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鏡相工作室 劉歡

編輯丨周近嶼

早上九點半，北京通州宋莊鎮一座農場，宮正則打開大門，陸陸續續有幾個人背著電腦包走進來。在100畝的農場中央，有一個兩層高、白色的玻璃建筑，二樓的十人會議桌就是這些人的目的地。

他們來這里不是為了談生意，也不是為了體驗農家樂，而是假裝上班。

宮正則告訴他們熱水在哪和Wi-Fi密碼后就走了。有的人掏出電腦開始敲鍵盤，有的人在一樓空地打電話。有的甚至什么也不干，就對窗坐著發呆。冬日的陽光從偌大的落地窗傾瀉下來，照在人身上，暖和得讓人犯困。

去年開始，一種名為“假裝上班公司”的場所悄然興起：它為暫時失業者和自由職業者搭建臨時辦公室，有人在這里躲避家人的擔憂，有人試圖重拾職場節奏，也有人將假裝上班的點子變成真實的創業計劃。

“我能不能來你這里待一會”

宮正則的“假裝上班公司”是去年12月開起來的。與其說是公司，這個地方更像是為各路打工人提供了一個短暫休息的庇護所。“你可以周一到周五，早上上班時間來，晚上下班時間走，就像你真的在上班一樣，工位、水電、WiFi免費。但是不管飯，農場工作餐30元一位。”宮正則在他的小紅書帖子上這樣寫道。

起初，他是看了短視頻段子，想到用自己的農場為北京暫時失業的人群提供一個暫時放松的地方。農場做蔬菜供應生意，同時提供一些戶外休閑活動，如種植、露營等。讓宮正則沒想到的是，真的有人私信咨詢，“他們也不說是假裝上班，都挺不好意思，說‘我能不能來你這里待一會’這種。”

各行各業、各個年齡的人，在職的、失業的，還有自由職業者走進了農場。讓宮正則印象深刻的，是四個從事建筑行業的小伙子。他們都頭頂名校光環，工作在行業頂尖的企業單位，從業快十年，由于房地產下行等影響，他們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公司已經沒了項目可以承接，即將面臨失業。

宮正則為他們感到很惋惜，也感受到無力和迷茫，“他們都是從一流大學出來的，有的是從國外留學回來，非常優秀。行業向上的時候，大家都有飯吃，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可當行業下滑，他們已經在這里深耕很多年，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同樣在思考出路的趙鑫已經在今年2月主動辭職。他大學本科學的是城鄉規劃，入職了成都一家設計院。在建筑設計行業一干就是7年，期間他還考取了四川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的在職研究生。歲數上去了，薪資卻下來了。從月入五位數到現在不穩定的四五千，趙鑫難以接受這樣的落差，于是主動提了離職。

可是他不敢告訴家人。沒了工作就是沒了收入來源，他已經31歲了，不想讓家人擔心，更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

于是趙鑫開始了假裝上班的日子。他依然每天早上八點半從家里出發，待在圖書館投簡歷，一直到天黑再回來。簡歷投得越多，趙鑫越對行業感到失望，他很糾結要不要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但如果跨行，我沒有相關經驗，需要重新開始學習。”

相較于趙鑫的主動離職，28歲的王宇則是被裁員。他18歲入伍，退伍后在一家外包公司做通信網絡的運營與維護。小公司收益不佳，在專業技能上又沒有優勢的王宇被裁員了。同樣出于對家人的顧慮，他隱瞞了裁員的事實。

在他拍攝的假裝上班的視頻里，天氣好的時候去公園坐會兒，天冷了就去醫院接熱水，有時也會躺在車里瞇一會兒。透過車窗，他看到停車場里也有人和他一樣，坐在車里百無聊賴。起初，王宇覺得正好借此機會好好休息一下，可是越想越不對，越休息越覺得累。

“一般的休息就是休假，到時間了你還要回去上班。可我這種是無期限的。沒有截止時間的休假讓我感到慌亂。”王宇說。他也在投簡歷，可發出去的簡歷像無數小魚，投入大海就不見蹤影。

