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張曉云
基金托管人亦有“紅線”不能越過。
近幾年，私募基金產品頻頻暴雷，不少投資者選擇拿起法律武器，除了起訴基金管理人外，基金托管人也經常成為被訴對象。
近日，上海金融法院二審判決一起私募基金投資者以托管人某證券公司未盡職責導致投資者損失為由提起的賠償責任糾紛案，認定托管人違反基金合同約定和相關法律規定，對私募基金投向的資產權屬未履行合理審核義務，導致投資者遭受損失，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適應的賠償責任。
根據案情描述和公開信息比對，該案涉及的某資管公司為已被判集資詐騙罪的上海華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華領資產），涉及的證券公司為恒泰證券。
此前，基金托管人被判擔責的案例較少，且以仲裁為主。公開信息中，該案為法院系統判決托管人擔責的首例案件。
該案為何判決恒泰證券擔責10%？對恒泰證券有何影響？對托管行業有何啟示？
涉90億華領資產非法集資案
據上海金融法院公眾號發文稱，2017年9月，投資人樊某與基金管理人某資管公司、基金托管人某證券公司簽訂《票據分級私募基金合同》。合同約定，基金主要投資于銀行承兌匯票或該等票據收益權等高流動性低風險的金融產品，托管人應在審核劃款指令以及投資協議后進行劃款。樊某支付投資款170萬元后，于2018年收到回款共計約17萬元。自2018年底起，基金延期兌付。2022年11月，基金管理人某資管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孫某因犯集資詐騙罪被法院判處刑罰。
刑事案件查明，2016年2月至2018年1月，某資管公司先后成立30余支票據私募投資基金產品，某證券公司為托管人。上述系列基金募集的90億余元，被用于購買孫某實際控制的某貿易公司不實際持有的銀行承兌匯票收益權，涉及票據5,000張。大部分的募集資金未被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而被用于資金池運作，借新還舊，最終造成幾百余名投資人經濟損失共計20億余元。
根據該案件描述和公開信息比對，涉及的資管公司為華領資產，中國基金業協會備案信息顯示，其發行的與票據有關的私募基金的托管人均為恒泰證券。
2019年1月，華領資產在沒有召開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以及與投資人協商的情況下，突然單方面公告延期，停止向投資期限屆滿的投資人兌付本金和收益。彼時華領資產將鍋甩給了資管新規和托管方，稱“受資管新規影響，產品托管方恒泰證券停止執行華領公司兌付劃款的指令。”但恒泰證券否認了這一說法。2019年11月，華領資產因涉嫌集資詐騙已于11月13日被浦東公安立案偵查，公司實控人兼董事長孫祺被刑事拘留。（詳見《【深度】華領資產被查：35億票據基金挪用，涉阜興案被黃牌警告》）
2022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一中院）依法公開宣判華領資產、孫祺集資詐騙案，對華領公司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罰金人民幣2億元，對孫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經審理查明：2016年2月至2018年1月，華領資產先后成立華領澤銀穩健系列和華領定制系列共計35只票據私募投資基金產品。
經司法審計，華領資產涉案私募基金募集資金總額90.17億余元，其中優先級投資77. 05億余元，劣后級投資13.12億余元。資金被用于兌付投資人本息57.49億余元，公司經營支出4.67億余元， 受讓華領資產涉案基金1.08億余元，其余用于投資、對外借貸及個人揮霍等。
恒泰證券為何被判擔責？
根據上海金融法院披露的前述民事案件案情，樊某認為，管理人某資管公司涉及刑事犯罪，案涉基金已無法按約兌付。托管人存在對劃款指令審核不嚴、交易風險揭示不足、關聯交易監督失責等方面違法違約行為，致使基金資產被管理人挪用。故請求判令托管人某證券公司賠償投資損失170萬元及相應資金占用損失。
某證券公司認為，托管人系根據管理人的有效指令劃款，對劃款指令對應的資金投向只負形式審查義務，無需實質審查，其已審核劃款指令的要素完備性及相關投資協議，樊某的投資損失系管理人實施犯罪行為造成。
審理中，某證券公司為證明其盡到形式審查義務，提交了劃款指令授權書、劃款指令、《銀行承兌匯票收益權轉讓與服務協議》及補充協議、收益權出讓方相關主體的企業網上銀行承兌匯票信息網頁截圖，但該截圖并未顯示票據權屬信息。
