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提振消費被列為今年政府工作任務之首，“兩會”結束不到一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下稱“方案”），從增收減負、改善供給、優化消費環境等方面出臺了30條具體措施。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表示，方案從增加收入著手提振消費，是抓住了問題的根本。“只有實實在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才能切實提升消費。”

居民收入包括工資（勞務）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滕泰認為，企業給予員工的工資水平，主要由企業的收入與利潤狀況決定，非政府所能直接干預。若期望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那需要在經濟結構、產業轉型、勞動力素質提升等多個方面做出更為深遠的努力，而非單純依靠政府的政策調控。

至于財產性收入，滕泰表示，從去年9月24日政治局會議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這次“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和專項行動方案，都在反復強調要推動股市的繁榮，穩股市對于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他還提到，要大幅提升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減輕居民在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的負擔，從而使其能夠更為放心地進行消費。

滕泰指出，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對較低，一般公共預算中用于養老的支出僅占3%左右，即便加上社保基金的支出，兩者合計也不足10%。他建議，提高國有股權劃轉社保基金的比例，籌集5萬億元至10萬億元資金，確保農村老人每月養老金能達到500至1000元。

“若我們能將這兩項支出合計提高至15%，甚至達到美國同等水平的18%，那么我國將新增約10萬億（元）的養老金。屆時，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就從目前的一兩百元提升至一兩千元。若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得到如此幅度的提升，他們還會因為擔憂養老問題而不敢消費嗎？”

“自建國以來，農民通過交公糧等方式支持國家工業化建設，貢獻巨大，因此，在為其養老時，我們不應僅依賴新農合等制度，而應充分利用國家資產。”滕泰說，“我國擁有超過100萬億的國有股權資產，只需再劃撥其中10%的比例，即可為農民養老提供有力支持。”

滕泰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軟價值理論的提出者，現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新華網獨立董事。他在最新出版的《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一書中，以“宏觀消費抑制”與“總需求不足”為靶點，提出系統性解決方案：財政政策須由建設財政轉向民生財政；貨幣政策需要在“流動性陷阱”中開辟直達消費端的傳導通道，建立信心修復的微觀機制。消費繁榮的背后，還需要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民營企業家精神的充分煥發、創造新需求的磅礴力量，以及深化收入體制改革的實質性推進。

以下是界面新聞整理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絕大部分人認為，增加消費的前提在于增收，所以這次我們看到，《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的第一部分就是增收，四條具體內容都和增收有關。這次方案是不是切中了要害？

滕泰：我連續五年呼吁促進消費，每次都強調提振消費必須從收入端入手。不然僅從供給場景等方面著手，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因為消費函數的主要影響變量，一是收入，二是利率。長期來看，消費還會受到新供給及其所引發的新需求的影響。

觀察歐洲、美國、日本，以及我國臺灣、香港等地區，在2020年面臨疫情沖擊時，他們提振消費的手段主要有兩個：一是發錢增加收入，二是降息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倘若收入這個變量不變，利率這個變量也不動，那要改變消費，幾乎是不可能的。

此次發布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第一部分就是增加收入。我認為這一點抓住了提振消費的根本，入手點符合經濟學原理。只有實實在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才能切實提升消費。

為何必須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呢？因為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確實偏低。202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僅為44%左右，在全球范圍內都偏低。應盡快將這一比重提升到60%以上，消費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提振。因此，此次計劃第一部分強調增收，從原理上是順暢的，如果有真金白銀的政策，一定會產生積極效果。

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為多個來源，具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工資和勞務性收入，二是財產性收入，三是各種形式的政府轉移性收入，如補貼、社保等。這幾方面都需要大幅提高，只有這樣，才能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升到60%甚至更高，達到國際平均水平。

界面新聞：關于增收，本次方案提出的第一個措施是“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什么樣的增長是合理的增長？

滕泰：勞務性和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應當與經濟增長和企業盈利保持同步。合理的增長速度是使其能夠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這已經算是不錯的表現。若期望工資性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那么就需要在經濟結構、產業轉型、勞動力素質提升等多個方面做出更為深遠的努力，而非單純依靠政府的政策調控。

我要強調一點的是，在探討提高居民收入問題時，必須尊重市場規律。政府應聚焦于自身能夠影響的變量， 比如可以減少低效和無效的投資、削減各級政府的生產性補貼及對企業的無效出口補貼，轉而將這些資源用于向居民發放消費券或直接補貼，以及提高居民的低保和社保水平。這些都是政府政策能夠有效調控的變量。

企業給予員工的工資水平，主要由企業的收入與利潤狀況決定，非政府所能直接干預。政府出臺政策時，應明確界限，僅限于調控自身能夠影響的變量。若逾越此界限，過度干預市場，試圖影響企業對勞動力的定價，不僅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可能會導致企業減少雇傭、削弱就業市場，最終適得其反，反而可能減少就業收入。

界面新聞：方案提到的第二條增收措施是“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你在《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一書中指出，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3年為8.57%，最高點出現在2021年，為8.75%，你認為提高到多少是合理的？財產性收入包括動產（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和不動產（租金、土地增值等）， 提高財產性收入，需配套哪些改革？

