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為紀念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50年而頒發的“金布克獎”（Golden Man Booker Prize）在倫敦揭曉。加拿大小說家邁克爾·翁達杰的《英國病人》，獲得了“半個世紀以來布克獎最佳小說作品”這一殊榮。

金布克獎的評選流程分為評委提名和公眾投票兩部分，先由評委提名五部作品，每十年一部，再由公眾投票，從這五部提名作品中評選出最終的獲獎作品。這樣的評選流程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南京大學英文系教授但漢松在其個人微博吐槽說，《英國病人》以最高票當選，電影的功勞恐怕大于文學本身。因為它曾在1996年被改編成電影，并一舉斬獲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九項奧斯卡獎，成為了一代人記憶中的愛情經典，也正是通過電影，很多人才了解到翁達杰的這部小說。翁達杰本人在獲獎致辭中也感謝了《英國病人》的導演安東尼·明格拉，“雖然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我懷疑是他操縱了這次投票的結果。”

在豆瓣上，超過3.4萬人標記了看過電影《英國病人》，評分8.4分，在豆瓣電影Top250榜單中排在第230位，算得上是公認的佳片。然而在豆瓣短評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三觀有點厲害，如我不同認同。

把婚外戀說得冠冕堂皇。

毀三觀，抱歉！只能給這樣的分數了。

三觀不敢茍同，出軌理所當然。

男主很蘇，但三觀不敢恭維。

……

有趣的是，這些評論大都是集中在2017年8月19日和20日兩天發布的，這或許意味著，《英國病人》在電視上的一次重映，讓它獲得了一些新的觀眾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的觀感。其中關于影片“三觀”的評價針對的是故事主線之一，男主角艾馬殊在一次沙漠探險中與有夫之婦凱瑟琳萌發的婚外情。

觀眾自發以所謂“三觀”作為標準衡量一部文藝作品的優劣，似乎是一個新近的怪現狀。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們試圖梳理出一個“三觀”的譜系——“三觀”是如何由一個政治教育或意識形態語匯滲入了日常生活的？在日常使用的過程中，“三觀”又是怎樣漸漸偏離了原意，成為了一種道德規范，甚至是一種中國式的“政治正確”的？在“三觀”被濫用的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現實壓力？另一方面，豆瓣短評及其他社交網絡中所呈現的這一道德景觀，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人私人生活的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第二部分嘗試將其置于國家意識形態與公民私人生活的逐漸松綁，和市場邏輯和貧富不均下婚姻向一種經濟制度的回歸這兩個同時發生的逆向過程中加以討論。

“三觀警察”占領豆瓣：“三觀”是中國式的“政治正確”嗎？

埋伏在豆瓣短評里的“道德警察”在今年5月劉若英的導演處女作《后來的我們》上映時，就曾引發了不小的風波。影片中有一段情節是，男女主角分手多年后因乘坐的同一班航班延誤而被臨時安排在同一家酒店過夜，由于房間不夠，坐經濟艙的女主角只能暫時待在坐商務艙的男主角的房間里，這時，男主角已經有妻子了。就因為“已婚男與前女友共處一室”的情節——男主并沒有出軌，最多只是有一點出軌的苗頭——這一影片的豆瓣條目短評區上演了一番“三觀”轟炸：

三觀不正到炸！就是一個很作很作的女人啊。

綠茶婊和中央空調型渣男的紀錄片？

戀愛期的綠茶婊搭配結婚后的出軌男，感動自己，惡心別人。

精神出軌也是出軌。

這些評論，反過來，在現實生活中逐漸演變成了對導演劉若英私生活的揣測和攻擊，甚至有一位影評人因在活動上說了一句“現在的女孩子領地意識太強”，就被網友們詛咒老公出軌。對于這樣的評論，劉若英在接受公眾號“孟大明白”采訪時做了“自我檢討”，她認為是因她沒能讓觀眾進入角色，他們“才可以理性地批判”，而“如果帶入了角色，觀眾會惋惜、著急，而不是清醒地想他們三觀不正”。

