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2008年的金融危機比作一場從美國開始的全球大地震，大洋彼岸的歐洲無疑是沖擊波最先到達、也是破壞力最持久的地區之一。它不僅觸發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也讓歐洲各國在長達數年的時間里經濟增長乏力。
十年過去，歐洲經濟學界如何看待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帶來了哪些后果？歐元區改革將如何深化？在美國走向貿易保護主義的新格局下，歐洲期待跟中國有怎樣的經濟合作？
帶著這些問題，界面新聞近日專訪了歐盟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Bruegel）的所長貢特拉姆·沃爾夫（Guntram Wolff）。沃爾夫是歐洲知名的經濟學家，長期專注歐洲經濟政策的研究。他深度參與了歐元區改革，并在歐盟決策圈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他是歐元區財長會議的?？?，也為歐洲議會、德國議會、法國議會定期提供經濟相關的政策咨詢。在加入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之前，他曾先后在德意志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委員會擔任職務。他也曾在匹茲堡大學和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教授經濟學課程。
成立于2005年的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是歐洲最有影響力的經濟類智庫，其現任董事會主席為歐洲央行前任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Trichet）。在201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全球智庫排行榜上，布魯蓋爾綜合排名全球第四、經濟類智庫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在接受專訪時，沃爾夫表示，自金融危機以后，歐元區通過多項改革，包括推動設立歐洲銀行業聯盟、歐洲穩定機制等，如今已經變得更有韌性。他相信歐元的國際角色還有進一步提升空間，特別是當美國為了狹隘的政治利益而對美元的影響力竭澤而漁的時候。他直言歐元區各國間的發展不平衡是可能的挑戰之一，南北歐在共同存款保險上的爭論是歐洲銀行業聯盟受阻的最核心原因，而法德之間的分歧也將讓歐元區共同預算的設想大打折扣。對于遭遇了債務危機的希臘與意大利，他指出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讓國內的經濟重新獲得增長。他相信中歐之間有巨大的合作潛力、甚至有可能形成新的聯盟，但也不諱言，在對待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上，歐洲確有不少跟美國類似的疑慮。他還分享了作為智庫的布魯蓋爾參與歐盟政府決策的經驗，認為保持獨立、追求真知、態度誠懇、過程透明是基本原則。
以下是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今年是金融危機十周年，我想從這個眼下大家都在熱議的話題開始。金融危機的后果之一是，大家對于美元的功用產生了懷疑。我們知道，你深度參與了歐元區改革，你如何看待后危機時代里歐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角色？
沃爾夫：十年以前，雷曼兄弟剛破產的時候，歐洲人的第一反應是：這場危機僅限于美國，還波及不到歐洲。這種看法后來當然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美國的金融體系固然是弱不禁風，但歐洲金融體系也有類似的問題，并且歐盟內部還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就算沒有雷曼兄弟、美國也沒有開這個頭，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歐元區逐漸會發生一些動蕩，因為不平衡實在是過于嚴重了。用大規模信貸流動——特別是大銀行的信貸流動——來填補赤字的做法，它一旦達到某個點，就會導致一場危機。危機未必會在同一年發生，但它遲早會來。
自那時起至今，歐元區已經推出了許多改革措施?，F在它也變得更有韌性了。全球金融體系在這方面也有所加強：我們提升了銀行里的資本存量，這是十分緊要的——你需要增加資產凈值和流動性；讓銀行有個緩沖的余地，諸如此類……但我仍然覺得現在我們的杠桿率還是太高了，這樣一來金融體系就仍然不足以應對重大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才剛剛開始而已。它遠遠談不上結束，為了讓金融體系真正具備韌性，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這一背景下的一項重要進展，是歐洲銀行業聯盟（European Banking Union）的建立，它牽涉到銀行監管、銀行決議、以及對內部救助的強力規制。另外，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這一機構的設立也至關重要。它同樣有助于提升歐元區的穩定性和韌性。我認為這些都是銀行和金融領域改革的關鍵環節。當然，眼下還不能說所有問題都已經解決。但總的來看，這一系列措施都顯著地增強了歐元區的抗風險能力。歐元區比十年前更有韌性、也更有回旋余地了。