假裝上班，真實創業

宮正則的假裝上班公司是假裝開業假裝上班，公司并非真實存在，來的人并不全都是無處可去的人，不少人是借用這個免費的場地辦公或學習。

而在企查查上搜索“假裝上班公司”就會發現，已經有真實注冊并存在的公司了。李鵬開辦的沈陽假裝上班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員。在國企工作的他在去年11月接到了裁員通知，嘗試找工作無果后，李鵬決定創業開一個公司，名字就來源于網上假裝上班公司的段子，以此表達自己的無奈和調侃：“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臺班子，有的人假裝正經，我們卻在假裝不正經。”

他說：“最初我想不好走什么方向，但是公司真的開起來之后，擁有了場地，就吸引來了一些感興趣的人，身邊的人也在給出建議。”于是，李鵬結合多方意見和DeepSeek的多元化發展建議后，開始將公司聚焦于寵物、留學和勞務派遣的項目上，同時將自己1500平米的辦公室安排了100多個工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工位999元包月，水電、網絡、會議室、打印機等隨意使用。“所以，實際上，‘假裝上班’只是上半句，下半句是‘真實創業’。”李鵬說。

對于打工人最關心的五險一金、在職證明等問題，李鵬表示如果只是租用工位，這些都不能代繳或開具。如果他們參與到公司實際項目中，則可以滿足。“我做的不是成人托管所，而是求職者共存的中端資源整合平臺。”

像李鵬一樣，在公司有主營業務的同時將富裕的工位出租出去的還有深圳的黎蘋。她在深圳開了一家專注于音樂版權和活動策劃的公司，也曾從事人力資源相關工作多年。黎蘋表示，用假裝上班公司的名頭開具相關證明是有法律風險的，“HR做背調，要看離職或者在職證明，這些都要求你在上一家公司有正常的、存續的工作狀態，要有社保、銀行流水的證明”。

無法享受公司社保福利，也無法開具簡歷上最需要的證明，出租的工位一天要花費幾十塊，為什么還會有人想來這里付費上班？

黎蘋認為，這是因為求職者在過渡期依然需要保持工作狀態。“人不工作會有惰性，去咖啡館、圖書館那些地方終究氛圍不一樣。這里共享的辦公室環境可以幫助你保持一個持續性的工作狀態，這樣下一份工作機會來臨的時候就可以很好地銜接。”

目前，在二手交易平臺上搜索“假裝上班公司”可以看到，這些公司的運營模式大多都是將辦公室做成共享辦公區。事實上這樣的運營模式并不新鮮。早在2010年，美國共享辦公企業WeWork成立，向紐約的創業者提供共享辦公室服務。從個人到團隊，從初創企業到成熟型企業，WeWork通過靈活的租賃方式和社會化運營，滿足不同大小團隊的需求，由此在全球迅速擴張。2016年，WeWork正式進入中國市場。

“這樣的共享辦公室優勢就是靈活，沒有合同和高額、長期租金的限制。而假裝上班公司也為失業或暫時gap的人提供了一個過渡期的辦公地點。”黎蘋說。

噱頭還是真需求？

正如黎蘋所說，在社交平臺上，關于假裝上班公司的帖子往往都提到會為求職者提供舒適且逼真的工作環境。然而對于已經假裝上班兩年的章芮來說，最討厭的就是每天必須坐班的要求和充滿班味的環境。

28歲的她在大學畢業后進入互聯網行業工作，在父母眼里這是一份十分體面的白領工作。然而在風口行業工作了三年，章芮只覺得身心疲憊。加班嚴重、業務指標、職場人際關系，這些都壓得她喘不過氣，唯一開心的時刻是工資到賬。為此她也選擇了不斷跳槽到更好的公司、更高薪酬的職位。

然而，在2023年，她最后一次辭職，再找到的工作就只能用“勉強”形容。在入職的前兩天，思來想去，章芮還是推掉了offer。但她沒有告訴家人。因為每一次辭職，比章芮還要焦慮的，是她的父母。“在他們眼里，我以前一直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一旦停下來，就變得‘不規范’，是社會上的無業游民，不僅不再是高收入的高管，也不再是從前的好孩子。”

章芮索性將假裝上班的謊言繼續下去，對父母編造了一個在國企沒有固定工作時間的繁忙社畜人設，實際上每天睡到自然醒后去咖啡館蹭WIFI，做一點自己的外貿小生意。相比于重新回到寫字樓假裝上班，她更享受現在每天在外面自由自在的生活，反正父母不知道工作地點在哪。更何況，在她眼里，假裝上班公司并不是一個舒服的環境。“為了一個工作氛圍而花錢，我覺得這并不值得。況且上班環境再好也不是一個讓人快樂的地方。”章芮說。