上海金融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系私募基金投資者以托管人某證券公司未盡職責導致投資者損失為由提起的賠償責任糾紛。某證券公司作為托管人，就資金托管等受托事務對投資者負有信義義務。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基金合同》約定，某證券公司負有安全保管基金財產，監督基金管理人投資運作，根據基金管理人指令劃撥資金等職責。托管人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應根據基金性質、交易結構、投資特點、投資方向等在自身專業能力和職責范圍內對投資者勤勉盡責。
上海金融法院認為，在劃款指令審核方面，某證券公司盡到了審核義務。但在資金投向審核方面，某證券公司未謹慎勤勉地履行專業范圍內的一般審核義務，存在過錯。
一般情況下，某證券公司審查的劃款指令、投資協議及企業網上銀行票據查詢截圖等文件，能夠初步指向投資內容，但本案情況極為特殊。管理人某資管公司自2016年2月起至2018年1月，在不到2年的時間內成立了30余支、總金額高達90億余元的私募基金，投資標的均為某貿易公司享有的5,000余張票據收益權，托管人亦均為某證券公司。
上海金融法院表示，對于如此單一、頻繁、高額投向的投資行為，某證券公司作為托管人應當抱有更為謹慎勤勉的態度，更加關注投資的真實性。從專業角度而言，某證券公司審核票據權利人的票據權屬也并非難事。但在本案中，能夠證明票據權屬的始終只有企業網上銀行票據查詢截圖，且該截圖并未顯示票據權利轉讓方系匯票的被背書人或者權利人。某證券公司作為專業金融機構，應當知道截圖所顯示的票據權屬信息存在不完整性，且在案涉票據金額巨大，交易主體單一的情況下，其仍對外觀真實性未保持合理的職業懷疑，長期不加注意，也不過問，簡單執行相應劃款指令，存在過錯。
綜合考量管理人、某證券公司各自的職責范圍、過錯程度、具體行為與投資人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等情形，上海金融法院酌定某證券公司對樊某本金損失的10%承擔賠償責任。
根據中國基金業協會備案信息，華領資產發行的與票據有關的私募基金托管人均為恒泰證券。
恒泰證券要賠償多少錢？
該案目前僅為單一涉及華領資產產品的單一投資者生效案例，但上海金融法院給出的審理查明中的判斷依據描述的是華領資產與恒泰證券合作中運行的所有私募基金。那么，本案投資者獲得勝訴后，其他華領資產投資者是否還可向恒泰證券起訴？恒泰證券要賠償多少錢？
上海一中院發布的刑事案件查明，幾百余名投資人經濟損失共計20億余元。那么，假設全部投資者均能起訴維權，后續恒泰證券無法提供新的證據推翻前述上海金融法院發布的審理查明事實，以該案件判決10%計算，比例恒泰證券賠償的總金額約達2億元。
財報數據顯示，恒泰證券2023年實現總營收25.13億元，同比下滑7.78%；實現歸母凈利潤0.64億元。
根據我國《民法典》的規定，投資者起訴時效為知道權利被侵害后三年。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私募基金暴雷后，投資者發起民事訴訟，各地法院對不同案件的“知道權利被侵害的時間點”判斷標準并未統一，無法判斷與華領資產有關的投資者是否還在訴訟時效內。
上海久誠律師事務所許峰律師向界面新聞表示，時效問題不必然存在，如果被告答辯時效超過，那么要根據被告的證據來判斷是否超過時效。也可以看看生效判決中是否有涉及訴訟時效的表述，這是一個有效途徑。
目前，界面新聞并未能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查閱到該案判決書，上海金融法院發布的要案速遞中并未有涉及訴訟時效的表述。
上海博茂律師事務所賀寬律師向界面新聞表示，2022年11月華領資產刑事一審確定損失發生，此后三年內均可追訴。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魏峻軍律師在接受界面新聞時表示，就投資者的維權時效問題，對其他投資者而言訴訟時效期間未滿，如有不同認定，也應綜合考慮個案情況。
當事法官如何看？
當前，基金托管人被判擔責的案例較少，且以仲裁為主。
此前，界面新聞曾獨家報道了三起基金托管人被判擔責的仲裁案件，分別是恒宇天澤鳳凰山四號私募投資基金的托管人國信證券被判擔責10%、恒宇天澤黃山三十三號私募投資基金的托管人招商證券被判擔責10%、鉅澎和光穩贏優先私募投資2號基金的托管人上海銀行被判擔責3%（詳見《恒宇天澤一私募產品超投資范圍，“暴雷”后托管人國信證券被判賠償10%丨局外人》、《恒宇天澤一私募產品或涉“資金池”，托管人招商證券被判承擔10%補充賠償責任丨局外人》、《一私募產品未完成備案卻先劃款，基金托管人上海某銀行被判承擔3%補充賠償責任｜局外人》）
公開信息顯示，該案為法院系統判決私募基金托管人擔責的首例案件。該案審判團隊負責人為上海金融法院綜合審判一庭李鵬法官。