至于歐元區今后如何發展，這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也不敢稱胸有成竹。它如今已經是全球第二重要的貨幣。我認為歐元的國際角色還有提升的空間，尤其是考慮到美國為狹隘的政治利益而對美元的影響力竭澤而漁這一點；這讓美元在包括歐洲在內的世界上許多地方都落下了很不好的名聲。我覺得今后會有越來越強的呼聲，要求在某些金融活動中逐步用歐元取代美元。我們將能看到格局的改變，歐元無疑會在其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扮演更積極角色的關鍵，還在于歐元區自己必須持續推出強有力的改革措施。
界面新聞：說到歐洲銀行業聯盟——歐元區的財長們在九月初剛舉行了會晤并討論了歐元區改革，這一次他們總算拿出了一個關于歐洲銀行聯盟的時間表。在你看來，建立歐洲銀行業聯盟最主要的困難是什么？
沃爾夫：當前的討論其實還比較具體：主要圍繞所謂的最后擔保（backstop）或使用歐洲穩定機制的資源來為單一處置基金（Single Resolution Fund）提供信用額度。這樣一來當銀行遇到麻煩時就能為之解困。單一處置基金是第一道額度，它將會擁有總量為600億歐元的財力，在其完全建立起來之后，歐洲穩定機制會再提供600億歐元，使其信用額度進一步提升。相關的討論仍在進行之中，我對此比較樂觀，到今年年底就會差不多有個結果了。屆時，我們就擁有了單一處置基金和歐洲穩定機制提供的兩筆信用額度。雖然沒法立刻到位，但未來幾年應該就能落實下來。這是很重大的一步。
但分歧更加嚴重的，是存款保險（deposit insurance）的話題。我們是否能建立起全歐洲范圍內的存款保險呢？知識界已經肯定了它的必要性，對此有很多論述。但一些主要的部門還不愿意在眼下立即推行它。分歧主要在于：推行一種能夠涵蓋整個歐元區的存款保險，究竟需要哪些基本的條件？這里存在著南北歐的差異。簡單來講，北歐人認為，首先需要解決的是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主權債務；南歐人則認為，這么做會引發一場新的金融危機。在我看來，這是最主要的爭議，也是最大的阻力。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北歐國家對引入存款保險的抵觸情緒強烈且廣泛。我對此的預期是相對比較悲觀的；銀行存款保險在短期之內不會很快到位。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具體落實之前我們可能會為此爭論上許多個年頭。
界面新聞：德國在歐元區里的重要性不需多言，但它有時也扮演了略有爭議的角色。去年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了一項加深財政一體化的方案，包括擁有歐元區共同預算、設立歐元區財長等。但德國人對此的反應似乎并未讓法國人滿意。您如何看待法德在這個方案上的分歧？
沃爾夫：這件事眾說紛紜。分歧當然有，但好消息是，兩方不僅有對話，而且還能做出實質性的妥協。在這個層面上來說，我們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法德雙方就歐元區預算達成了原則上的共識，我推測，未來幾年之內就會有成果，但成果當然不會太大。不過我認為，它的意義要遠超在宏觀經濟層面的作用。它將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信號，即歐元區僅憑自身就已經能夠創造出新的政策工具。
界面新聞：今年八月份，希臘剛剛結束了為期八年的緊急紓困計劃。你剛才提到，歐元區的危機已經局部得到解決，但它在某些地方仍未落幕。在許多人看來，希臘就是危機仍在繼續的典型案例。你如何看待希臘經濟接下來的發展？
沃爾夫：我覺得希臘目前的狀況，還算不上一場危機。希臘的經濟萎靡不振，它經歷了GDP暴跌、失業率大漲。它的經濟環境是極端惡劣的，對本國年輕人而言尤其如此。但這不是金融危機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只能說它的經濟仍然處于低迷狀態而已。短期來看還談不上有迫在眉睫的威脅。我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希臘能否在目前所描述的這種處境里把改革落實到位，進而重新取得增長？我的看法是，歐盟應該再慷慨一點，應該為希臘提供一個更加寬松的環境，這樣就能促使其經濟以更為強勁且更加快速的勢頭重新開始增長。但即便沒有歐盟的額外幫助，我仍然看好希臘在未來幾年里能夠重新取得增長并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債務和利息的償清期限都已經往后延遲了很多年，國際投資者也可以對希臘稍微有一點信心了。當然，如果歐盟之前能多做一些事，那是再好不過的。這樣債務方面的環境能改善許多。
界面新聞：關注歐洲債務問題的人喜歡拿意大利和希臘作比較。鑒于意大利仍然深陷債務問題，且又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你是否認為意大利可能面臨比希臘更大的風險？
沃爾夫：首先我認為，意大利跟希臘的情況不一樣。這兩個經濟體的差異非常大，其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債務問題的具體表現都各有不同。希臘人的主要問題是外部債務，他們的政府從國外借了太多錢。意大利的債務問題主要出在國內，債主是意大利人自己。
意大利的真正問題是，難以取得實質性的增長。過去五到十年間，意大利有著全歐最高的基本盈余，從各個方面看，它都算得上是財政紀律最好的國家之一。但拋開財政紀律不論，意大利也只能勉強將債務水平維持在當前的位置，因為經濟增長率太低了。因此意大利真正需要的是，關注增長、關注經濟改革以及為了提升增長率而有必要克服的諸多難關。例如，經濟體中資本的配置和信貸的配置。我們知道，資本在小企業——而非大企業——當中難以流動，那我們能否對此進行改革呢？我們能否重新配置整個經濟體的資本？司法體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上述流通不暢的現象。這些都是意大利應該著手處理的核心事務。
