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人類學家關宜馨（Teresa Kuan）很喜歡《哪吒鬧海》這個故事，在與界面文化的視頻連線中，她形象地復述出其中最令她著迷的段落：

故事最后，龍王水淹陳塘關并威脅李靖，要么殺掉哪吒，要么害死全城百姓。李靖拔出寶劍準備揮向哪吒，這時他突然停下，意識到自己不能這么做，并陷入痛苦的糾結，而哪吒也意識到，自己是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他最終決定用劍自刎。

在關宜馨看來，這個場景呈現(xiàn)出了極為豐富的情動（affect）。對于李靖來說，他一方面想做一名盡職的守臣，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要保護自己的孩子，所以他陷入反復的拉扯和猶豫。哪吒很困惑，他不理解父親為什么會舉起劍揮向自己，但同時他也為家人和百姓的受難而自責。所以在這里，李靖不只是循規(guī)蹈矩、冷漠無情的家長，哪吒也不只是一個反叛的兒童形象，他還有孝順的一面。關宜馨認為，這揭示了中國家庭更復雜的面向，孝道（filial piety）并不只是意識形態(tài)，我們還能從中看到愛與責任。

在討論新書《不確定的愛：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時，關宜馨時常會回想起哪吒的這段故事，雖然古與今、神話與現(xiàn)實大有分別，但中國家庭的復雜糾纏一直如此，如書中所寫，家長在育兒中經常會陷入一種困境：不僅要努力培養(yǎng)“高素質兒童”，也要學習如何控制自己的迫切愿望和專斷的行事方式，換言之，是做隨和的父母，讓孩子發(fā)揮潛能、獲得快樂，還是當高度警覺的家長，時刻關注孩子的學習生活？這使她們總是處在焦慮和不確定性之中。

更進一步，關宜馨指出，這種不確定性是被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有各種聲音在告訴家長們該怎么做，既包括中國進入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政治議程，也包括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因此，如何在中國成為好媽媽，培養(yǎng)高素質兒童，既是私人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關宜馨成長于美國洛杉磯城郊的一個多族裔社區(qū)，她在那里度過了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每天三點放學回家，與朋友們在街道上玩耍，直到家長喊她們回家吃晚餐。這正是書中許多家長所困惑的問題，“美國的孩子是玩出來的，中國的孩子是苦出來的。”但這本書試圖揭示的，是這種他鄉(xiāng)童年想象背后的復雜性：對于中國家長來說，獲得教育成就、積累文化資本是這一代的新問題——他們在運動中長大的父輩有太多其它事務要顧及，無暇操心自己是不是“好家長”——而在大洋彼岸，美國的學業(yè)競爭也在加劇。因此，對社會現(xiàn)實的判斷往往是相對的，每代人都在與自己的不確定性相處，很多時候個體能做的就是回應自己所處的歷史情境，甚至是與現(xiàn)實作斗爭，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這是當代育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是一項開始于二十年前的研究，但放在今天并不過時，從中我們能看到“雞娃”、青少年抑郁、階層焦慮等當下議題的影子。最近幾年，關宜馨將研究興趣轉向中國社會日趨火熱的家庭治療，她發(fā)現(xiàn)，家庭在中國始終是極為重要的文化單元，它不僅是許多社會矛盾的起因，也是處理這些問題的空間，它直接影響著當下中國的心靈世界。

01 有太多聲音在告訴媽媽該怎么做，個體持續(xù)與不確定性作斗爭

界面文化：母親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討論對象，書中所寫的養(yǎng)育付出或許可以被視作今天熱議的“雞娃”現(xiàn)象的先聲，究竟什么才是好媽媽？你指出，母職本身構成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各種公共話語使女性主動去扮演好媽媽的角色。

關宜馨：有太多聲音在告訴媽媽們該怎么做，我做了很多工作，去閱讀國務院和教育部發(fā)布的通知、建議以及各種類型的政策文件，此外也包括育兒專家的建議，同輩群體的流行觀點，像是孟母三遷這樣的歷史典故，我發(fā)現(xiàn)不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這些大眾話語都在制造一種迷思，即你的成功是個體積極努力的結果，但事實上，還有很多外部因素在塑造我們的責任感、我們的成功和失敗。

以布迪厄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提出了一種假設，認為社會階層的區(qū)隔塑造了個體的觀念和行動，簡單來說就是“不知，卻始終為之”，母親被認為行動于一種“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之下，這進一步掩蓋了生育的壓迫性環(huán)境。但我想指出的是，我所研究的這代家長，她們反而比我們認為的更加了解自己的社會處境，這是一種很不同的形象。

