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姚洋先生演講實錄：
姚洋：很高興來參加我們界面新聞主辦的這個論壇。
根據主辦方的要求，我講一下關于去杠桿和去杠桿之后我們金融業的發展方向。
大家知道，上個星期我們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文件，在過去的一年多里面，中央連續的發聲發文來調整我們的政策，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去年11月1號，習近平總書記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民營企業是我們自己人。這也能看到，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對民企發展支持的決心。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們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沒有改變的，這一點在四中全會里面又有重申，我們的民營經濟和我們的國有經濟應該是同等重要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我們的金融領域這種“所有制歧視”一直存在，歧視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一方面我們的國有企業和我們的國有銀行他們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關系，作為銀行把錢帶給我們國有企業會覺得相對來說比較安全。另一方面，也的的確確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風險是比較高的，我們如果想讓我們的銀行，或者僅僅靠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是有難度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一方面，政府給的銀行基準利率一直停留在5%到6%這個期間里，當然可以上浮50%、下浮50%，但是這個對于銀行要完全覆蓋給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仍然做不到，因為我們看到在市場上民營企業能得到的利率基本上是在15%到20%，甚至更高。這么大的利差，就說明我們金融存在的問題太大了，中國不缺錢，我們的儲蓄是世界上最大的，連續20年我們的儲蓄是世界上最多的，不僅國內有儲蓄，我們國外還有凈儲蓄，一直是有盈余的。為什么對于民營企業的利率如此之高，20%，是世界少有的，這里面是有問題的。
從去年開始的去杠桿是加劇了民營企業和國企之間的差別對待的現象，去杠桿的方向應該來說是正確的，我們過去將近十年里頭，中國的影子銀行大發展，影子銀行對于民營企業融資還是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事實上它是一種變相的利率的市場化，銀行體系內部無法做到利率市場化，怎么辦呢？通過影子銀行實現了利率市場化。但是在放的過程中，我們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風險在累積，特別是在互聯網金融這塊，P2P這塊，我們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也出現了金融秩序、金融紀律的松弛，由于一些銀行，還有一些其他的金融機構，它的公司治理結構不是太好，存在掏空現象。
所以我們去杠桿、嚴肅金融紀律，我覺得是正確的方向。
但是方式和方法太猛烈了，這樣是加劇了我們民營企業獲得融資的困難，這個大家已經看到了，中小企業很多企業都是沒有資金的，在A股市場上幾十家民營企業由于質押爆倉，被迫把這個企業賣給了國有企業。一方面，我們看到政府的政策、國家的政策不斷有利好出來，但是在現實中，在這個市場上民營企業家看到的是另外一個景象。
我們在去杠桿之后，怎么辦？怎么來做一些調整？我是覺得我們去杠桿已經兩年了，去杠桿的成績已經顯示出來了，下一步的的確確應該重新對這個去杠桿要做一個評估。一項政策下去總是要有評估，這個政策到底哪些地方做對了，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哪些地方應該回調一些，總得有這樣的評估，否則的話永遠是新政策層出不窮，效果如何我們不知道。
在這里，我想跟大家討論的是四個方面的調整：
第一個方面，我們還是要對影子銀行這部分有一定的放松，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資金主要在銀行，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正常年金里面我們銀行貸款占到全部的社會融資70%，在去杠桿最高峰的時候占到95%，也就是說我們直接融資那塊基本上萎縮不振了，你把影子銀行收回去之后，它對我們整個直接融資打擊是非常大的。長遠來說，一個國家想去杠桿，直接融資是一個根本。很多人老用中國和美國對比，說美國的M2除以GDP還不到100%，中國250%了還要增加，為什么低呢？因為他直接融資占的比例高，中國間接融資占的比例高，商業銀行自動創造貨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影子銀行一點都不讓它做的話，它把資金全都憋到銀行體系里面來了。
