2016、2015、2014的速度上增長,市場是比較樂觀的。
為什么樂觀呢?是因為看到在全球化穩定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能力。這時候的政策邏輯就是剛剛姚洋所說的,我們發現增長是這么構成的。如下:
第一,去產能。去產能表現為PPI上升,銷售收入增長,表現為企業盈利狀況變好。由于盈利狀態變好,微觀經濟基礎穩定使得經濟增長穩定,所以就不太需要大水漫灌的政策。與此同時,PPI轉正,銷售收入增長、現金流轉好,高杠桿情況下現金流轉好意味著杠桿可以穩住。
第二,企業利潤上升意味著杠桿率會下降。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推出政策,通過加強金融監管來去影子銀行、去杠桿。但所有的正確要與時間條件變化為依據。2018年,中國經濟出現了新的不確定性,經濟穩定的要求開始迫切,也構成了大家現在看的“六穩”,而且明年也要求繼續堅持“六穩”。這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的,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基調。
特別是討論金融問題,穩金融被高度關注。為什么要穩金融?中國經濟長期形成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企業股權質押進而高負債情況下,出口收入是內部現金流,這個現金流可以用來付息。當出口下降,出現內部現金流不足,杠桿就維持不住。與此同時,在股權質押情況下,當股價下跌,資產價格下跌,質押物不足,銀行追加質押。如果你質押追加不上去,銀行就要變賣資產,然后形成螺旋性下跌,這就是我們說的踩踏事件。
所有的情況加在一塊,就有可能出現杠桿的快速衰退。而我們剛剛說了,杠桿的快速衰退就是金融危機。以此分析看到2018年的問題,盡管有融資難、融資貴,但是我們認為2018年的融資難、融資貴,已經跟此前的融資難、融資貴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2018年前的融資難、融資貴,還有發展的機會、賺錢的機會,只不過借錢變得貴了,借錢變得難了,是發展性的融資難。2018年以后的融資難、融資貴則變成生存性的問題。當內部現金流不足以付息,必須外部有現金流使他能夠借到付息,維持住杠桿。如果外部借不到錢,那么他的倒閉立馬就在眼前。
所以為什么要支持民營經濟?很簡單。2018年的民營經濟表現出“求包養”,從金融上來看“求包養”很重要的現象是誰能把我的銀行貸款還了,誰能把工人工資發了,這個企業我不要了,這就是去杠桿的表現。邏輯結論就是,當整個社會內部現金流不足,杠桿普遍降,中央銀行有責任大幅度補充外部現金流,這是穩金融的責任。
所以從2018年4季度開始,特別是在2019年一季度表現的非常之明顯,所謂的“貨幣放水”是在這個條件下出現的,是向市場補充流動性。所以我們認為這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轉向,只是意味著宏觀審慎管理的要求在提高。
我做個簡單的解釋。2018年中國央行的宏觀調控政策發生很大的變化,由過去的單純貨幣政策轉向雙支柱“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管理”。大家知道貨幣政策是管理總需求的,應對金融周期的;而宏觀審慎管理是控制杠桿率的,控制杠桿的變動。
宏觀審慎管理要求是逆周期調節,是逆經濟周期的,在收縮的時候加杠桿,杠桿快速上漲的時候去杠桿。今年的央行政策安排特征,更多的是宏觀審慎管理要求,而不是貨幣政策放松的要求。
于是宏觀管理是通過加杠桿進行的。2018年宏觀杠桿率下降2個百分點,2019年一季度宏觀杠桿率上升5個百分點,到三季度算了算大概在7.9個百分點。它表現為廣義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向上,中央財經赤字增加,地方債加快發起。實質上,加杠桿已經在進行當中,這是宏觀審慎管理的要求。
這是什么意思?我們發現是流動性的補充。于是大家看到流動性成本短端下降非常之快,但利率在長端基本沒有變化,違約率繼續提高,意味著收益率曲線變陡。現在的爭議是不是收益率曲線變得平緩一點,還是維持現在的收益率曲線?這是對貨幣政策放松很重要的爭議。
從我們看來,2020年內需仍有下行壓力。投資,不多說了。消費,尤其汽車銷量大幅下行,意味著經濟還會下行。在出口不能增長的情況下,投資與消費也不能增長,經濟下行會變快,邏輯上需要有比較寬松的政策,但是貨幣政策的放松遇到了約束。因為最重要的是CPI上升,CPI上升是豬引起來的,是供給引來的問題。
貨幣政策收緊并不能使物價下降,但是貨幣政策放松一定助長著物價上升,說明貨幣政策放松是有約束的,至少在明年上半年很難放松。考慮到這次豬是供給側的問題,特別是能繁母豬的下降,改變了豬周期。
也就是說,豬肉價格不是6個月一個周期了,很可能會長一點。能繁母豬恢復起來,然后再生下小豬,小豬再變成成品豬,時間預計長一點。物價上漲的態勢和較高物價水平預計將維持兩到三年。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放松受到影響,惟有的變化是財政擴張。