但觀眾自發的“三觀審查”真的是因為影片藝術水準的欠缺嗎？在和《霸王別姬》1993年分享了金棕櫚獎的著名電影《鋼琴課》豆瓣條目之下，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評論：

女主的長相實在是驚恐，而且極度自私，她誰都不愛，她只愛她自己，無道德、無規矩，她不要束縛，反而來傷害其他人。她最后怎么不和自己的鋼琴一起去死？（204個有用）

但這是一個被賣與拓荒者為妻的女人，想要沖破無愛的婚姻束縛，卻被丈夫斬斷手指的故事啊！福樓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也遭遇了類似的“三觀審查”：

也不知道寫序的那位從哪兒看出了包法利先生平庸麻木，包法利夫人天真爛漫來著的？這根本就是一個愛慕虛榮的白窮美三番兩次千里送逼結果被人拔吊無情的故事吧……也這叫掙脫禁錮追求真愛，卡列尼娜從地下笑醒了好嗎。（115個有用）

但隔壁卡列尼娜真的笑得出來嗎？讓我們來看看網友給它寫的“劇情簡介”：

貧乳蕩婦立牌坊不成臥軌終遺恨，禿叔軍官無奈終攪基共育二子女。（94個有用）

所以，“三觀警察”的要求大概是：不僅是婚姻內的男女不能越雷池半步，戀愛中的人也必須從一而終。曾經風靡全亞洲的偶像劇《流星花園》因女主在兩位追求者之間搖擺不定而被打上了“三觀不正”的標簽，女演員本人不得不親自站出來罵自己演的角色是“綠茶”。在電影電視作品領域，一種早就被釘入棺材板的“貞操觀”仿佛突然上升為了至高無上的原則，不僅高于個人的情感、欲望以及處置自己身體的自由之上，甚至可以讓人們忽視一種壓迫性的社會結構對個人的宰制，與權力親近，對弱者無情。

所謂“三觀”其實是一個思想政治教科書式的詞匯，它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簡稱，簡稱中似乎包含了一種中學老師為方便學生記憶的教化意味。“三觀”不失為政治或者說是意識形態語匯滲入日常生活的典型例子，在日常使用的過程中，它也漸漸偏離了原意——現在人們口中的“三觀”，更類似于一種道德規范，甚至是一種中國式的“政治正確”。如果說在好萊塢主流商業片中有色人種、性少數的角色配額是一種美國式的“政治正確”的話，那么，在中國電影（和電視劇）中，小三不能有好下場、出軌男必須回歸家庭無疑是一種中國式的“政治正確”。

實際上，“三觀”覆蓋的范圍很寬，它所指的不僅僅是“私德”，而幾乎可以包括一個人在一切問題上的立場；而與西方基于自由左翼立場的政治正確相比，中國式的“三觀”似乎也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究竟什么是三觀正、什么是三觀不正，并無清晰的標志與區隔。媒體人孟靜在《三觀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一文中就提到，她的同事反對她寫三觀的話題，理由在于三觀是討論不清的，“所謂三觀正，就是你和我意見一致；三觀不正，就是你和我意見不一致。”在這里，“三觀”幾乎成為了一個黨同伐異的工具，或者說是一種話術。

然而，在私德的問題上，尤其是牽扯到出軌問題時，“三觀”似乎又顯示出了它極其粗暴、殺伐決斷不由分說的一面。只要是出軌——無論是肉體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甚至只是一絲心動或者猶疑——這一現實或虛構人物將立即被扣上“渣男”、“小三”的帽子，頗有些“狠斗私字一閃念”的雷厲風行；而一旦有人站出來辯解，提出諸如“人是復雜的，人的感情、欲望也是復雜的，無法用一種統一的道德標準來一刀切”等等觀點，那這個人一定是給渣男洗地，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人。在這里，三觀似乎又獲得了其規范性的一面，它追求的是一種可怕的一致——不需要獨立思考，也不需要同理心，需要的僅僅是無條件的接受與服從。