我們對比一下今年和2016年的情況，我們就能看到當你不讓銀行的資金直接流向直接金融那塊，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2016年我們做了一次刺激，那次刺激量是很大的，我們的地方政府債務發了6萬億，2016年的第一季節我記得我們發貨幣發了4.6萬億，相當于正常一年的一半，這發的是很多的。可是今年我們發了多少呢？我們今年地方政府的債券發了5萬億，也就比2016年少了1萬億，但是我們的貨幣發的更多，我們上半年發貨幣發了13萬億，2016年全年只發了17萬億，你對比一下這兩年的效果發現天壤之別，2016年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放下去，立竿見影，到了2016年底，我還記得跟遠征也是開一次會在討論說，是不是我們2016年開始的經濟增長減速要見底了，當時我們覺得差不多，因為PPI轉正。2017年，大家都看到2017年都是向好，所有的都好，國有企業2017年的利潤上升了40%，民營企業也都是很好的，但是今年沒見到效果，為什么呢？因為去杠桿把影子銀行去掉以后，銀行的資金流不出來了，毛細血管不工作了，以前地方政府做一個項目，民間資金會跟投，委托貸款、信托資金就跟著來了，不是光砸下去五萬億、六萬億，還可能調動的社會資金六十萬億，整個投資十幾二十萬億就下去了，會見效果。今年你把地方政府的5萬億砸下去，它見的效果不大。我們一定還是要想一想，關于影子銀行這塊是不是能回調一些？
回調不能像以前那樣毫無秩序的，銀行和它的資管那部分不分家，這樣做恐怕也不行。但是我們能不能學一學對外開放，我們對外開放搞QFII之類的，我們能不能也定一個認資質，市場的機構，你是資管機構也好，你是PE機構也好，信托也好，任一個資質，這些資質比較好的機構是不是直接可以從銀行得到一些資金？比如說它的自有資金量比較大，我給它算一個倍數，算一個杠桿，比如5到10倍的杠桿，我把錢貸給它，這樣這個錢能從銀行流出來，否則我們就憋住了。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想的回調的部分。
第二個方面，關于市場上的金融機構風險組合的問題。去杠桿資管新政里面有一條非常厲害，就是所謂的不允許期限錯配，就是你這個資金的源頭多數機構都是短期資金，長期資金很難拿到，拿的都是短期資金，但是投資放出去的貸款都是長期的，或者中長期的，這有一個期限錯位，一旦滾不動了會發生資金鏈條的斷裂，就像我們現在的這些小銀行一樣，資金沒了，資金鏈就斷掉了。現在還要求資管機構凈值化管理，你要是投一個投資項目，7年之類的沒有收益，前面都是虧的，你要寫上這都是虧的，老百姓一看這不行，我不去投了。
這個也是對于控風險來說是很好的做法，但是對于資金來源來說，你把這個池子抽干了，沒有人給你放水了，我們要想這個方面金融干什么？金融就是要組合風險，你不讓市場里面的直接金融這些機構組合任何風險，金融還干什么？成了當鋪了，這樣不行。其實我們的銀行就在組合風險，我們的儲戶存的錢很少有人存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很多人是活期存款，或者放到貨幣市場里面，不太可能存長期的，因為長期的利率和短期的差距不是很大。銀行放出去的貸款很多都是一年，甚至三年的，也有期限的錯配，可是這就是銀行應該做得事情，只要你能滾下去，就不會發生風險，為什么我們相信銀行能滾下去呢？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老百姓愿意去存錢。如果我們能解決市場里頭這些金融機構資金來源的問題，我覺得允許我們的這些金融機構做一定的風險組合是合理的。這個是需要我們的監管機構發揮聰明才智，既控風險，同時又允許金融機構來做一些風險的組合。
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我覺得應該允許市場上存在一些高風險偏好的機構，你不能把這些機構，還有一些業務通通殺死，金融特別是直接金融這塊，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風險的匹配，有些人不喜好風險，就買比較安全的產品，比如說買國債，這很安全。有些人偏好高風險，高風險就要有高回報，他服務的對象其實就是中小民企，中小民企的風險非常高，我們中小民企的平均生存年限就是3到5年，風險的確高，你不能逼著銀行，特別是大銀行給他貸款，你得靠市場里頭的一些高風險偏好的這些機構去給他放貸。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是有這樣好的創新的，比如說我們的小額信貸公司，還有助貸業務，小額信貸公司跟中小企業很熟悉，知道他們的風險，但是小額信貸公司自己沒有多少資金，就拿著自有資金去做擔保，用銀行的錢去給他自己的客戶放貸。這個是有風險，但是如果你能控制它的杠桿率的話，比如說你想想違約率是5%，它的杠桿最高可以做到20倍，比如說1個億的自有資金為20億的貸款來擔保，實際上風險是可控的，當然可以打點折，可以把違約的風險定高一點，比如按10%來打，讓他10倍的杠桿率去做，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都不讓他們去做。
我認識一個美國人，他原先在深圳開了一家小額信貸，他們就做助貸，2017年他們盈利是8000萬，能看到2017年整個市場是向好的，到了2018年虧損的一塌糊涂，2018年底就關門了，這個小額信貸公司不存在了。你這么搞下去，這么高風險偏好的機構就不存在了。在銀行體系里面，我們也有一大批這種風險偏好比較高的銀行，就是我們這些幾千家城商行，這是原來我們農信社改造過來的，這些城商行是有問題，很多城商行公司治理結構是有很大的問題，你要真想去治理他們，你得治本，治理它的公司治理結構，不能搞一個包商銀行把這個風險都給捅破了，這些小銀行沒有資金，沒有人敢到那兒存款，拿的都是短期資金，銀行拆借下來的資金，一暴露有風險之后沒有機構再敢給他們錢了，沒有錢就放不出去貸款了，中小企業就受到了約束。
這是第三方面，我們還是要允許一些高風險偏好機構的存在。
