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上海經委工作的江上舟在展會上碰見了應用材料（AMAT）刻蝕機事業部的一把手尹志堯，在這個高中校友的陪同下，江上舟參觀了應用材料刻蝕機的內部構造，對其精密設計贊嘆連連，留下了“造刻蝕機比造原子彈還復雜”的評價。
經委負責工業經濟布局，既要負責眼前也要負責未來。江上舟任職期間，主導了大批華人工程師回國創業，上一個被請到上海的是張汝京創辦的中芯國際。
一年后，在江上舟的協調下，尹志堯創辦的中微公司落戶上海金橋。在“卡脖子”這個詞尚未普及的時期，中微率先解決了卡脖子問題。成立第三年量產首款刻蝕機，第七年實現45nm介質刻蝕機的國產突破，成為臺積電5nm產線上唯一一家中國大陸刻蝕機供應商。
2015年2月，美國商務部低調發布聲明，解除了對中國出口等離子刻蝕機的限制，原因也表達得很樸實：中國人自己做出來了。
遺憾的是，江上舟在2011年因癌癥辭世，并未親眼見證上海的集成電路產業在當時和之后扮演的重要角色。曾與其共事的時任科技部部長萬鋼說江上舟是一位“戰略型科學家”[1]，他對這位老戰友的評價，似乎也能反映上海這座城市所體現的特征[1]：
他對經濟帶來的變化不一定體現在2001、2002、2003年，但對2010、2020甚至2030年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曾經的欠賬
幾年前中美貿易摩擦漸起，半導體產業的困境成為全民輿論焦點。地圖攤開，人們突然發現，中國集成電路的龍頭公司，似乎都集中在上海。
1998年，江上舟聯同其他三位學者，提交了一份《關于微電子產業發展建議》，并提出“在浦東規劃面積22平方公里、3倍于新竹工業園的張江微電子開發區”。此后幾年間，一系列針對集成電路的頂層設計相繼推出，一大批企業陸續落地上海張江。
半導體產業的特點是資本開支巨大，投資周期長，由于摩爾定律的存在，設備與生產工藝迭代很快，對后發追趕階段的經濟體尤為不利。
尤其對芯片制造這個環節來說，考慮到新世紀頭十年工藝制程的進步速度，很容易投產即落后，極度依賴長遠的規劃和耐心。
韓國內存芯片產業對日本的反超是一個典型案例：1980年，日本先于美國量產64K DRAM的消息大大刺激了韓國人，李秉喆力排眾議，從美光手中買來了64K DRAM的專利技術。直到1983年，三星才將專利消化完，成功量產，起步即落后。
1986年，日本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中的份額已經接近一半，三星只能以年為單位逐步縮小差距，直到1994年，三星才完成256M DRAM量產，領先優勢不過幾個月而已。
無論是汽車制造、通信設備制造還是集成電路，對于這類以“重資產+長周期”為特征的產業，上海總能顯現出相對前瞻的布局與規劃能力。
時至今日，張江塞滿了各類芯片設計、制造、服務公司，產值一度達到全國整體的一半以上。對其最精確的評價可能還是來自前科技部部長萬鋼[1]：
如果沒有當年上海下決心搞芯片，可能我們今天（2012年）的芯片進口要遠遠超過石油。而且今天芯片的主流產品65納米芯片已經成為我們的重要產品，芯片的自給自有供給率也在提高。
客觀來說，目前國內的芯片制造工藝相比海外依然存在差距，半導體設備的關鍵零部件也尚未實現國產化。但這些微小的進步，在二十年前也曾被視為不可逾越。
技術的前沿
2018年前后，“上海如何失去了互聯網”成為了城市產業討論的熱門話題，時值移動互聯網產業出清整合階段，北京、深圳、杭州都坐擁自己的互聯網名片，上海似乎是一個尷尬的缺席者。
時過境遷，各大城市都挨個迎來“你的六小龍在哪”的拷問，上海自然首當其沖。
從產業演進規律來看，90年代的汽車制造，世紀初的集成電路，當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前沿技術領域，上海其實從未缺席。
產業規劃不是挖好坑等著隕石掉進來，而是通過關鍵環節的突破形成自發的聚集。
江上舟在規劃集成電路產業布局時，提出以芯片制造為抓手，就能帶動上游的設計和下游的封裝產業。同樣的道理，汽車總裝產線也會讓對應配套形成聚集——福耀玻璃上汽工廠就位于上海嘉定，隔壁就是大眾的配件倉庫。
