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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紅頭巾”足跡,追溯華人女性在新加坡的勞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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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紅頭巾”足跡,追溯華人女性在新加坡的勞工史

中國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遷徙,其中下南洋是規模最大、路程最遠、環境最惡劣的。“紅頭巾”就是這一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女性力量。

導覽員Pauline Fun(左)在新加坡芳林公園展示自己的家族照片。 圖片來源:新加坡國際基金會

界面新聞記者 | 姜妍

位于新加坡商業中心牛車水附近的芳林公園雖然面積只有0.94公頃,但在許多新加坡人心中卻有著很特別的分量,這里曾經是新加坡歷史上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活動舉辦地,而公園內的Speakers’Corner如今也多少延續了當年的功能。

芳林公園以新加坡華人領袖章芳林命名,其祖籍為福建漳州。而位于芳林公園旁的畢麒麟街則以新加坡首任華民護衛司畢麒麟的名字命名。1878年,畢麒麟在包括章芳林在內的華人領袖支持下,成立了“保良局”。該機構的作用之一是保護婦女免受人口販賣,使年輕女性能更安全地前往新加坡謀生。其中就包括來自廣東三水的“紅頭巾”婦女,即三水婦女。今年3月,由新加坡Bridging Generations 機構開設的面對公眾開放的“她的歷史故事之紅頭巾”導覽活動首度與新加坡國際基金會合作,聯合推廣其幕后故事,而芳林公園正是該導覽線路的起點。

新加坡城市街頭紀念“紅頭巾”的塑像

被迫離鄉背井的三水女工們

日前界面文化在導覽員 Pauline Fun 的介紹下回溯了這樣一段特別的歷史。 Pauline的祖母和姑媽都曾是“紅頭巾”的一員,根據三水會館的記錄,其祖父范枝南34歲那年來到了新加坡,在這里經營一家貨車公司,他的車行會對那些沒有家人也沒有錢料理后事的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免費服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三水女工。

導覽當日,Pauline身著“紅頭巾”的典型服飾,一身短打,最顯著的當屬她頭上戴著的用紅布包裹出的造型別致的帽子,腳上則蹬了一雙人字拖。

在歷史上,廣東三水曾經是一個水災頻繁土地貧瘠的地區,不下雨的時候又會出現旱災,很多人只能選擇離鄉背井出來討生活。根據數據統計,1824年新加坡總人口數是10,681人,華人為3317人,其中華人男性是2956人。這一數值在此后的一百年中持續增長,華人占比也從1824年的31%提升到了1921年的75%,而華人男性人數一直都遠高于華人女性。但是這種情況到了1947年有了明顯變化,這一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新加坡的華人總數為730,133人,其中華人男性為387,883人,女性為342,250人。事實上,從1930年前后起,去到新加坡的華人女性數量有了明顯增加。是什么造成了這樣的數值變化呢?

1929年至1933年,全球陷入了經濟大蕭條,受此波及,新加坡許多當地勞工失業變成無業游民,也增加了當地治安風險。于是新加坡開始限制男性勞工的流入,在這期間,更多的華人女性被迫離鄉背井出來討生活,三水女性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華人女性只買得起最便宜的船票遠渡南洋,船艙里環境惡劣陰暗潮濕,有些人途中就會生病故去。而就算到達了目的地,她們也沒法立即入境,而是先要被送到附近的小島上用硫磺水從頭到腳進行消毒,并且還要隔離一段時間確保身上沒有病毒才能入境。

三水女工當時的居住條件,深色房間為她們會選擇租住的房間。

Pauline一邊講著三水女工的故事,一邊將參觀者帶到了位于牛車水區的珍珠街上段的舊址,這街道在過去也被稱為豆腐街。雖然當年三水婦女抵達新加坡后居住的房屋已不復存在,但附近保存下來的店屋仍可讓人一窺她們的居住環境。通風較好、尤其是靠近窗戶或挨著天井的房間,租金最高。而黑房則沒有窗戶,里面常年陰暗潮濕,因此租金最便宜。為了節省開支,三水女工們大都租住在這樣的房間里。這些房間的大小幾乎等同于一張雙人床的占地面積,三水女工們通常要3、4個人擠在一間房里,她們睡在U型木板上,腿腳都無法伸直。 久而久之,她們習慣了這樣的居住環境。且于長期在工地上搬運重物,許多三水婦女的脊背逐漸彎曲,身高也因此縮短。

