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整理 | 實習記者 覃瑜曦

歌手方大同2月21日因病去世，享年41歲。有人分析他是因為極端吃素導致免疫力下降，也有人說他是因為長期在環境惡劣的錄音棚內錄音導致身體狀況不佳。2月初，大S因流感并發肺炎在日本去世，享年48歲，也引發了許多悲痛。

在媒體行業，今年，41歲的媒體人、新周刊審校室副主任吳玉燕因為嚴重流感而早逝的新聞也受到了許多關注。

你如何看待近年來關于英年早逝的新聞？作為記者，我們經常撰寫逝者訃聞，對此又有何特別的感觸？

01 名人的英年早逝：親身經歷比遙遠的懷念更震撼

徐魯青：工作以來寫過不少訃聞，大部分的文化名人基本是年紀較大才去世的。我印象比較深的英年早逝的名人，現在想來是萬瑪才旦。當時朋友圈里很多關于他的消息，大家會分享過去和他的接觸與交往，比如他的小說編輯。

一年前萬瑪才旦的電影《雪豹》上映，中信出版社辦了一個小型的觀影會，影片結束后編輯上臺發言，中途幾度激動和哽咽，當時我覺得很感慨。萬瑪已經走了幾年了，身邊的人仍在懷念他。 

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受是，有些逝者真的很遙遠，遙遠到我甚至感到恍惚——難道他們還在這個時代生活著嗎？比如戈達爾去世的時候我也寫了一篇訃聞，理智上我是知道戈達爾還沒死的，但當時還是很驚訝原來我們是同一時代的人，昆德拉的逝世也給我相同的感覺。他們可能已經被記在歷史里了，讓人覺得這個時代好像和他們已經沒有關系了。

張友發：魯青說的感受，我還挺贊同的。像是戈達爾、昆德拉這類偶像，在我們青春期之前就已經被經典化了，這可能會讓你覺得他們屬于上一個形成經典的時代。如果要類比的話，韓寒、郭敬明這類名人可能和我們的經歷更有共時性，我們本身就對這些人有共同成長或者說準社會聯系的感覺，尤其是在文娛或者藝術領域。如果這些人突然地離世，對我們的打擊就像魯青剛剛說的“回到青春的孤獨感”。

除此之外，工作性質決定了記者看訃聞的感受和普通大眾觀看訃聞的感受會有所不同。我感觸很深的是有名的電影制片人張昭的逝世，他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第一次采訪他，過了差不多半個月，他參加了我前司的年底活動，當時一位見過張昭的朋友還跟我說：“感覺他比上一次見到時蒼老了好多。”活動后，過了很短的時間，張昭就去世了。 

整個過程讓我非常感慨。我剛認識的報道對象、工作伙伴，工作圈和生活圈中存在的一個人，突然成為了一個被宣告了死亡新聞對象。這種震撼感很強烈的，它和我們認識的、相對虛擬的準社會聯系的名人逝世的感受不同，這或許是媒體人獨有的一種感悟吧。

潘文捷：確實，我撰寫訃聞的一個感受是，自己的親身接觸會有很強的聯結感。如果和這個人完全沒有打過交道，我的訃聞可能會寫得有點死板。寫出這個人的人生成就，再到他的自傳里面去找一些故事，但是這樣很難跟他建立個人的連接，如果需要建立這種連接的話，那就要找一些采訪對象，比如他周圍的人，用他們之間發生過的一些故事，補足旁人對他的一些印象。不論如何，如果我跟這個人本身有過很強的交集，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故事可以說的話，我感覺訃聞的細節會寫得更好一些，更有感情一些。

我之前就寫過唐納德·斯通教授的訃聞，盡管他不是英年早逝。作為一個研究維多利亞時期文學的老師，他很出眾的一點是，他大部分的錢都花在了買藝術品上，還把這些藝術品捐給了學校，我上過他的課，他在課堂上就向我們展示過他的一些藝術品。曾經一個媒體采訪過他，稿子的最后一句是：“不斷地得到，不斷地失去，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