滕泰：在一個國家發展的初期，由于家庭財產有限，談不上什么財產性收入。但在后工業化階段，中等收入群體已占家庭總數的很大比例，總人口達到數億，財產性收入已成為影響消費的重要部分，也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提高財產性收入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房地產，即家庭擁有的住房等不動產；二是股市和基金等金融資產。因此，這次政府工作報告特意強調要穩住樓市和股市。在提振消費的專項行動中，也提到了要穩住樓市和股市，特別是要促進股市的增長，這一點非常重要。

從過去十幾年的經驗來看，美國消費之所以繁榮，除了2020年疫情期間政府發放大量現金，保護了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使居民無需消耗自己的儲蓄來防控疫情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自2009年以來股市的持續上漲，給美國家庭帶來了重要的財產性收入。美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遠遠高于我們提到的8%或10%，當然，不同家庭持有的金融資產和房地產數量存在較大差異。

假設中國股市在過去10年里像美國那樣從某個低點漲到高點，或者像日本那樣從2013年開始連續上漲了十幾年，我們的消費應該不會像現在這么低迷。所以我們看到，從去年9月24日政治局會議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這次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和專項行動，都在反復強調要推動股市的繁榮。這對于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界面新聞：股市、樓市這類財產性收入主要是針對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那對于廣大的農民，他們有什么渠道可以拓寬財產性收入呢？

滕泰： 我認為，應該積極推動農村土地流轉，讓農民也有機會獲得財產性收入。很多農民實際上已經不住在農村了，但他們的房產無法變現，這是制約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一個重要制度根源。因此，需要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盡快推動農村土地流轉。

界面新聞：你此次出版的新書的名字是《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為什么說消費繁榮關乎未來，而不是投資繁榮？我們現在是投資過剩、投資效率下滑，因此大家不再那么看重投資，如果有一天，投資效率又上去了，是不是又要回到重投資的路上？

滕泰：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嚴格控制低效或無效投資的要求，這被視為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破局的關鍵所在。面對全球制造業霸主所遭遇的內需焦慮，中國經濟的下一步戰略應聚焦于提升消費，以此作為經濟轉型和擴大內需的突破點。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兩會，再到近期迅速出臺的一系列專項行動，黨中央、國務院已明確布局，旨在提振消費，這關乎中國經濟轉型的深層次矛盾及14億人口的消費潛力釋放。

消費繁榮對于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轉型成功與否至關重要。為避免陷入過度投資的陷阱，我們應借鑒歷史經驗，如美國成功從投資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以及前蘇聯和日本90年代因過度投資而陷入困境的案例。中國當前亟需減少低效或無效投資，推動消費繁榮，以實現內需的真正擴大。

關于投資效率問題，需明確的是，企業投資行為應由企業自身決定，無需過多干預。例如，民營經濟投資之前出現負增長，主要是受市場盈利狀況影響，一旦盈利恢復，投資自然會增長。然而，政府主導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則需嚴格控制。地方政府若缺乏約束，可能會盲目推進不必要的項目，造成資源浪費。當前，許多基礎設施已趨飽和，如北京、上海等地，再大規模修建機場、道路等已不現實。因此，如何降低投資率，特別是政府主導的低效投資，是解決中國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的關鍵問題。

對于民營企業而言，應尊重市場選擇，確保其投資效率。而對于國有主導的投資部分，包括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則需嚴格防止其進行低效或無效投資。這部分節省出來的萬億資金若能得到有效利用，將極大促進消費繁榮。

有學者指出，過去幾十年間，高投資率曾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然而，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投資過剩已成為現實問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更加注重消費的提升，而非盲目擴大投資。當前，中國已進入后基建時代，房地產、基礎設施及廠房設備等領域的投資已趨飽和，因此，降低投資率、推動消費繁榮已成為必然選擇。

界面新聞：你對“消費型社會”的定義是——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占主導地位，是走過短缺經濟階段、高積累低消費階段、重生產輕消費階段之后，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經濟發展目的的正常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從這個定義來看，我們已經過了短缺經濟階段，但是高積累低消費和重生產輕消費的階段還沒有過。“高積累低消費”、“重生產輕消費”和我們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有關，比如提倡勤儉節約，而月光族、透支消費是不對的、是墮落的。但在美國，把明天的錢用在今天花是很普遍的，美國也并不是什么高福利社會，為什么他們敢大膽消費，我們不敢？

滕泰：美國雖不自詡為高福利社會，但其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卻高達18.7%。這一比重使得美國居民在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的負擔相對減輕。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則相對較低。一般公共預算中關于養老的支出僅占3%左右，即便加上社保基金的支出，廣義的社保支出也不足10%。若我們能將這兩項支出合計提高至15%，甚至達到美國同等水平的18.7%，那么我國將新增約10萬億的養老金。屆時，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有可能從目前的一兩百元提升至一兩千元。