面對三觀規范性甚至是強制性的一面，我們還能將其單純視為網絡世界撕逼、站隊日常的一部分嗎？它究竟只是吃瓜群眾無聊跟風、無須負責的“垃圾”言論的一部分，還是的的確確反映了現實生活“溢出”到虛擬世界和文藝作品中的某種焦慮和恐慌呢？部分網友在發表言論時，往往有一種莫名的自我代入感。例如在批評《后來的我們》三觀不正時，部分網友代入的是在影片中根本沒有出現的男主角妻子，與著重墨渲染的男主女角相比，沒有出鏡的妻子的遭遇反而獲得了最強的認同和情感共鳴。那么，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一種現實焦慮的投射呢？再比如《創造101》熱播之際，在網絡上對爭議選手楊超越的口誅筆伐中，有很多女性網友自我代入了她的競爭者的角色視角，“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同事，她業務能力很差卻因為顏值高會賣萌獲得領導青睞，你氣不氣？”相信這種“氣不過”的心態，已經脫離了楊超越本人及其參與的選秀節目的語境，它所反映的，是女性在不夠友好的職場環境中壓力與誘惑并存的真實處境。

“三觀審查”背后的現實焦慮：當代婚姻的自由與枷鎖

對于文藝作品自發的、嚴苛的“三觀審查”，幾乎是與中國人私人生活的開放和多元同時發生的，這似乎造成了一種現實與虛擬世界的錯位，但這種錯位又有著獨特的內在邏輯。

改革開放的40年，是國家從公民的私人生活中逐漸退場的40年。耶魯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在2014年出版的《妻子、丈夫和情人：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都市里的婚姻與性》一書中認為，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婚姻已經“去制度化”。婚姻既是一種親密關系，也是一種公共制度，而所謂的“去制度化”（借用美國社會學家Andrew Cherlin的術語）指的是，一些在過去被認為無可爭辯的命題，比如婚前性行為是否合適、在什么條件下人們可以選擇離婚，甚至是婚姻本身的必要性等等，都已不再有標準答案。在新的環境下，個人有更多的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人類學家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也談到了改革開放以來家庭由一種社會制度向個人避風港的轉型，他將之稱為“私人性質家庭的興起”。

但與此同時，戴慧思和閻云翔也都指出，國家從公民私生活中的退場以及婚姻、家庭的去制度化，也留下了巨大的道德真空，自由帶來了新的焦慮，婚姻總是伴隨著沖突、沮喪甚至是憤怒。在對美國婚姻問題的研究中，Andrew Cherlin認為，1970年代以來美國婚姻制度出現的松動是一種過渡狀態，總有一天會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屆時會形成一套取代舊規范的新規范。然而，到2004年，他已不再預設婚姻的“再制度化”。這意味著，他認為在未來，美國的婚姻和家庭將呈現出更強的多樣性。

那么在中國是怎樣一種狀況呢？我們所經歷的婚姻“去制度化”是一個過渡狀態嗎？在婚戀問題上“三觀”的返祖是否又意味著我們正在接近一個新的平衡點，或者出現了“再制度化”的趨勢呢？

值得注意的另一個趨勢是，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與婚姻的“去制度化”同時發生的，是社會財富向男性的轉移。密歇根大學婦女運動史學者王政日前接受《澎湃·思想市場》采訪時給出了一組數據，她指出，“上世紀80年代時，中國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例是80比100，當時美國是56比100，但在過去的這幾十年里，美國的收入性別比上升了20多個百分點，而中國則下降了20多個百分點，如果以私有財產來計算的話，差距可能還遠遠不止這些。”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在2016年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時也曾表示，中國現在面對的已經不單單是性別歧視和性別偏見的問題，它已經通過與私有財產相聯系的婚姻制度的改變，成為了一個經濟制度的問題，“以前婚姻里的戶主是文化和管理意義上的，而今天這些變成了經濟制度，變成了私有財產的占有。這個遠比文化更為深刻和實際，這時，社會等級與壓迫重新回到了性別議題之中。”