我確實沒有認識英年早逝的、出現在訃聞上的人。所以當我看到41歲的吳玉燕逝世后，訃聞出現在了《新周刊》的公眾號上面，盡管不熟悉甚至不認識，也有很多很多人都轉發了，讓我體會到了媒體人心中的震撼。

張友發：這種觸動可能有兩個來源。

一方面，我們已經到了30歲左右的年紀，但潛意識還沒有改變。當大S去世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反應是“她還這么年輕”，但再一想，其實她的年紀和我們父母也差不多大了，包括我再看到方大同去世前的照片，我才意識到他當時已經很憔悴、很久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了。所以，在我們的潛意識當中，我們對于這些青春時期偶像的印象還停留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這種對于時間的不均勻的感受帶來的沖擊是很大的。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們對于死亡的感知逐漸加深，兒時偶像去世時的震撼和感慨會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在這樣的氛圍之中，“死亡”讓世界的無常和不確定變得更為確定。我還記得科比去世時引發了全球的哀悼，當時還正值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這種哀悼也有著情緒的疊加和共鳴。大家在疫情中見證了很多死亡，這時候從小熟知的名人去世會加劇個人感受，即那個熟悉的、確定的世界正在離我們遠去，感慨和悲傷也就隨之而來。

02 為了在這個怪物世界里活下來，自己也成了怪物

潘文捷：今年英年早逝的不僅有明星，還有許多年輕學者，比如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的博士生杜梅（30歲）、華南理工大學副教授全宇輝（39歲），以及貴州醫科大學青年博士、副研究員婁華勇（39歲）。很多新聞在討論這些學者的早逝，不少人認為這是內卷造成的，例如他們正在經歷的非升即走的制度。我最近在想，英年早逝的背后會不會有共同的因素在影響？

張友發：共同因素肯定是有的。比如剛剛提到的制片人張昭，我在寫他的訃聞時查看當時的新聞報道，張昭在樂視影業工作時，正好整個集團在遭遇現金流困局，也波及到影業。當時有一個報道的細節是，妻子在樓道找到張昭時，他已經在樓道里抽了一晚上的煙。這個故事讓我非常感慨，我就在想，他當時的壓力和后來的去世是不是也有因果關系。

我們在撰寫訃聞的時候往往要回顧一個人的一生，這種感情非常復雜。回看那些逝者，他們有的是因為勞累去世，然后我們要用熬夜寫稿的方式去紀念他們，這何嘗不是一種循環？

生存壓力在韓娛當中體現得更明顯。這兩年韓國年輕藝人猝死的比例，從新聞數量上看似乎比中國要高一些。死亡原因可能是霸凌自殺，也可能是喝酒死亡，能明顯感覺到，韓國娛樂圈的職場文化是更具有壓迫感的。

這和可能韓國作為單一民族的中等國家以及東亞性的交疊有關，中國娛樂圈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但由于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在不斷地打碎重組，所以區域差異還是相當大的。整體上來看，內娛的寬松度高于韓娛，相較于工業化、高標準的韓式偶像，內娛對于偶像（idol）的要求也更寬松。

視野轉向電競也是如此。關注韓國的電競生態會發現，他們對于訓練的要求非常嚴格，甚至歐美媒體喜歡將其描述為“一種近似于奴隸制的訓練方式”。此外，內部的論資排輩也很容易衍生出職場霸凌。這種嚴肅的職場氛圍在中國的電競生態中比較少一些，盡管中國電競團隊也很累，但內部氛圍還是相對輕松的。

潘文捷：韓國保健福祉部2021年公布了OECD國家平均自殺率的數據，在平均自殺率排名中韓國位列第一，并且其自殺率是OECD國家平均自殺率的兩倍以上。 

除了此前引發熱議的崔雪莉、具荷拉自殺事件，今年還有一位年輕的女星金賽綸（25歲）逝世了。她生前在網絡上收到了許多惡意揣測，例如她與元彬出演《孤膽特工》后被罵“狐貍精”，只是因為她收了元彬送的一部筆記本電腦。很多女藝人會因為戀愛或者無端揣測被網暴乃至抵制，這會讓她們感到巨大壓力，當然這或許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背后或許還存在著性剝削、潛規則以及奴隸合同與經濟壓榨等狀況。 