不可小覷的女性力量

每天下班后,女工們會在豆腐街上活動,避免呆在狹小的房間內,同時也為了尋找下一份工作。傍晚時分,工頭們會在這里招工。為了省錢,即便是很遠的工地,三水女工們也大都會選擇步行前往工作地。她們通常3、4點就要起床,一天的工資大約是50-60美分,許多新加坡的工程與建筑,都混合著她們的汗水與勤勞的身影。像是英國殖民時期的軍港、馬路、橋梁,還有新加坡人民劇院等等。

那么三水女工的紅頭巾造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Pauline介紹說,這是她們根據自身需求而自然發展出來的裝扮。在工地上干活,既需要遮陰又需要擋雨,而工地上又很臟,還需要把頭發完全包裹住,才能讓頭發不被石灰弄臟。而紅頭巾的大帽子頭飾還可以在邊緣處塞進零錢和香煙,像小叮當的口袋,非常實用。三水女工們就結合新加坡其他種族的服飾特點和自身需求,形成了這樣的裝扮。“紅頭巾”也就慢慢成為了她們的代名詞。不過Pauline也提到,其實同樣的頭巾一共有三種顏色,另外兩種是黑色和藍色,不同的顏色代表女工們不同的祖籍,藍頭巾主要來自清遠和花縣,黑頭巾來自東莞。除了頭巾,三水女工的鞋子也頗有特點,她們穿的鞋子原材料是舊的汽車輪胎,可以防止雙腳被工地上的鐵釘和玻璃扎傷,這些鞋子的重量可是不輕。

新加坡畫家葉耀宗筆下唐人街民眾的生活場景

據了解,在20世紀20-40年代,約有近6萬名三水女子漂洋過海來到南洋,參與到了新加坡的現代化建設中。三水文聯副主席黃敏曾撰文稱,中國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遷徙,分別是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其中下南洋是規模最大、路程最遠、環境最惡劣也最為壯觀的。而“紅頭巾”就是這一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女性力量。

2015年,隨著中國最后一名“紅頭巾”105歲的黃蘇妹在三水辭世,關于“紅頭巾”的歷史某種程度上也告一段落。10年后,在新加坡建國60年之際,這樣的導覽活動則可以讓游客們跟隨“紅頭巾”的后人,親身走過當年“紅頭巾”的活動動線,聆聽她們的故事,追溯她們的不易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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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紅頭巾”足跡,追溯華人女性在新加坡的勞工史

中國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遷徙,其中下南洋是規模最大、路程最遠、環境最惡劣的。“紅頭巾”就是這一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女性力量。

導覽員Pauline Fun(左)在新加坡芳林公園展示自己的家族照片。 圖片來源:新加坡國際基金會

界面新聞記者 | 姜妍

位于新加坡商業中心牛車水附近的芳林公園雖然面積只有0.94公頃,但在許多新加坡人心中卻有著很特別的分量,這里曾經是新加坡歷史上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活動舉辦地,而公園內的Speakers’Corner如今也多少延續了當年的功能。

芳林公園以新加坡華人領袖章芳林命名,其祖籍為福建漳州。而位于芳林公園旁的畢麒麟街則以新加坡首任華民護衛司畢麒麟的名字命名。1878年,畢麒麟在包括章芳林在內的華人領袖支持下,成立了“保良局”。該機構的作用之一是保護婦女免受人口販賣,使年輕女性能更安全地前往新加坡謀生。其中就包括來自廣東三水的“紅頭巾”婦女,即三水婦女。今年3月,由新加坡Bridging Generations 機構開設的面對公眾開放的“她的歷史故事之紅頭巾”導覽活動首度與新加坡國際基金會合作,聯合推廣其幕后故事,而芳林公園正是該導覽線路的起點。

新加坡城市街頭紀念“紅頭巾”的塑像

被迫離鄉背井的三水女工們

日前界面文化在導覽員 Pauline Fun 的介紹下回溯了這樣一段特別的歷史。 Pauline的祖母和姑媽都曾是“紅頭巾”的一員,根據三水會館的記錄,其祖父范枝南34歲那年來到了新加坡,在這里經營一家貨車公司,他的車行會對那些沒有家人也沒有錢料理后事的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免費服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三水女工。

導覽當日,Pauline身著“紅頭巾”的典型服飾,一身短打,最顯著的當屬她頭上戴著的用紅布包裹出的造型別致的帽子,腳上則蹬了一雙人字拖。

在歷史上,廣東三水曾經是一個水災頻繁土地貧瘠的地區,不下雨的時候又會出現旱災,很多人只能選擇離鄉背井出來討生活。根據數據統計,1824年新加坡總人口數是10,681人,華人為3317人,其中華人男性是2956人。這一數值在此后的一百年中持續增長,華人占比也從1824年的31%提升到了1921年的75%,而華人男性人數一直都遠高于華人女性。但是這種情況到了1947年有了明顯變化,這一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新加坡的華人總數為730,133人,其中華人男性為387,883人,女性為342,250人。事實上,從1930年前后起,去到新加坡的華人女性數量有了明顯增加。是什么造成了這樣的數值變化呢?

