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40年。這40年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此過程中也崛起了很多中國公司，這其中包括了一些我們在傳統意義上認為不太可能由中國公司主導的領域。譬如1987年成立的華為公司，它現在已經成為在通訊設備制造領域的全球領先廠商；而1998年成立的阿里巴巴，已經成為互聯網行業舉足輕重的巨頭企業。

但是中國企業在崛起之時，也遇到了不少困難。那么，企業在發展時要如何平衡好風險與創新？哪些行業最有可能誕生未來的獨角獸？

日前，在由界面主辦，浙江大學全球浙商研究院提供學術支持的界面資本論壇上，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斌就企業的創新與風險，企業管理等問題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郭斌稱，現在全球競爭進入了新的格局，存在著全球之間的產業博弈，甚至一些發達國家可能會彼此動用貿易政策或者是其它更強大的手段來進行市場的壓制。“要擺脫這樣的壓制，中國企業面對的很大挑戰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能力以及技術的布局，過去二十年中只有少數公司意識到這個問題。比如說華為，未來將面對來自于知識產權的市場壓制和控制以及全球的博弈。這個影響實際上比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貿易形式所發生的爭端更要有長遠的影響。”

因此未來的產業格局或許將有所改變，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各國都在積極部署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

郭斌列舉出了未來新興行業的三大必要條件。

第一，對于后發者來說沒有成功成本，有更大的優勢。比如說新能源、新型互聯網商業模式的機會。

第二，必須依靠中國龐大的本土市場規模。中國龐大的本土市場規模可以很容易讓本土公司獲得影響力對抗整個全球的競爭。

第三，在產業鏈中建立更為完整和高效的供應鏈體系，從而支撐中國企業在本土市場甚至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因為全球的產業博弈實際上是相互之間滲透的過程，既有全球的價值鏈也有中國的價值鏈，中國的價值鏈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融入到全球的價值鏈中，中國既可以利用本身的優勢，也可以利用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上的資源。

不難發現，投身于新興行業，創新至關重要。但是創新往往意味著很大的風險。如何平衡創新的風險以及對于創新的需求，郭斌認為并非毫無辦法。

具體而言，郭斌認為首先企業要先對自身進行定位，對于公司不同類型的業務采用不同的方式來管理。面向未來的業務跟面向現在的市場業務需要通過組合的方式來對沖風險，對面向未來機會的培育型、成長型的業務，管理的方式和策略是跟傳統業務不一樣的。

“譬如騰訊在開發新的業務上會采用平行的開發模式，允許多個團隊針對某種業務進行內部競爭。這樣的做法其實跟傳統的管理有很大的區別。有些公司可能會利用不同的市場分析手段捕捉市場需求，因為新型的業務在最開始的時候，是不知道未來市場在哪里的。所有這一切就表明，我們需要用跟傳統的管理模式不同的策略來管理業務。”

郭斌還認為，政府的產業政策扶持與公司的底層機制設計對于企業創新而言同樣重要。

在企業發展早期，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因為創新存在著很嚴重的啟動問題，如果缺乏足夠的市場能力直接參與市場的競爭會遇到巨大問題。

政府政策甚至可以培育整個產業鏈參與全球的競爭，因此力量十分巨大。但是只要不屬于這樣的情況，那么企業必然要依賴于自身，而且從長遠來講一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的競爭力最終還要依賴于內部的機制設計、內部的能力培養，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過于依賴于政府的資源和政策的扶持可能從長遠來說會有負面的效果。

而這些企業的選址落地也至關重要。郭斌認為，“上海+杭州”作為技術創新型企業的聚集地，與深圳珠海為代表的粵港澳等地，是中國未來最有可能成為“中國硅谷”的兩個地點，但是發展各有側重。

具體而言，從深圳和廣州、香港和澳門來看，它們有個很大的優勢是來自于本地制造鏈的完備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智能硬件和跟制造關聯的技術和產品服務形式的發展可充分依托這個產業的價值鏈來完成吸引更多企業的布局。

杭州和上海更大的優勢是在于知識密集型的、面向服務的領域，會吸引更多人才涌入，也會吸引更多資本介入。對于上海和杭州，從數據可以看到，聚集了相當多的獨角獸、新興產業企業，同時也聚集了相當多的比較大的電子商務公司。未來兩地的發展將各有側重。

最后郭斌總結稱，中國公司的強大并不是建立在個體意義上的，它是建立在整個產業鏈的基礎之上。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制定產業政策的時候，在制定一些政策扶持公司成長過程中，需要有一個面向產業鏈、面向區域創新體系、面向商業生態體系的一種思維方式。強大的公司并不足以承載驅動中國繼續向前增長，未來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將來自于全球產業鏈的博弈。這種變化就代表了中國企業未來走向，也意味著中國公司在未來面臨巨大挑戰，但也存在巨大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