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閆桂花

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著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四穩”目標直指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內需不振和預期偏弱”的現狀，而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更是讓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急劇上升。

如何在關稅戰大背景下提振內需、穩定預期？在26日舉行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季度論壇”上，與會專家表示，除了動用傳統的政策工具外，改革應該成為根本性、長期的解決方案。

“改革才是一個根本的指導，以改革來應對長期性的問題和可持續性的問題，以政策來應對短期性的問題和周期性的問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高培勇表示。

他說，內需不振與預期偏弱交織疊加，意味著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邏輯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宏觀調控也至少有了四個方面的目標設定，因此，宏觀調控手段配置的邏輯也要發生變化，把主要依賴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的傳統宏觀調控手段，擴展到改革行動上來。 “未來不可能期望用單一的政策調整手段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否則的話，宏觀調控就可能失靈。”

他補充說，目前討論或正在實施的政策手段，無論是發錢、發消費券還是以舊換新等等，都只能在短期內拉動需求，而不會形成長期的、穩定的預期，當下應該“立足于長遠，立足于可持續性。”

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進一步指出，消費需要“更高的定位、更高的認識”。就像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定位從“基礎性作用”提升到“決定性作用”一樣，他建議將中央提出的“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一說法，升級為“消費在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當中的決定性作用”。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峰教授認為內需不足、消費偏弱不僅僅是周期性問題，更是結構性問題，并以1998年和2008年的兩次危機為例，指出當下還有大量機會通過改革、公共資源重新配置來實現供需再平衡。

“前兩次應對危機，提振內需都是把改革提在前面，包括一些社保的改革、民生的支持。”他建議將關注點放在“無需或少量需要追加財政投入的改革”上，包括農地改革、戶口改革等。另外，他建議要審時度勢，優化公共資源配制，具體來說，要把占GDP45%比重的公共資源逐步地、適度地轉移到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費上，從而根本性地提振內需。

與會學者還強調，宏觀調整的著力點應該落在“人”身上，真正做到從“投資于物”向“投資于人”轉變。

高培勇指出，“投資于人”意味著接下來不管是哪方面的增量政策，都要循著居民、個人這條線索往前推進。“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非同小可。”他說，“我是做財政研究的，我知道脫胎于計劃經濟年間和二元經濟社會體制的財政支出結構、財政運行體制，和‘投資于物’‘投資拉動’是密切關聯的。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從‘投資拉動’到‘消費拉動’，對于財稅體制改革而言就是一場革命，不是簡單的變化。”

黃漢權建議通過精準針對人群分層分類施策來提振內需。具體來說，針對八千多萬低收入群體，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醫保和養老補助等方式，提升其消費能力；面對規模大、分布廣的中等收入群體，要完善工資增長機制，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增加他們的閑暇時間以促進消費；通過放松管制來拓寬高收入群體的消費空間；以及，通過旅游、教育、養老等領域的政策支持，激發銀發經濟的潛力和通過解決就業問題來提升大學生和農民工群體的消費能力。

“五個方面的群體要精準施策，消費才能真正落地。否則的話，光出那么多文件，效果就不會好。”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