1929年至1933年,全球陷入了經濟大蕭條,受此波及,新加坡許多當地勞工失業變成無業游民,也增加了當地治安風險。于是新加坡開始限制男性勞工的流入,在這期間,更多的華人女性被迫離鄉背井出來討生活,三水女性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華人女性只買得起最便宜的船票遠渡南洋,船艙里環境惡劣陰暗潮濕,有些人途中就會生病故去。而就算到達了目的地,她們也沒法立即入境,而是先要被送到附近的小島上用硫磺水從頭到腳進行消毒,并且還要隔離一段時間確保身上沒有病毒才能入境。

三水女工當時的居住條件,深色房間為她們會選擇租住的房間。

Pauline一邊講著三水女工的故事,一邊將參觀者帶到了位于牛車水區的珍珠街上段的舊址,這街道在過去也被稱為豆腐街。雖然當年三水婦女抵達新加坡后居住的房屋已不復存在,但附近保存下來的店屋仍可讓人一窺她們的居住環境。通風較好、尤其是靠近窗戶或挨著天井的房間,租金最高。而黑房則沒有窗戶,里面常年陰暗潮濕,因此租金最便宜。為了節省開支,三水女工們大都租住在這樣的房間里。這些房間的大小幾乎等同于一張雙人床的占地面積,三水女工們通常要3、4個人擠在一間房里,她們睡在U型木板上,腿腳都無法伸直。 久而久之,她們習慣了這樣的居住環境。且于長期在工地上搬運重物,許多三水婦女的脊背逐漸彎曲,身高也因此縮短。

不可小覷的女性力量

每天下班后,女工們會在豆腐街上活動,避免呆在狹小的房間內,同時也為了尋找下一份工作。傍晚時分,工頭們會在這里招工。為了省錢,即便是很遠的工地,三水女工們也大都會選擇步行前往工作地。她們通常3、4點就要起床,一天的工資大約是50-60美分,許多新加坡的工程與建筑,都混合著她們的汗水與勤勞的身影。像是英國殖民時期的軍港、馬路、橋梁,還有新加坡人民劇院等等。

那么三水女工的紅頭巾造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Pauline介紹說,這是她們根據自身需求而自然發展出來的裝扮。在工地上干活,既需要遮陰又需要擋雨,而工地上又很臟,還需要把頭發完全包裹住,才能讓頭發不被石灰弄臟。而紅頭巾的大帽子頭飾還可以在邊緣處塞進零錢和香煙,像小叮當的口袋,非常實用。三水女工們就結合新加坡其他種族的服飾特點和自身需求,形成了這樣的裝扮。“紅頭巾”也就慢慢成為了她們的代名詞。不過Pauline也提到,其實同樣的頭巾一共有三種顏色,另外兩種是黑色和藍色,不同的顏色代表女工們不同的祖籍,藍頭巾主要來自清遠和花縣,黑頭巾來自東莞。除了頭巾,三水女工的鞋子也頗有特點,她們穿的鞋子原材料是舊的汽車輪胎,可以防止雙腳被工地上的鐵釘和玻璃扎傷,這些鞋子的重量可是不輕。

新加坡畫家葉耀宗筆下唐人街民眾的生活場景

據了解,在20世紀20-40年代,約有近6萬名三水女子漂洋過海來到南洋,參與到了新加坡的現代化建設中。三水文聯副主席黃敏曾撰文稱,中國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遷徙,分別是闖關東、走西口和下南洋,其中下南洋是規模最大、路程最遠、環境最惡劣也最為壯觀的。而“紅頭巾”就是這一大潮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女性力量。

2015年,隨著中國最后一名“紅頭巾”105歲的黃蘇妹在三水辭世,關于“紅頭巾”的歷史某種程度上也告一段落。10年后,在新加坡建國60年之際,這樣的導覽活動則可以讓游客們跟隨“紅頭巾”的后人,親身走過當年“紅頭巾”的活動動線,聆聽她們的故事,追溯她們的不易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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