2019年，洋山港四期自動化碼頭因央視報道而走紅網絡——從空中鳥瞰，通向港口的東海大橋上，一輛輛智能重卡以15米車距列隊自動行駛，車速還保持在60公里/小時，場面十分壯觀。
這背后的技術由上汽集團與千尋位置聯合開發，前者是上海老牌整車企業，后者是“時空智能”領域的獨角獸。千尋在這個場景中提供了核心技術支撐，讓車輛具備精確的空間感知能力。
那一年，是“時空智能”第一次在全球范圍內被提出。
然而“時空智能”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其發展軌跡：它就像水電煤一樣長期“隱藏”在聚光燈背后，又因其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將很多人拒之門外。
今天，這個看似頗為冷門的領域，已然來到爆發前夜。在海外，深度學習泰斗級人物李飛飛去年開始在時空智能領域創業，她對其概括為：“世界是三維的，無論是機器人還是設備，都將生活在三維世界中。因此解決3D智能的問題是根本性的”。
去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兩院院士李德仁的主要研究領域，也是“時空智能學”。陸奇也判斷，今天的大模型時代能有效地控制操作各種設備，下一個拐點將是機器人、自動駕駛和空間計算的組合為基礎。
而千尋是第一個沖進“無人區”的。“我們看到的是上海對戰略性創新型基礎設施的前瞻布局與耐心。” 千尋位置創始人陳金培坦言。
在陳金培看來，時間和空間是萬事萬物存在的基礎，就像人類需要方向感一樣，“時空智能”就是給各類機器提供時空感知、計算和協同能力，幫助機器在不同的場景中進行時空規劃、決策和控制，以實現系統整體智能。
2015年千尋成立，從建設遍布全球的 5000 多座 GNSS 星基/地基增強站，到自主研發定位算法、芯片及大規模互聯網服務平臺，千尋以一己之力闖進時空智能的 “無人區”，率先打通時空智能全鏈路能力，并且形成了多傳感器算法協同、數字孿生和人工智能技術能力。
2025年，千尋在全球累計有23億的智能設備用戶，十年間成為了這個領域內全球規模最大、最早形成技術閉環并且商業化的公司，從上海輻射全國，并具備了服務全球的能力。
以自動駕駛場景為例，2015年，自動駕駛還剛走出概念階段，千尋就以“修路人”的角色，先行開始了基礎設施的建設。
從“時空智能一張網”的建設，到與整車廠的適配聯調、算法優化、量產交付，構建起完整的工業化體系，今天時空智能已經成為智駕的標配方案，千尋已在30余款車型上批量交付、累計獲得100余款車型定點，覆蓋上汽、比亞迪、華為、吉利、小鵬、理想、智己、零跑、一汽紅旗、廣汽埃安等品牌，服務時長累計超過30億小時。
恰恰是這種前瞻的布局，使得中國在一些前沿技術領域不必再度陷入輸在起跑線上的遺憾。
從自動駕駛、車道級導航、紅綠燈倒計時等消費級應用，到相對前沿的具身智能、低空經濟，以及數字孿生、智慧城市、各行業數字化升級，都有時空智能如影隨形。站在產業變革的臨界點，時空智能正逐步從幕后走向臺前。現在“杭州六小龍”中幾家公司，也在用千尋的時空智能服務。
套用當下“新質生產力”的概念，上海多的是這類驅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基礎設施，即面向未來的產業布局，又具備公共服務屬性的特征，同時與上一代一樣具有長期性和規模性的特點，投資以數十億甚至上百億計，且需十年以上才能見到產出。
當整個社會重新審視這座城市，上海也許沒有中國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公司，也沒有適合在社交媒體上營造話題的產業熱點，但它無時無刻不在推動著產業界的進步。想一下子搞一個大新聞，在工業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
時至今日，上海依然在前沿科技的邊界線上眺望。
創新的前奏
3月12日，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千帆星座第五批組網衛星以“一箭 18 星”方式成功發射，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上海垣信衛星科技有限公司建設運營的“千帆星座”，是中國首個進入正式組網階段的巨型低軌商業衛星星座。該星座分三期部署：一期部署648顆衛星，提供區域網絡覆蓋；二期部署1296顆衛星，提供全球網絡覆蓋；三期規劃超過1.5萬顆衛星，提供多元業務融合服務。