《我們贊成差別對待：變成怪物的年輕一代》書中也描繪了整個韓國的內卷氛圍，書中說道：在這個需要證明我比別人更好的社會，人們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點與他人的區別，這就是貶低他人的強大動機來源，在這個要比別人更成功的時代，雖然不能保證一份耕耘一份收獲，但是不管怎樣，打壓自己下面的人卻是可能的，為了確認自己在他人之上，就要對這種等級排名保持敏感，哪怕難以實現個人的階級躍升，至少也要努力，至少要阻止自己的努力貶值。出于同樣的理由，他們也樂見于他人的跌落，不能錯過堅固等級秩序的任何裂痕，所以別人的一點小缺點也都會放大。書中還寫到，很多的年輕人在這種弱肉強食的社會中生長，為了在這個怪物世界里活下來，自己也成了怪物，他們是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更是維系這種社會結構的幫兇。

這就是桑德爾描述的優績主義，也像項飆說到評價體系的單一，殘酷的競爭讓大家都在這個整齊劃一的路上奔跑。在這一點上，韓國年輕人自殺率高和剛才我們講的年輕學者的英年早逝就聯系了起來，因為他們只有一條通道，不往上爬就會跌落。

03 訃聞寫多了，看事情的時間尺度會稍微變長一些

張友發：大部分人不會從中獲得任何有益的東西，因為死亡無法帶來真正的和解。從新聞報道的角度來說，我們在做逝者報道的時候遵循的是一種內卷邏輯：一定要快，要搶到第一波流量，很多營銷號也是如此。 

大S死后，一眾互聯網營銷號在糾結“大S到底有沒有死？”“汪小菲是不是一個好男人？”“具俊燁有沒有欠汪小菲的錢？”。他們并沒有因為大S的死亡而和解，反而是進一步地消費了死亡所帶來的流量。

方大同與大S死后大眾對于素食主義的討論，也并不是一個理性的討論，大部分人仍然是在自己偏執的立場里面去討論，而營銷號則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流量。很多自媒體不了解大S和方大同，但他們看到中間有兩岸問題、有素食主義，他們就會像蒼蠅盯上腐肉一樣去討論這些東西，討論里只要有情緒，大眾就會追逐。

所以，死亡在媒體中仍然需要服從報道邏輯，而現在媒體最大的邏輯就是流量內卷的邏輯。舉例而言，他人、自身的疾病、死亡或是生育，都成為了流量置換的一種方式，很多自媒體博主會把自己的心理疾病、家庭變動或是生育狀況反復呈現在鏡頭之中，將自己的隱私置換成流量。在這樣的邏輯下，死亡或疾病，本質上就被抽象成了熱點，成為媒體追逐流量內卷的中介和手段。

徐魯青：我贊同友發的觀點，現在訃聞被要求快速地發出來，但我常常在想，真的需要這么快嗎？在我最開始寫訃聞的時候，我總在反思：為什么輪到我來概括這個人的一生呢，我好像也沒有資格概括一個人的一生。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地區作家西西去世的時候，我正好在深圳羅湖出差，遠遠望過去，對岸就是香港。

翻閱西西的過往資料時我發現，她生前有段時期參加過香港的學生運動，當時我把這部分寫進了她的訃聞中，但后來我發現，這段過往于她的一生而言只是偶然、短暫的經歷，甚至她在那之后變得不熱愛政治運動了。所以，當時我是有點害怕做訃聞報道的，我要從很多資料中提取逝者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可以代表他/她人生的東西，這種概括顯得很冷漠，在這個過程中，你要選擇如何拼接一個人的一生。 