現在時間長了，她在咖啡館都有了固定的“假裝上班搭子”。

王宇認為，假裝上班公司是一種強加的需求，“一個人沒有收入來源，就應該盡量減少額外支出。失業之后你的需求應該是盡快找到實際的工作，而不是為自己找一個假裝工作的環境。況且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完善，熱水、充電、座椅這些在咖啡館、圖書館都能找到”。

趙鑫也覺得失業了就去假裝上班公司不是一個長久之計，“在這里假裝上班會給人一種心理暗示，不用很積極很渴望地去求職。人最終應該為了面包而活”。他覺得與其每天花幾十塊錢買一個臨時工位，不如用這筆錢去學習，好幫助自己找到新工作。

南京天韻國科數智科技有限公司副總、首席品牌官蔣欣潤則透露來這里的人并非都是為了假裝上班。他們公司曾舉行了一場以來假裝上班公司上班為名頭的活動，并對此展開了一項內部調查。調查顯示，21%的人想要來這里考公考研，這部分多為學生或剛畢業的人群；58%的在職人士或自由職業者希望借此學習或交友。

“假裝上班公司也許是個偽命題”

假裝上班公司脫胎于網絡段子，落地于現實創業。蔣欣潤的公司看準了這個時機，不僅將辦公樓的一層工位免費開放出來，成立假裝上班之摸魚科技有限公司，還準備將這個公司做成互聯網資源互換平臺，孵化假裝上班公司IP，并舉辦一些關于電商等互聯網創業相關的講座。而完成這些工作的，就是被假裝上班公司吸引而來的人。

他們在看到蔣欣潤的帖子后慕名而來，目前已四十多人來此辦公，網絡上粉絲群有六百多人。他表示，將由這些人以假裝上班為名頭進行互聯網創業，包括短視頻、社交賬號、網絡段子……“整個過程交給他們去做，實現的盈利和變現也由他們獲得。我們公司更多的還是提供一個公益性的開放平臺，負責起辦公區的水電費。”

蔣欣潤的公司主要經營電商、AI等相關項目，主營業務盈利穩定，所以開設假裝上班公司每月付出的幾千塊水電費并不會成為負擔。

相比之下，張夢銘的假裝上班公司創業之路卻頻頻受阻。

同樣是受網絡段子的啟發，曾經的互聯網從業者張夢銘想在上海開了一家假裝上班公司，為求職者提供社交、求職、工作的共享空間，利用辦公場地開展行業、崗位、項目等維度的交流沙龍，“我希望利用辦公地點把大家聚集起來，也許一些人在一起集思廣益，能夠碰撞出什么靈感來”。

然而，資金壓力和需求不對等成了公司成立的攔路虎。以上海為例，經張夢銘調查，中心城區、近地鐵站的辦公樓，十個工位的租金、水電等成本總和，每月在一萬三千左右，偏遠城區的成本則在八九千，平均單個工位月租近千元。此外，讓她疑惑的是實際需求究竟如何。

“小紅書上有很多人跟我來交流，都覺得這個方向很好。但是實際的客戶群體很少，有人也質疑這家公司最后是不是就變成了知識付費。”張夢銘越深入調查越覺得，假裝上班公司也許是個偽命題，項目因此停滯不前。

在這個過程中，有位金融行業人士對張夢銘的項目很感興趣，他認為這類公司如果開起來并且越開越多，就可以吸引資本入場，到那時他就可以套現離場，“他當時是有帶著我一起做的意思，動不動就說‘要收割這群人’，我不是很認同，后來就沒能繼續聊下去”。

而這種思路正是WeWork的創業路徑，但截至2023年11月3日，WeWork總市值僅剩0.4億美元，相比上市初期的90億美元已蒸發99.5%，正面臨巨額債務和巨大虧損的困境。

宮正則則希望，假裝上班公司開不起來。“也許確實存在一定的需求，但是這門生意劍走偏鋒，太短命，實在不應該在大家因為求職而焦慮的時候來收割。”

對于自己農場里的“假裝上班公司”未來規劃，他更愿意將公益性持續下去，“我曾經也經歷過北漂和創業，受到過別人幫助。現在有這個場地和資源條件，就希望能幫助大家一把。無論如何，農場都會給有需要的人留一把椅子”。

（文中受訪者除蔣欣潤外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