如果將這兩種趨勢——婚姻的“去制度化”與社會財富向男性的轉移——放在一起，我們便不難看出，人們對婚姻的焦慮緣何而起。一方面，國家不再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家庭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功能也明顯減弱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家庭的完整和穩定不再受到國家的保護，國家越來越支持婚姻作為兩個個體之間的“自愿契約”（voluntary contract），只有在觸犯法律或者一方要求仲裁的情況下才會干預。另一方面，進入婚姻或者有進入婚姻潛在可能的男女之間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使得這份“自愿契約”的風險越來越高，新富階層的男性擔心失敗的婚姻會腰斬他的財富，而經濟上弱勢的女性則憂慮自己對婚姻和家庭的付出會血本無歸，于是“拜金女”和“劈腿男”成為了人人喊打的“公害”；前者在Wephone創始人蘇享茂自殺和王寶強離婚案的輿論中可見一斑，而后者則讓陳赫、文章幾乎成了“污點藝人”。

更進一步說，制度的松動和國家的退場不是一次性、“一攬子”完成的，相反，在性、婚姻和生育三個方面，國家的干預程度是不平均的。戴慧思在對2001年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研究中發現，國家對于性與婚姻忠誠的規制逐漸放松，而對夫妻財產和婚后生育的管理非但沒有放松，反有收緊之勢。例如，2011年八月公布的《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三）》進一步強調了個人財產權，同時削弱了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的權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婚內的個人財產權做出了明確規定，于是我們見到了無數因房子應婚前買還是婚后買、房產證上寫誰的名字而爭執不下，最終感情破裂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選擇通過婚前財產公證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從計劃生育到全面二胎，國家從未放松對婚后生育的直接管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先結婚再生孩子和養兒防老的規范依然強韌。

無論是對于個人財產權的強調，還是對生育二胎的鼓勵，對于經濟地位相對弱勢的女性來說，都算不上什么利好消息。在國家和企業不愿分擔女性生育成本的前提下，生育二胎的潛在可能讓女性在職場上面臨著更嚴重的性別歧視；而一旦夫妻雙方感情破裂，房子怎么分、孩子的撫養費誰出，這些現實問題也讓很多女性恐懼離婚，或者干脆選擇隱忍。對于婚姻的不安全感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女性身上，似乎更加殘酷。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正是因為這種對婚姻、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普遍焦慮——這種焦慮是與財產和經濟權密不可分的——在文章開頭我們看到的豆瓣短評中的道德意識才被召喚了回來，道德成為了捍衛安全感唯一的武器。而這種道德意識一半是前現代的，幾乎是一種小農經濟下的封建道德，另一半則是自由市場主義的，體現了小資產階級對利潤和安全的追求。正如作家淡豹在《妾席》一文中提出的，它反映了今日世界的“且舊且新”。它前現代的一面不言自明，自由市場主義的一面也不難理解。例如在很多豆瓣短評中，我們都看到了對“出軌者”長相、年齡和社會階層的評價——《鋼琴課》的女主角被嘲“長相驚恐”，《廊橋遺夢》中斯特里普扮演的中年主婦與攝影師的愛情被認為是“不合身份年齡的欲潮洶涌”，而包法利夫人則被形容為“愛慕虛榮的白窮美”——他們貧窮、不美也不再年輕的事實，似乎讓他們的出軌行為更加不可饒恕了；或者反過來說，只有年輕、美麗、富有的人，才配擁有欲望。

大資產者“有權”三妻四妾，道德檢視對他們來說是無效的；底層的僭越者（有野心的鳳凰男和有美貌的鳳凰女）是罪大惡極的，他們（當然更多的是“她們”）的欲望或者對于他們的欲望是最危險的（對于楊超越的惡意也有這樣的成分，我們不能允許一個出身底層的女孩依靠漂亮輕而易舉地翻身）；而廣大的中靠著精確的匹配維護著階級的邊界，獲得脆弱的安全感。如果我們去看一下“情感教主”Ayawawa的理論，她傳授的并不是女人如何靠婚姻改變命運，她沒有教人如何“傍大款”、如何嫁入豪門，她強調的是一套基于精確匹配的擇偶策略，這套策略的目標不是上升逆襲，當然也不是幸福，而是安全——量化帶來安全，等價交換帶來安全，經濟人的理性帶來安全，而欲望是安全最大的敵人。這或許就是為什么致力于忠實地描寫人類欲望的文藝作品往往被貼上“三觀不正”標簽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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