李鵬認為，在我國私募基金治理框架下，一套有效完整的基金運作體系，應當包括投資人出資、管理人負責基金投資運作和管理、托管人負責基金財產保管和監督投資運作三個部分。雖然管理人對投資運作負責，但是托管人仍應根據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監督管理人投資運作，防止管理人濫用權力，保障基金財產安全。但目前，私募基金托管人的監督職責并未得到足夠重視。托管人以核查手段有限為由，僅僅簡單形式審查劃款指令和投資文件，“托而不管”的現象時有發生。犯罪分子可能通過托管人的疏漏詐騙投資者，個別情況下將有可能導致大量投資者遭受巨額資金損失。
她表示，本案中，當事人主要就托管人是否有效履行監督職責，是否適當審核劃款指令、投資文件及附件承兌匯票權屬產生爭議。該爭議的實質是確定托管人在履行資金劃撥時的審查義務邊界。托管人負有信義義務，應當在其職責范圍內對投資者謹慎盡責，應根據基金合同的具體約定，結合私募基金性質、交易結構、投資特點、投資方向等，對托管人的義務邊界進行認定。通常而言，托管人對于私募資金投向負有專業范圍內一般審核義務，并不必然需要對每筆交易的真實性進行具體核查，但是，對所托私募基金的重大異常情況需引起審慎注意。托管人作為專業金融機構，對上述案件中如此單一、高額、密集投資交易的客觀真實性并未保持合理的職業懷疑，未采取進一步的核實手段，長期依賴實為犯罪分子偽造的單一證據，而簡單執行管理人作出的劃款指令，屬于典型的“托而不管”。縱觀整個投融資過程，托管人的審核過失與投資者遭受損失之間難言毫無關系，托管人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李鵬認為，近年來，私募基金產品托管糾紛持續增多。本案判決試圖厘清托管人在資金劃撥審核及監督投資運作中的職責邊界，警示私募基金托管行業進一步重視審視自身的職能定位，在專業領域更謹慎勤勉地依法依約履行托管職責，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基金托管業良性健康發展。
對托管行業有何啟示？
該案件的判決對私募基金托管行業有什么啟示？對此，界面新聞采訪了兩位私募基金維權領域的專業律師。
賀寬律師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通常托管人對于資金投向只負形式審查義務，無需承擔實質審查之責任。但本案中該證券公司對于票據收益權也僅查看了“企業網上銀行票據查詢截圖”，該截圖的關鍵信息也嚴重缺失，即使形式審查也未盡責，并且頻繁、高額的投向均為同一貿易公司享有的票據收益權，形式審查的難度亦不大。
因此，賀寬認為，“形式審查”不是“片面審查”，而是形式上“全面審查”，托管人應當根據具體的交易結構、投資特點提煉出形式審查的“審查要素”，凡是在形式審查中缺少該要素的，就應當認定為未盡形式審查之責任。托管人應從專業角度提煉出形式審查的“審查要素”，形成類似行業標準或者自律公約，起到定分止爭的作用。
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魏峻軍律師在接受界面新聞時表示，通常而言托管人常常會在合同中對自己的責任進行限縮，把托管人的責任解釋為“受托打款人”。即托管人只要根據管理人符合形式的打款指令向底層打款后即免責。一旦資管合同對托管人的職責有了較為明確的約定，而相關法律法規缺乏具體規定的時候，就會引發對托管人責任的爭議。
魏峻軍以《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三十七條舉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基金托管人發現基金管理人的投資指令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有關規定，或者違反基金合同約定的，應當拒絕執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時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報告。
“作為管理人，哪些屬于違法行為呢？在分配基金權益時，故意跳開個別投資人，算不算違法行為？”他表示，大多數托管人對投資人份額情況其實是知悉的，但是沒有任何具體規定要求托管人必須根據份額分配，雖然這樣的理解嚴重違反社會一般常理，但是現實中有這樣托管人不承擔責任的案例。
魏峻軍表示，在本案中，上海金融法院在面對單一主體涉及90億元巨額資金頻繁交易的情況下，推定了金融機構應當要保持合理的職業懷疑，并不是驟然收緊裁判口徑，而是在給托管機構劃紅線。托管人既然在私募基金運作中顯名，就應當發揮守住底線的作用，而不是給管理人的募資背書。希望這份判決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托管業務單一地內卷價格，扭轉托管行業置身事外的“受托打款”心態，并真誠預祝私募基金托管能夠建立風險與服務對價成正比的收費機制，給投資者們上一道有效的“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