無論是公路上的自動駕駛汽車，還是近地軌道上的衛星，沒有產業場景的沉淀，沒有專業技術的沉淀，對于這些領域也恐怕也只能不得其門而入。
高科技領域的突破，往往少的是封狼居胥的豪邁，多的是披荊斬棘的艱險。
過去二十年的中國，經歷了雙重的狂飆猛進，史無前例的龐大人口城市化疊加高科技產業的變革，其副產品是對速度和效率近乎病態的追求。但工業的客觀發展規律并不因價值主張改變，產業的變革始終有自身的既定路徑。
一個產業的分工越是深化，對應的供應鏈也就越是復雜，市場參與者的規模也就與日俱增。從20多年前的集成電路，做10年前的時空智能，再到近五年的衛星互聯網，只有一些公司承擔了“基礎設施”的角色，才能為后續一系列的創新應用提供土壤。
產業決定了一座城市的財富如何被創造，而它的基礎，是這座城市能夠多大程度激發創新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基礎設施”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無論是一個城市還是一個經濟體，產業的厚度與人才的密度總是互為表里，決定兩者的不是某項指標，而是一個系統。
去年年初風光無限的法國AI公司Mistral是一個典型案例，Mistral的“戶口”在巴黎，但從人才、資本、市場三大經營要素審視，它其實是一家徹頭徹尾的美國公司。
公司三位創始人都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都有著與程序員身份不符的發量，也都有在美國公司的工作經驗。大部分Mistral員工的上一份工作，都是美國科技公司位于歐洲的分支機構。
Mistral的1.13億美元種子投資中，領投方是美國老牌基金Lightspeed。而在A輪融資中，微軟、英偉達和Salesforce這些美國產業資本搶盡了風頭。盡管CEO Arthur曾多次公開表示Mistral的主要目標市場是歐洲，但身不由己的是，Mistral一半的客戶都來自美國市場。
產業的進步從來沒有拔地而起的故事，上海作為超大型城市，其創新實踐并不體現在某個技術或細分門類的一蹴而就，而是基礎科研-技術成果-產業化應用的完整鏈條，最終體現為工業與技術領域高度前瞻性的布局規劃。
換句話說，創新是一個體系，組成它的是持續培養人才的高校，承擔基礎研究的科研院所，負責成果轉化的私營部門，提供政策扶持的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統，以及一個購買力充足的消費市場。
90年代末，上海開始審視國內集成電路產業的欠賬時，后者承載的角色更多是追趕，因為半導體是一個極端成熟的市場。市場規模、工藝流程、技術原理與技術實現路徑都非常確定。阻擋追趕者的不是政府禁令和關稅壁壘，而是專利墻與物理學。
但具身智能、時空智能這類前沿技術，反倒處處彌漫著“戰爭迷霧”，因為其技術發展路線、應用落地方向、市場規模與投資回報率都不甚清晰，反而需要面對極大的不確定性，對長遠規劃與決策定力的訴求也更為迫切。今天，時空智能已然跑出一匹黑馬，下一個是誰穿越迷霧。
時至今日，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實踐，依然在上海不斷涌現。做CMOS的格科微、做時空智能的千尋位置、做衛星互聯網的垣信衛星、做機器人的智元、做GPU的天數智芯——這些不斷涌現的創新，無時無刻不在映襯著產業界曾經面對與海外恐怖的技術代差時，令人發指的絕望。
“戰爭迷霧”不會自發的消散，一批又一批的市場參與者，用勤勞和汗水勾勒了一座城市前進的腳步。貫穿數十年的產業變遷中，上海展現出的競爭力始終是對產業發展趨勢的堅決押注，并不斷把產業競爭力轉化為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商業文化、工業精神、科技內核孕育了一座城市的氣質，也賦予了上海超越時代的眼界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