界面文化：這種社會處境是什么？個體是如何應對的？

關宜馨：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你要努力為孩子創(chuàng)造各種條件，比如飲食起居、經濟支持和學習資源，在競爭體制下時刻保持警惕，但同時也要與孩子保持良好的關系，開放地溝通，保護他們的快樂和純真。個體時常會陷入矛盾，比如我在開篇寫到陳佳玲的故事，她給女兒報了密集的課外班，但女兒最終因“壓力太大”進入精神科治療，她開始重新思考尊重孩子意見的重要性。

很多時候努力是徒勞的，在我研究的這代家長中，這種狀況很普遍，現(xiàn)在或許更嚴重，這是當代育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得不與現(xiàn)實作斗爭，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但她們仍然會去做，我在書中將這概括為一種努力的倫理（ethics of trying）：努力不只是手段，也是結果，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法掌控的世界，你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我讀到過一則評論，那位讀者應該就是我所寫的那代青少年，如今長大成人，她說，她們這代人總是認為自己處在不確定性中，而父母完全不理解她們正在經歷什么，讀完這本書她意識到，父母這代人同樣在與不確定性作斗爭。

這并不是中國獨有的，許多工業(yè)化和后工業(yè)化社會都是如此，我認為它反映了一個更普遍的人類境況。人們會批判說，母親是一個被社會建構的身份，她們承受著如此多的負擔和責任，但在我的報道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種更普遍的愿望：想要體面地生活，而這意味著要盡力為你所關心的人做正確的事，換言之，“對得起孩子”。它不是關于確切的成功，只是關于盡你的全力，這是每個人都在試圖去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寫到，她們雄心勃勃又負擔沉重，付出大量情感勞動。相比于流行話語中情緒化、喜怒無常的母親形象，你認為這本書呈現(xiàn)了什么樣的不同之處？

關宜馨：我希望讀者在看到那些社會性力量的同時，能夠理解并同情這些作為母親的女性。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告訴我們，情感既是一種反應方式，也是一種感知方式，在我看來，這些脆弱情緒并不是負面的、消極的。真正的問題在于社會對育兒職責的性別化，我在書中有寫到一些反轉的情境：母親十分嚴厲，像是個任務主管，逼著孩子完成各項作業(yè)，而父親則扮演了富有同情心的角色，陪孩子玩耍。這是不公平的，一個人能夠去放松，另一個人則要擔起責任，經歷焦慮。新冠期間，有討論指出女性學者的工作效率要遠低于男性同行，因為當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最后總是母親要去關照生活中的那些微小瑣事，即使她已經受過足夠的高等教育，這是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講的雙重負擔，它仍然是一個問題。

界面文化：你寫到育兒的焦慮，在快速經濟轉型的社會中，尤其是你所討論的中產人群，階級地位滑落的焦慮越來越多地被移置到孩子身上，使孩子成為了一種承載欲望的對象。如何理解這一行為及其背后反映的社會動態(tài)？這種焦慮在今天似乎變得更強烈了。

關宜馨：我曾經跟學生討論過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我們在課上讀一些關于韓國的人類學研究，有位作者在文中表達了對當代韓國家長和年輕人的失望，她稱之為“規(guī)格世代”（spec generation），因為他們總是忙于收集各種能放到簡歷上的履歷，以使孩子更具競爭力，而不是像前一代人那樣投身運動來讓社會變得更好。中國學生往往會對這樣的處境深感共鳴，但與此同時，一位平時很少發(fā)言的瑞典女生感到驚訝，無法共情這種焦慮，她來香港地區(qū)交換，每個月能拿到3000港幣的生活費，此外還有1萬港幣的低息貸款，她說：“我做學生還能有收入（I get paid to be a student）。”另一位法國學生也不理解，他說，不管你在學校里怎么樣，最后肯定會有工作的，總有一些東西是留給你的。我認為這很好地揭示了社會的組織形式如何影響人們的焦慮和壓力，我們可以去思考，那些擁有強大社會福利體系的國家是否能夠緩解這種焦慮？

02 出路難尋，年輕人發(fā)明了下沉的話語

界面文化：這本書討論的另一個主體是所謂的“高素質兒童”，這背后是幾十年來對“素質教育”的追求。你在書中談到許多對素質的期望，比如學業(yè)能力，才藝，以及道德和心理健康。在你看來，中國社會關于“素質”的話語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流變？

