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破產，敲響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鐘聲，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沖擊。
當世界銀行業遭受重創，中國銀行業卻“風景這邊獨好”。得益于國際化程度較低和4萬億刺激計劃，中國銀行業在危機后似乎獨善其身，實現逆流而上，近年來在全球的實力顯著提升，但同樣也存在著信貸投放過量的后遺癥和嚴峻的監管難題。
十年間，中國銀行業經歷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有哪些得與失？
擦身而過
每次金融危機爆發時，銀行體系因其內在脆弱性，都是最薄弱的環節，并往往伴隨著大量銀行的倒閉。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不久，遠在英國的北巖銀行就遭遇擠兌倒閉。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產，更是敲響了全球金融危機的鐘聲，將歐美經濟打入谷底。雷曼兄弟倒閉后的一個月里，全球金融機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倒下，證券市場幾乎全線崩潰。
然而，中國銀行業卻似乎在這次危機中獨善其身，受到的直接沖擊比較少。
時任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對此的評價是，與危機“擦身而過”，主要是中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大受教育以及此后加強銀行業改革所致。
危機發生時的2008年，中資銀行參與國際市場的廣度與深度還很有限。中國五大國有銀行除農行外均已完成股改上市工作，而農行也緊跟在2010年完成上市。那時，中資銀行海外機構總資產占全部資產總額的比重還不到4%，遠低于歐美大型銀行40%左右的水平。而且業務范圍有限，客戶基礎薄弱，還沒有充分融入當地市場成為主流銀行。與此同時，中資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債券交易規模也比較小。
在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銀行業也一度被要求公開自己的海外衍生品情況。但由于在中國國內，資產證券化業務仍處于起步階段，債務的證券化只有零星出現，而信用違約掉期（CDS）則基本沒有開展，國內銀行受到的沖擊較小。
美國金融家索羅斯就曾表示，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的情況比其他許多國家要好得多。雷曼兄弟倒閉之時，中國七家上市銀行持有雷曼債券資產的風險敞口不到7.22億美元；中國銀行業涉及次貸的金額總共不超過100億美元，不及美國次貸總規模的1%。
“這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沒有下到海里去，當然不會被海水淹死。”時任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如此評價。
4萬億啟幕
2008年金融危機剛發生時，中國遭到的最大沖擊是外需市場的瞬間冰凍。
“當時央行執行的是從緊的貨幣政策，所以我們行的信貸規模是收緊，到我們一線的直接感覺就是本來就貸款難、擔保難的中小企業融資很困難，特別是一些外貿型出口企業紛紛倒閉。”一位國有大行的基層信貸人員向界面新聞回憶稱。
事實證明，中國不可能完全避免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長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金融危機后美國消費增速減緩后，導致中國很多企業經營利潤下滑甚至經營困難，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
而自1990年代末剝離大量不良資產后，中國銀行業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下行經濟周期，因而貸款質量面臨巨大挑戰。
2008年11月，面對急劇惡化的國際金融形勢，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政府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
初步匡算，實施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這就是后來外界所稱的“4萬億刺激計劃”。
同時，為了配合4萬億刺激計劃，宏觀調控政策也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在雷曼破產后的三個月時間內，央行將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從17.5%連續下調為15.5%，中小型商業銀行則進一步下調為13.5%，分別下調2個和4個百分點，從而在短期內釋放了大量流動性，致使貨幣信用巨額增加。
此外，央行還下調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為基準利率的0.7倍，首付比例降低至20%。
從此，中國銀行業進入資產負債表大擴張時代。廣義貨幣（M2）與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為2016年末的2.08倍，在全球各大經濟體中 “一騎絕塵”。
影子銀行后遺癥
在大規模擴張性計劃的刺激下，2009年中國經濟在第一季度探底后被迅速拉升，天量信貸增長驅散了通縮陰影。
“形勢一下就變了，變成銀行求著企業貸款了，特別是能消化大單子的客戶。”前述大行信貸員工對界面新聞表示。這其中最受寵的便是房地產行業和地方融資平臺。
因為項目求快求多，當時有審貸員表示，簽字都手軟了，根本沒時間仔細看什么項目了，可以用“蒙頭狂奔”來形容。直到2013年左右，銀行才開始反過來收縮貸款。
這也給銀行的風險控制帶來一定壓力，特別是部分行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擴張所造成的后遺癥在若干年后才得以顯現。
“信貸的投放擴張促進了房地產業，導致依存度過高。”一位地方銀監局的監管人士如此評價和回憶。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石大龍表示，以房地產行業為例，４萬億計劃之前，房企融資主要依靠銀行貸款，４萬億計劃之后，銀行信貸采取總量控制方式管理，銀監會限制銀行貸款投向房地產行業。此后通過“非標”融資變相取得銀行貸款，成為主要融資方式，通道主要包括信托、券商、基金等信托計劃、基金產品和資管產品等。這些“非標”融資產品成為中國影子銀行的主要來源。