界面新聞：最初引入歐元的目的之一，在于深化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統合和紐帶。但如今歐元在許多政黨面前似乎成了眾矢之的。比如在意大利這樣的國家里，民粹主義政黨正鼓吹退出歐元區。從這個角度來看，歐元似乎也扮演了分裂歐盟、而非加深一體化的角色。
沃爾夫：沒錯，圍繞退出歐元區已經有了許多辯論。我對意大利政治有個不算特別內行的看法：它的主要政黨并沒認真對待退出歐元區的構想。他們起初想要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它，但很快就意識到這不是個好點子，目前他們主要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移民問題上。他們處理移民的方法也令人難以茍同，但至少在歐元區這個問題上，他們還沒有太離譜的動作，這已經是好消息了。畢竟退出歐元區將會對意大利造成極大的損害。我想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明白這一點。當政府玩弄退出歐元區的構想時，市場已對此做出了一些明顯的反應，這也許能讓一些人對此有更深入的思考——那些領導者，政黨里的成員——有不少人在競選時隨口說出，“等著瞧，如果我能當選，我會退出歐元區。”但一旦真正坐到那個位置上，看待問題的眼光就會徹底發生變化。我認為人們正逐漸意識到這一提議的巨大破壞力——我指的是政府里的人。
界面新聞：說到政府里的人，我們知道，作為經濟領域的領先智庫，您所在的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一直在積極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在實踐中，你們是如何跟政府互動的？
沃爾夫：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是獨立的智庫，沒有特定立場。我們所推動的辯論，都是我們認為應當在全歐洲層面加以討論的，我們當然也會和包括歐盟以及各成員國在內的政府系統打交道，把我們的想法分享給他們。我們跟他們接觸，但同時也保持著相當程度的獨立性。我們的寫作一律是文責自負的，政府對此不承擔任何東西。我想，中國的情況與此有些不同。中國的智庫跟政府的關系一般來說要密切得多。
界面新聞：那你們要如何確保智庫的意見能被政府聽到呢？
沃爾夫：我們有一套精心設計的溝通策略，會直接找到最高層級的政務官和部長這一級的人，會直接跟議員打交道，也會與各大媒體和公眾有接觸。我認為，在民主體制下，與關鍵群體的對話越來越重要了——這主要是指跟大眾對話，因為他們對政治的影響很大。公民們會學到各種新的觀點和方法，并且會反過來嘗試影響議員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行動。我認為，一套好的溝通策略要涵括這三大人群：政府高層的決策者、議會以及廣大的公眾。當然，企業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基于證據和事實提出建議，然后在特定情況下對當權者說出真相。如果你能把這些工作做好，并且能夠帶著求真和誠懇的態度參與到各種爭論當中去，我想就夠了。一般來講，各方的論述都有其優點，尤其在重大的辯論中。因此我覺得保持誠懇，承認各方意見的優點是十分重要的，接下來你才可以去表明自己認為哪方的見解更加可取。說到底就是誠懇、求真，當然也包括透明。
界面新聞：前幾天我也剛參加了由布魯蓋爾經濟研究所與中國智庫CCIEE聯合舉辦的中歐貿易研討會。據說這也是近年來中歐之間智庫交流規格最高的會議，周小川和范龍佩都出席了。作為組織者，您對那場研討會還滿意嗎？就經濟領域而言，您認為中國與歐洲之間還有哪些進一步合作的障礙？
沃爾夫：作為一場討論來說，我可以說它很成功。那是一場開誠布公的辯論，我十分高興能有那樣一場辯論，非常感謝來自中國的朋友和同事們。但同時也感到，辯論暴露出了雙方之間的不少分歧。
問題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美國總統將其貿易政策的矛頭指向中國，并且是以一種相當富有侵略性的方式。這對全球的人們都不會有什么好處，對中國尤其有害，歐洲也不會好過，也包括美國自己，無人能夠幸免。從原則上講，歐洲人也愿意與中國有進一步的來往。中國當然是歐盟的主要市場之一，反之亦然。考慮到彼此的經濟體量，雙方的投資熱度同時升高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我們注意到歐洲對華投資目前有降低的趨勢。中國對歐洲投資有所增長，但它卻讓歐洲人開始有些緊張了，因為涉及到了一些關鍵的技術領域。
我認為歐洲也有一些與美國政府相似的擔憂。比如中國的市場準入機制，中國的國有企業十分強大，它們擁有國家銀行的補貼，這讓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變得十分困難。而且一旦碰上中國政府劃定的關鍵技術領域，歐洲公司也會遇上不少類似的阻力，但歐洲對這些領域的興趣恰好又比較大。因此，從歐洲人的角度看，跟中國加強接觸當然是件好事，但進入門檻是否能有所調整？中國愿意為歐洲公司在中國發揮更大角色而對其體制做出哪些修改或調適？我覺得這就是整場爭論所要回答的最主要問題。我的印象是，中國才剛剛開始反思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和歐盟達成協議，他們在諸如市場準入這類議題上的態度已經稍有緩和了。
（界面新聞駐歐洲記者發自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