關宜馨：我的研究主要發(fā)生在世紀初，那是一個不同的時代，改革開放的許多理念滲透于當時的教育改革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你要去學習一些新東西，比如德智體全面發(fā)展。如今我們處在后改革時代，從我自身的觀察、和年輕人的交流來看，有一些新的東西需要被關注，那就是一種下沉的話語，部分得益于社交媒體，這里的話語權轉向了年輕人這邊，我認為他們非常聰明且有創(chuàng)造力地發(fā)明出自己的話語，像是躺平、內卷，這是他們表達異議的方式。這里我們能看到國家層面的戰(zhàn)略與個體意見之間的張力，但這種個體創(chuàng)造性本身也是一種“素質”。

界面文化：書中寫到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這一概念，它串聯(lián)起中國社會對于素質教育的想象和實踐，你指出了其中的隱喻性表述：人們試圖將貨幣資本轉化為“素質”的具身資本，比如花錢讓孩子參與課外社交和文娛活動。這套話語是怎樣形成的？它反映了社會競爭的什么新面向？

關宜馨：“人力資本”的提出者是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用來論證教育投資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舒爾茨的理論被許多教育專家引用，作為給普通家長的育兒建議，告訴她們這些教育投資都是值得的。它是一個隱喻，如《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這樣的經典理論所說，它將無形之物轉化為人們可資利用的實體，不過我試圖對“隱喻是什么”做出再闡述，我認為隱喻還是一種實用手段，或者說目的性指導，它幫助人們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環(huán)境。同時也有另一種聲音，比如書里寫到的鄧先生，他拒絕參與競爭，反對透支孩子的“生命能量”，認為孩子的人生是一場長跑，贏下的關鍵在于保存能量。

界面文化：后一種觀點在當下似乎開始被許多人強調，比如項飆談到的“生命力捕獲”，他認為當下的教育系統(tǒng)正在使年輕人感到生命力萎縮、崩塌、干枯，這很可能是不可再生的。但對此的回應似乎總是有限，個體會迫于競爭壓力放棄這種觀念，比如書中的鄧先生最后也妥協(xié)了。

關宜馨：對，這可能是當下最棘手、最難解答的問題之一。我在學校給本科生或是研究生上課時，經常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出路是什么？失業(yè)率，經濟通脹，學歷通脹，市場資本主義的矛盾，這些會關系到個體如何回應自身所處的歷史情境。另一方面，這也讓我想起人類學家費雪若（Sara Friedman）的研究，不同的是，她書中的中產家庭選擇退出激烈的競爭，帶著孩子來到云南大理，建立社區(qū)，開設蒙特梭利學校，也有人試著去耕作。費雪若發(fā)現(xiàn)，這些嘗試都很難持續(xù)，幾年后社區(qū)還是解散了，有人選擇去新的地方繼續(xù)探索，比如泰國清邁。所以，創(chuàng)造替代品這件事也是很困難的。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有寫到好學生弒母的案例，這被視為育兒的反面事例：唯分數(shù)論很可能會培養(yǎng)出畸形的心理，又或者說，成績優(yōu)異、品格正直這些“素質”本身也需要被問題化。公眾似乎對這樣的故事特別容易產生共鳴和思考，從今天回看，你有什么新的反思嗎？因為類似的事情持續(xù)在發(fā)生，比如近年的吳謝宇案。

關宜馨：對于社會科學來說，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如何使用這些案例，如何圍繞它們進行闡釋和爭論，極端事件最后往往會被道德化或政治化。我想提醒的是，每個案例都存在些微的差異，吳謝宇是有預謀的，而我書中寫到的徐力案中，謀殺并不是事先預謀的，他沒想過自己會這么做，他事后講述了自己和母親的關系，那種殘酷的育兒方式，這使得他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了受害者，并將問題指向應試教育系統(tǒng)。這種差異使得徐力變得很有用，他成為教育改革主張中很重要的案例，用以展示正確的道德立場：一個懂得感恩、深深悔過并希望人們從自己的錯誤吸取教訓的年輕人。在美國也有相似的情況，一再發(fā)生的校園槍擊暴力，人們對此也有不同的闡釋去論證特定的議程。

03 教育系統(tǒng)的痛苦難以解決，家庭情感的聯(lián)結值得行動

界面文化：你對于“情感銀行”的討論很有意思，你將它解釋為一種道德教育：對于21世紀的孩子而言，讓自身接觸情感流動，進一步發(fā)展出善于忍受的道德情感，是成為公民主體的關鍵。你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說明這個過程嗎？