同樣的后遺癥還出現在地方債務融資上。回看4萬億計劃的融資結構，只有1萬億來自中央政府預算，其他3萬億由地方政府負擔。地方政府大量依靠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銀行獲得貸款，而2013年之后，隨著已有銀行貸款到期以及銀行貸款恢復常態，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其他非銀行融資渠道（例如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城投債等）進行債務展期或是支持已開工的中長期投資，后者又被外界稱為4萬億計劃導致的“宿醉效應”。
可以說，中國影子銀行的驟增與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監管趨嚴
過度杠桿、監管缺位、衍生品泛濫，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國政府對金融監管體系及監管理念的反思。
過度的金融創新使得實體經濟發展與虛擬經濟發展脫鉤，金融危機為監管敲響了警鐘。如何處理創新和監管的關系成為不得不面對的難題。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有些創新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務效率，而有些創新則為了監管套利，助力資金脫離實體經濟，造成較大的風險隱患。
在國際監管方面，2010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告了最新的銀行業監管協議——《巴塞爾Ⅲ》，體現了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監管有機結合的監管新思維，按照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并重、資本數量和質量同步提高、資本充足率與杠桿率并行、長期影響與短期效應統籌兼顧的總體要求，確立了國際銀行業監管的新標桿。
此外，監管者還意識到，金融業具有高度互聯性以及虛擬化，這使得金融系統在抵御沖擊時愈發脆弱，進而傳導到整個經濟，迅速帶來全球性金融風險。
于是，2011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商業銀行全球系統重要性評估方法，從全球活躍程度、規模、關聯度、可替代性和復雜性五個維度，采用12個指標評估銀行的全球系統重要性，并要求相關銀行披露全球系統重要性評估指標。巴塞爾委員會每年組織各國監管當局開展定量測算，并根據測算結果更新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
2013年，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修訂后的《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方法和更高損失吸收能力》，進一步明確了披露要求。同年，巴塞爾委員會圈定了29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FI），其中16家來自歐洲，8家來自美國，5家來自亞洲，名單將每年更新。2017年最新版中，中國國有四大行均入選。
十年間，中國銀行業監管制度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成效。IMI學術委員、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衛東與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熊啟躍撰文稱，中國銀行業監管制度建設取得長足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在深入參與國際監管改革方面，中國積極推進落實各項國際規則，并在多個領域采用較國際規則更為審慎的監管標準，包括實施更高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杠桿率要求、更嚴格的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定義（HQLA）、更高的撥備監管要求以及風險加權資產內評法計算產出下限要求（Output Floor）等。
在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方面，中國在夯實微觀審慎監管的基礎上，構建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與此同時，監管協調機制得到明顯加強。從2013年國務院批復同意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到2017年設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
與此同時，金融風險已成為中國當前最突出、最顯著的重大風險。2013年以來，伴隨著經濟增速趨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速，銀行體系呈現出資金脫實向虛、資產質量下滑、金融亂象頻發等突出問題，金融風險快速累積。
其中，銀行資金通過非銀金融機構流入影子銀行。銀行之間、銀行和非銀金融在影子銀行領域緊密聯系，這其中的多次嵌套、隱性擔保、久期錯配和信用風險將導致風險容易在金融體系內部擴散，極易導致單一產品或機構的流動性或信用風險迅速演變成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在此背景下，千呼萬喚中的資管新規終于落地。2018年4月末，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即“資管新規”。
得病容易去病難。資管新規對新老業務采取過渡劃斷方式，給予市場一定的緩沖期，但在配套細則還未確定前，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實際業務操作具體要求的認識并不明確，對資管新規具體規定的理解存在分歧。為了避免對政策理解的誤區和落實資管新規中可能出現的偏差，金融機構要么采取過急過緊的一刀切方式，要么采取消極等待的觀望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近期金融市場的緊張情緒。
9月28日，銀保監會正式下發《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資管新框架下的銀行理財業務細則由此確立。相比7月的征求意見稿，理財新規的最終版邊界有所“放松”。
后續還會有理財子公司細則等規定相繼推出。如何在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引導銀行深入服務實體經濟的諸多領域，做到穩步推進，循序漸進，都將不斷考驗監管當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