若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得到如此幅度的提升，他們還會因為擔憂養老問題而不敢消費嗎？總體來看，我國在養老方面仍存在諸多憂慮，尤其是農村老年人，他們并非依靠社會保障來養老，而是依靠儲蓄。60歲以上的農村老年人往往需要將收入存起來以備養老之用，同樣，四五十歲的農村居民也需要為養老而儲蓄。

自建國以來，農民通過交公糧等方式支持國家工業化建設，貢獻巨大，因此，在為其養老時，我們不應僅依賴新農合等制度，而應充分利用國家資產。今年兩會提出了很好的方案，就是給農村基層老人每月漲養老金20元。但我覺得漲幅還可以再高一點，是不是可以提高國有股權劃轉社保基金的比例，額外籌集5萬億至10萬億資金，確保農村老人每月養老金能達到500至1000元。我國擁有超過100萬億的國有股權資產，只需再劃撥其中10%的比例，即可為農民養老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孩子上學的負擔沉重、購房壓力以及社會保障房供應不足等問題也使得人們不敢輕易消費。從很大程度上說，要提升人們的消費意愿，就需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當然，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文化與中國當前的文化相似，都提倡節儉和重視物質。但經歷過大蕭條以及總需求不足的經濟困境后，美國的社會文化逐漸發生了轉變。如今，中國也已步入全面過剩、總需求不足的時代，因此，相關的消費文化也會逐步改變。

界面新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了一個詞——“投資于人”，投資于人是提振消費的重要前提，你認為投資于人的核心是什么？

滕泰：1958年，當美國步入工業化后期之際，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思便指出，美國已然邁入豐裕社會，因此，投資應更多地傾注于人的全面發展，而非僅僅局限于物質財富的生產。這一觀點深刻揭示了社會由生產型社會向更加注重人的發展的階段轉型的必然趨勢。

中國目前似乎也正處于這一轉型的關鍵節點。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曾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橋梁、道路等，來刺激經濟、擴大需求，這與中國前些年的某些做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但隨著時代的演進，到了20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推出了“偉大社會”計劃，該計劃將投資重點轉向了教育、醫療、住房、反貧困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旨在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和改善民生來應對可能出現的經濟蕭條或需求不足等挑戰。這種轉變，實質上就是歷史上“投資于人”的理念的具體體現。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投資于人”，并強調要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服務于民生，以支持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從而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這些表述，無一不彰顯了民生在當前中國財政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綜上所述，投資于人的核心就是財政政策從建設財政向民生財政的轉型之路，這不僅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應對當前國內外復雜經濟形勢、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界面新聞：你多次呼吁“盡快推出 10萬億元規模的消費振興計劃”，為什么是10萬億？在本次書中，你提到，10萬億元消費繁榮計劃是由行政部門的“有形之手”實施，還是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落地，這是一個關系到計劃實施效果的重大選擇。你認為，行政部門的“有形之手”存在不公平、效率低、尋租等問題，那市場的“無形之手”要怎么做？兩者是否能夠結合？

滕泰：我在2020年提出了一個關于10萬億促消費計劃的構想。當時正值疫情期間，考慮到疫情所帶來的沖擊，我參照了2008年4萬億投資占當時GDP的比重進行了測算。為了穩住中國經濟，我認為大約需要10萬億的促消費計劃。

然而，時隔五年之后，我們的消費對經濟的貢獻仍在降低，同時出現了投資過剩和出口減少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10萬億的消費振興計劃可能并不夠，甚至可能需要高達15萬億的規模。

從宏觀和最高決策層面來看，我們如今對消費的重視程度已顯著提升，并將其列為了九大任務之首。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兩會，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決策層對提振消費的認識正在發生變化。

在2020年疫情沖擊下，其他國家多采取直接發放資金以刺激消費，而我國則側重于擴大投資、恢復供應鏈和生產。這導致我們在2022年下半年開始就出現了嚴重的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自2022年年底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消費的定位開始發生變化，強調消費要發揮基礎性作用，而投資則起到關鍵性作用。到了2023年，更是進一步強調了擴大消費的重要性，并將其置于優先位置。今年，消費更是被列為了九大任務之首，顯示出決策層對消費的空前重視。

然而，在實踐過程中，我們仍面臨諸多緊急問題需要解決。例如，保交樓問題就關系到社會穩定，必須優先處理。同時，地方債到期無法償還也影響到地方信譽和經濟運轉，甚至影響到公務員和教師工資的發放。因此，在籌集到一定的財政資金后，可能首先需要解決這些緊急問題。

這些緊急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后，我們期望政府能夠將更多的財政資源用于直接刺激消費，即發放大量的消費補貼。在發放方式上，“無形之手”，也就是直接發放給家庭、讓家庭通過市場自由選擇購買產品或服務，顯然更為有效。所以，當消費補貼資金較小時，可以選擇“以舊換新”這種操作方式，當補貼資金規模足夠大，比如達到萬億以上時，直接發錢或通用消費券給家庭可能就是更有效的方法。

總體來看，通過增加居民的補貼收入或財產性收入來迅速提振消費，讓消費激活市場、市場引領企業擴大就業，最終促進工資和勞務性收入的增長，形成良性循環——這就是從提振消費入手，暢通經濟循環，重啟中國經濟飛輪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