張友發：不過，除了一些英年早逝的人，大部分訃聞的對象還是比較無悔一生的。比如香港地區導演楚原他在獲得第37屆香港金像獎的終身成就獎中回顧自己的一生，談到自己特別輝煌的時候打破香港賣座記錄，特別差的時候被老板掃地出門，發言到了最后，楚原說：“人生就是歡聲和淚語四個字砌成的，任何人，無論昨天多風光，也無論昨天多失意，但到明天天亮的時候，一樣要起身，繼續生活下去，因為明天總會比昨天好，這就是人生。”他還引用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很經典的話，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不以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以虛度年華而羞愧，就可以很驕傲地跟自己說沒有辜負此生。

但是像方大同、大S我覺得確實是很可惜，他們在自己的人生、演藝生涯是有更多可能性的，至少還沒有到“我的事業已經完成了”的時候離開，也包括那些青年學者和年輕的媒體人。

徐魯青：當我們撰寫訃聞的時候有如此多的感觸，是因為我們看自己的時間時，只能丈量一段很小的時間尺度，但是當我們寫訃聞的時候，時間尺度卻是一個人的一生。 

人生是由一段段機緣巧合構成的，這種感受在我撰寫聶華苓訃聞時很強烈。聶華苓的一生經歷過許多動蕩，她經歷過軍閥內戰、抗日戰爭，逃到中國臺灣地區后又經歷了白色恐怖，在白色恐怖時期時還認識了她的丈夫，最終定居美國后還開展了“國際寫作計劃”。她經歷的很多大事和選擇都源于巧合，她剛到臺灣地區時，因為找不到工作而為生計發愁，正巧胡適的《自由中國》出版后在招募編輯，正好聶華苓在南京時發表過文章，經過朋友推薦后成為了這個雜志的副刊主編，再之后有了接下來的一切。

張友發：我想到了我奶奶，她當年常和我談起往事。她在小時候存里還是國民黨的保長制度，她媽媽會讓給保長送菜，希望能少收點租。土地革命時紅軍曾經到過她的村子，再往后的抗日戰爭，為了躲避日本人，村里人都躲到了山洞里，后來發現日本人把村里留下的豬全都吃完了。解放后土地革命時，她成為了婦女代表，之后還先后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高考恢復。雖然肯定沒有人會給她寫訃聞，但她確實也經歷了很波瀾壯闊的人生，一直到90多歲的高壽才逝世。

潘文捷：是的，很多年紀較長的逝者幾乎都經歷過政治動蕩的年代，他們有的會被耽誤十幾年的光陰，在那段時光中，甚至讀些讀物都很困難。但在動蕩時期過后，他們還是回到了自己想要從事的領域，甚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也讓我開始思考，那些名人、偉人們被耽誤了十來年仍舊能夠生活下去，但現代人卻連Gap Year都十分焦慮。

徐魯青：訃聞寫多了的話，看事情的時間尺度會稍微變長一些。聶華苓11歲時父親被殺，剩下她和母親相依為命，直至24歲時她才去了臺灣地區，在她11歲至24歲的時光肯定非常辛苦與艱難，甚至可能是絕望，但是她到了臺灣地區之后，事情又有了一些變化。所以，這種以10年為單位的時間尺度，和我們看當下是不太一樣的。 

潘文捷：這種時間尺度的拓寬會緩解一些年齡焦慮，或是關于卷還是躺的苦惱嗎？

張友發：我覺得很難，大部分的死亡并不會帶來生者的和解。《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托爾斯泰寫的關于死亡的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是官僚體系、法院體系里的人，他死亡之后，同事的第一反應是：空下來的位置是不是意味著我能升上去？

在真正的死亡到來之前，活著的人都不會認真地思考“死亡”這個問題，大家思考的還是現實和眼下的利益。書中的主角伊凡·伊里奇也是在死亡真正到來的時候才自我覺察，好像自己這一生沒有真正的活過，其他活著的人仍然按照著原本的方式蠅營茍茍。 

不過，有些人可能真的度過了有意義的一生，比如訃聞里面的人。或許度過了，也或許沒有，我們誰都不知道，這個問題太難了，如果我們想明白了的話，可能就和高更一樣去南太平洋群島畫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