關宜馨：這個理念來自書里記載的一次湖邊旅行，領隊老師周婷提出了這個練習，讓孩子們將自己對自然環(huán)境的感官體驗存入“情感銀行”。當時的現(xiàn)實語境是，夏令營給孩子帶來許多身體上的挑戰(zhàn)，日程密集的活動，夏天濕熱的氣候，所以湖邊練習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超脫性的體驗，老師教孩子們如何深呼吸，感受“徐徐清風”，欣賞景色，并將美景轉化為心靈的“情感鈔票”。我認為周婷試圖做的是，去調和反人性的現(xiàn)實與人類的愿望之間的張力，換句話說，事物總有好的方面。在周婷看來，這有助于孩子忍受日常任務的困難，以及乏味的學習生活。

界面文化：這讓我想起另一位人類學家張鸝的研究，在《焦慮的中國》（Anxious China）這本書中，她指出當下中國正在推崇一種“治療型自我”（therapeutic self），意思是將管理自身情感的能力當作評價一個人的新標準。你如何看待這種機制的發(fā)展？

關宜馨：不只是張鸝，很多有關“心理熱”的研究都試圖指出一個問題，當下流行的心理學技術和手段，比如一些工作坊或治療體系，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只回應了表面的問題，只是讓個體去適應環(huán)境，而沒有觸及更深層的社會癥結。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健康產業(yè)，人們將如此多的錢投入進去，某種程度上是在投資一種希望，希望自己能變好，但通常并不會。有人會將這些日常實踐解釋為新自由主義的后果，個體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只好試著自我照護。

我對這個問題可能有更大的哲學興趣。馮珠娣（Judith Farquhar）有關養(yǎng)生的研究對我的啟發(fā)很大，她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論點是準確的，但并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釋，因此她提出，養(yǎng)生培育了一個獨立的空間，并喚起一種前現(xiàn)代形式的能量和功效。人們在做肢體活動時會意識到，你可以通過一些小技巧來改變你和你的身體，和無法控制的外部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在《不確定的愛》中試圖提出的論點是，周婷的湖邊練習是一種匯聚能量的方式，個體在此與環(huán)境發(fā)生互動，對外部環(huán)境進行內包，創(chuàng)造一種共振，它可以是文學鑒賞能力，也可以是好的心境，這或許能促使你改變某些事物或關系。

界面文化：你在家庭治療的研究中提出，青少年會傾向于過多地將父母或家庭的壓力與負擔視為自己的責任，并導致精神狀況的惡化。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心理？這與前面講的道德情感是否相關？

關宜馨：這是家庭治療中的觀點，我所做的是分析為什么會這樣解釋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從精神醫(yī)學的角度來看，有些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像是教育系統(tǒng)的壓力，它其實是導致青少年痛苦的重要原因，但你無法做一些事去改變它，所以他們強調的問題層面，恰恰是可以采取行動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改變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情感聯(lián)結，減輕其中的沖突和張力。

界面文化：在《不確定的愛》這本書的研究之后，你為什么會轉向關注家庭治療？其中的問題存在怎樣的連續(xù)性？

關宜馨：我一直以來都很關注精神醫(yī)學與普通家庭之間的互動關系，我遇見書中的陳佳玲也是在兒童精神科門診。我認為家庭治療很有趣，它只是“心理熱”非常微小的一角，卻挑戰(zhàn)了我此前對精神病學的設想，認為精神科醫(yī)生只是在將社會問題醫(yī)學化，并不觸及問題根源，這些都是誤解，實際上家庭治療的很多理論和框架是反精神醫(yī)學的，因為它將問題定位于環(huán)境，在診室、家庭、學校這樣的系統(tǒng)中去處理問題。

很多人會問我，為什么家庭治療在中國這么受歡迎？因為它在美國并不是很熱門。有人認為這與中國人對家庭的重視有關，我對此的研究還在進行中，目前可以分享的一個觀察是，我認為家庭治療與中國民間傳統(tǒng)的醫(yī)療儀式存在許多相似性，因為從人類學的視角看，它們都是在處理關系，日常關系中發(fā)生的很多事情是難以得到表述和處理的，人們不知道如何解決，甚至會進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像是父母婚姻矛盾給孩子帶去的心理問題，在許多農村地區(qū)，類似占卜的儀式提供了解決方法，而在工業(yè)化社會，家庭治療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它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人們談論彼此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它也在回應我們前面所討論的，如何處理國家、家庭、個體這些不同維度的關系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