財政擴張,預計明年的財政收入壓力較大,擴大財政只有擴大赤字,赤字率可能在3%以上,今年2.8%提到3%,這是中央財政。其實地方財政已經在擴大,請大家注意,現在允許2019年到2022年三年中間,當年地方政府的預算可以在不超過當年新增債務限額60%以內提前使用下一年新增債務額度,這意味著當年的地方政府財政開支可以擴大到預算的160%。今年開始發行2020年的地方專項債,這會加大基建的投資,以此來頂住經濟下行、頂住去杠桿。
與此同時,從財政政策方面看今年的減稅空間不大,進一步減稅的空間不大,但減費還有空間。最重要的政策是國企股權現在開始劃轉社保,現在劃了10%,今后會繼續加大比例,相應的騰出空間可以給企業減低社保費負擔。
所以明年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會加大,反映中國一個傳統邏輯,中國經濟在出口導向情況下,出口是引領投資的,當出口好明顯就投資,訂單好明年就增工人、增設備、增廠房。當出口不好,投資自然萎縮。這時候就要政府投資,當地方政府沒錢就要中央政府投資。
我們也注意到今年發改委開始公布明年的投資項目,其中鐵公基最大的是開工建設成都到拉薩的鐵路。未來中國的經濟會是什么樣?也跟剛剛看的世界經濟一樣,有博弈,有短期因素、長期因素。
從長期因素來看是這三個因素,請大家關注,也是市場上的一個熱點。第一個,5G建設和商用化。第二個,制造業升級,特別是智能制造。第三個,服務業崛起。這是人口老齡化、居民收入提高必然的反映。大家看到這幾年增長最快的是教育、醫療、旅游、休閑這些高端服務業。
這些都是中國增長的希望,但現在傳統的產業還比較大,這些增長點還不足以撐起整個經濟。未來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調控,是為它們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使它快快長大。如果它能長大變成參天大樹,中國的發展與增長就可持續。
怎么長大?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提高的故事,而這個提高主要是城市化。中國經濟仍處在城市化進程之中,因為目前城市化率只有60%,其中又有20%的人是半城市化人口——農民工。過去經驗一直表明,城市化率水平提高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加大城市化率,就能增加供給,也增加消費。
很簡單,我們計算了一下。農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只有30%消費,70%是匯到家里蓋個漂亮的房子,但蓋個漂亮的房子在那兒坐著喝西北風嗎?沒辦法,還是得出來打工,于是漂亮的房子沒有資產收益,變成閑置。如果農民工市民化,他的消費、他在城里的收入會大部分花在城市;如果農民工市民化,他的土地收入會減弱,土地便能集中經營、集約化經營。在集約化經營中,農村的資產會獲得某種收益,而這個收益轉成消費支撐他在城里買車、買房。
2018年開始,300萬人口城市戶籍放開,500萬人口以下城市重點人口放開戶籍,包括北上廣深的一線重點城市積極落實戶籍積分制度。昨天剛剛國辦、中辦出臺了新的政策,繼續加大力度。我們認為這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階層收入,也有利于擴大城市消費。
政策要求2020年完成1億農民工市民化。隨著農民工市民化,以及進一步城市化,農民對土地減少,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率,也有利于城市增加住宅用地供給。土地法已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這將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說句老實話,我做中國宏觀經濟四十多年了,一直在國家體制內工作。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最基本的動力。什么叫改革開放?就是調動積極性。我們看未來,要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也唯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因為農民還需要身份,這也是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生態問題。
因此必須深化“五位一體”改革,只有深化改革,破除束縛,積極性才能得到煥發,才能使中國經濟增長可以維持。明年是“十三五”計劃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后年要開啟“十四五”計劃。所以我們預計“十四五”期間,為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改革是重要方向。
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