第四個方面，控風險我們也得有個度，金融體系里自然有風險，我們現在聽到一個詞叫做“控制系統性風險”，所謂系統性風險就是你這個系統本身就有風險，金融應該是什么？金融應該是給訂單有風險，我怎么來把這個風險的影響降到最小？如果金融都沒有風險了，金融就不存在了，我們銀保監會有位副主席說，我們要把風險降為零，降為零金融就沒法玩兒了，金融就是玩兒風險的。我們現在巡視巡省，我認為就應該巡腐敗，你不能去巡業務，現在巡視都成了巡業務了，你這些紀檢部門懂業務嗎？你跑到銀行去你有一筆壞賬，有一個污點，誰還敢干？像我們在大學里面也是一樣，老來巡我們的業務，我們的業務沒辦法做了，我們怎么做研究？
這個好像說起來是一件政治方面的事情，但是你落到現實中，你發現它就成了一個最大的問題，我們這些銀行現在跑到民營企業哪兒去，唯一一個目標就是把款趕緊收回來，甭管你死活。而且有些銀行都是用騙的手段，說你也照顧照顧我，把這個錢先還了，回頭我再給你發，我們重簽一個，有些民營企業家就相信了，趕緊去社會上籌措高額的過橋資金，給銀行還了，還完之后，銀行說拜拜。這個企業只有等死，沒別的辦法，這個錢是還不上的。我們的銀行在這種高壓的巡視下面，最后它的結果是什么？我把錢收回來，企業死掉不是我的責任，這樣做下去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想說的四個方面的改變。
我還要說一點稍微理論點的東西，關于中國杠桿率的問題。中國的杠桿率有多高？是不是合理？我覺得這個問題都得要重新去思考。去杠桿你是結構性的去，這個一點問題都沒有，控風險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有個指導思想，老覺得中國的杠桿率太高，我們的M2除以GDP掉到300%去了，這是個巨大問題，這是個指導思想。但是一說就說這個指標，我們就得回頭想一想，中國這個杠桿率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把這個源頭搞清楚再說。
無外乎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個，中國的金融體制造成的，中國是一個以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在這種金融結構下就創造貨幣，銀行存進一塊錢，最后會在銀行體系里面滾動，在我們國家會變出五塊，或者六塊錢。第二個，中國老百姓愛儲蓄，我們的企業也愛儲蓄，最高峰的時候儲蓄率達到52%，GDP的52%都是儲蓄，現在降下來了是42%，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老百姓愿意把錢存到銀行去，銀行有了更多的資金就放貸，這是我們M2比較高的根本原因。要想控宏觀的杠桿率就要發展直接金融，鼓勵老百姓消費，而不是鼓勵老百姓去儲蓄。
第二點，我的朋友黃海中和他的合作伙伴Baoten（音）他寫的一系列文章，他們說貨幣是股權，是國家給老百姓發的股權，我們以前說貨幣是債務，他們說不對，貨幣實際上是股權，你仔細想想他們說的是對的，貨幣如果是債權的話，總有一天要還的。事實上國家發貨幣永遠不需要還，所以它是股權。如果貨幣是股權的話，你就要想這個國家發貨幣就像公司圈錢似的，稀釋股份，原來100萬股稀釋到150萬股，對一個好企業來說，它發更多的股票，老百姓還愿意買，愿意持有，他不分紅，他給你一點股票，老百姓為什么愿意持有呢？因為你這個企業在未來還有更好的增長的前景，所以老百姓愿意去持有。如果貨幣是一個股權的話，一個國家如果有增長潛能的話，他發貨幣就沒有問題。
具體到我們國家，我們國家這種機會就更多了，在我們國家由于這種金融體系的“所有制歧視”，我們的民營企業資金利用效率要高出國有企業大概50%，國有企業資金回報率10%，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15%，但是民營企業得不到資金，國企拿一大堆資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多發一些貨幣是不是可以讓民營企業得到一些？
在去杠桿之前，國有企業拿到資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給流到民企去，國企拿資金便宜，拿了主業也用不了這么多，就把這些資金放到一個信托里面、委托貸款里面，這些錢就流到民營企業手里面去，所以我們的國企是個二銀行，這件事情15年前我就發現了，我跟我的一個碩士生就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影子銀行比較盛興的時候基本上公開化了，但是現在不讓做了，所以民營企業連漏水效應都沒有了。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好比在一個池子里養魚，池子里有大魚、小魚，你看大魚吃太多了，你說這不行，我少投一點食，少投一點食的結果是大魚把食全吃光了，小魚一點都吃不到，正確的做法是投更多的食，大魚吃飽了不吃了，小魚能吃到一些，從黃海中和Baoten他們的理論出發，你重新想象我們的貨幣，你會發現有一些新的認識。
貨幣這個東西，還有杠桿率這個東西，沒有一定之規，每個國家的金融體系不一樣，最后它采用的貨幣發行的速度也會不一樣。
最后我想總結一下，我還想說黨中央、國務院對民營企業的政策，還有對民營企業整個制度的架構沒有改變，一如既往的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一如既往的把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同等對待。但是我們的一些經濟政策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如果我們能把這次黨中央、國務院這個文件落到實處，我們明年的經濟狀況會好轉起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