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今天是3月8日婦女節。曾幾何時，3月7日一度被譽為“女生節”，專門與婦女進行區分。女生意味著女性還年少，這是她們在婚姻前最后的自由時光。

經過“前婚姻”的過渡階段，少女就要成為妻子和母親，成為婦女。“婦女”一詞一直蒙受著曲解和污名的風險，很多男男女女避而遠之，將“婦女節”扭曲為“女神節”或“女王節”，僅僅用來避免稱呼女性為“婦女”。對這一現象，近年已有諸多批評。

不過，至今鮮少有討論的是，看起來光鮮漂亮、受到更多喜愛的“少女”的處境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少女在父權文化中的形象如此純潔無暇、無辜脆弱，她們是否認同這樣的形象？抑或她們也遭遇著和母親類似或不同的困境？

《少女中國》

19、20世紀更迭之時，梁啟超以“少年中國”作激昂呼聲，喚醒嶄新中國的宏偉愿景。自此， “少年”、 “新青年”話語不絕于耳，但這些“少年”或“青年”指的往往是男性。

少女的處境又如何呢？近代中國男精英經常流露男性優越感，來指導與期許少女做他們心中的新女性。神戶大學研究生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濱田麻矢看到，在創作《蕭蕭》時，沈從文不僅自己愛上女學生，還努力將心愛的妹妹培養成女學生。可是，包括《蕭蕭》在內，他小說中的女學生又總是淺薄、虛榮、自戀的。許廣平曾經多次表達想要外出工作的意愿，卻被魯迅婉拒，最終她才在后來的《兩地書》中，展現了割斷“良妻”的姿態。在男性知識分子呼喚啟蒙之時，少女們有時會被鼓勵成長為可用之材；有時又會被要求回歸家庭，成為后方的某種支援力量。

學者許慧琦在《“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一書中指出，四種近代中國大敘事——國族自強大敘事、新文化大敘事、自由婚戀大敘事、解放平權大敘事——清一色是男性本位的。男性本位指導下的女性權益，只鼓勵女人做男人從事的事情，到男人主宰的社會場域活動，卻不會鼓勵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者發展良好的女性化氣質。因此，哪怕這些大敘事允許甚至鼓吹女性主義，女性依然無法挑戰男性的性別優勢。

“少年中國”論述之下，少女是否無處容身？濱田麻矢稱自己在寫作本書時，努力打破各種先入之見——這些先入之見包括“魯迅應該指引了許廣平，自由戀愛應該是對封建制度的勇敢的抵抗，母性愛應該是女性所具備的本能的情感，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女性解放上傾盡了全力等等”。對于少女來說，隨著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她們離開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決定未來生活方式的機會。

《“零度”日本：陷入“關系性貧困”的年輕一代》

在《“零度”日本》一書中，作者王欽借用社會學者宮臺真司的觀點，分析了高中女生這個詞：“高中女生的包裝之所以有意義，就是因為存在著清純的高中女生這種虛構，一方面是對性的禁止，另一方面卻是與性有關的存在，這種雙重性生產出了色情符號。”

王欽看到，當代日本社會圍繞著“少女”提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現象，關于少女如何參與軟色情行業、非法賣淫的紀實類書籍，已經成為了一種特定的消費品。這些書籍的作者們一方面充滿憂愁，一方面對失足少女們的生活細節充滿興趣，之后又總是得出雷同的結論：政府的灰色地帶、制度性保障的匱乏、社會關注的缺失、少女們的絕望。王欽意識到，對于高中女生在“性”問題上的不良行為侃侃而談的大叔們，“像是在既享受又惱火地反復逗弄與自己疏遠的小動物”。

也有知識分子把“少女”作為一種文化象征。如王欽引用批評家絓秀實的觀點指出，在日本，“少女”在文化象征的意義上成為了“革命的增補（的增補）”，“這一存在既在‘性’的意義上，也在形象的意義上是純潔的，與此同時又是進步而現代的。資本制帶來的‘故鄉喪失’必須經由純潔的‘革命’得到恢復，貧困和饑餓卻又必須由資本制的‘進步’來克服；‘少女’便將上述悖論集于一身。”

王欽看到，不論是想要“啟蒙”或“拯救”被視為在社會邊緣徘徊的少女，還是以“少女”為主題，抒發激進的思想情懷，把“少女”作為一個統一而自洽的文化符號，將其與“革命”“純潔”“無辜”“脆弱”等，都不過是一廂情愿。前者是因為“不得不為生計奔波的少女們，無疑比書齋里的知識分子認識得更切身也更深刻”，后者則是因為在宏大敘事解體之后，交流全面“島宇宙”化、“政治氣泡化”后，年輕一代人“也許根本就對這些知識話語漠不關心、置若罔聞”。

《少女革命》

如前文所述，少女意味著對性的禁止，意味著“純潔”。然而，少女的情欲并非不存在，它甚至能夠推動“少女革命”。

本書作者施舜翔看到，20世紀60年代的少女能夠在披頭士的中性意象中安心地投射情欲。許多男性批評家對此嗤之以鼻，認為少女們歇斯底里、失去理性。但其實，受壓抑的身體卻恰恰在這里找到了逃逸于主流規訓之外的空間與時刻。“這樣的失去自我不只是單純的歇斯底里，而是對父權社會的一種有力反抗。”他談到，這是少女對于束縛她們的貞潔框架的逃逸，也是對于捆綁她們的雙重標準的反擊。許多當年披頭士的粉絲都成為了人婦，她們在一段段訪談中回首往事，意識到她們不愿意長大成人，不愿意走入婚姻，不愿意只當妻子。在追星時，她們可以和其他少女一起瘋狂，這給她們帶來了最后的解放的機會。這是追星帶來的“日常情欲革命”——在日常中持續改寫少女生命的小革命。

90年代更是“少女的時代”。施舜翔看到，父權社會對少女進行貶低，“男人瞧不起少女，認為少女腦袋空空”，女性主義則長期以來忽視了少女，認為少女嬌嫩柔弱，是父權社會用來洗腦女性的虛假意象。過去女性主義掌握在少數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女性手中，但是在90年代的少女革命之中，女性主義走出了悲情政治和學院藩籬。在這段時間，很多少女拒絕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因為女性主義者走向了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禁欲，而實際上女性擁有自己的情欲。如《五十度灰》這樣的作品居然是在女性逐漸崛起的時刻流行的，這意味著當“女強人”成為了女性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五十度灰》這類作品反而可以成為女性短暫擺脫負擔的逃逸路線。在這里，拒絕女性主義的標簽，并非是單純的保守和反挫，這些叛逆的少女通過對上一波女性主義的挑戰和反叛來建構自己的身份。

施舜翔將著作命名為“少女革命”，目的不是讓少女革命化，而是讓革命少女化。少女革命化似乎是少女為了被認可而讓自己變得陽剛，但他想展示的是“革命少女化”——原來革命也可以這么少女，原來革命可以有這么多方式，不一定要這么man，不管是單身、自己獨居公寓、自己組朋克樂團，甚至是和男性調情，少女有自己的革命方式。

《戰斗公主 勞動少女》

當今少女面臨的世界，是“灰姑娘情結”、“公主病”遭到批判的世界。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那種傻傻等待外界事物幫助自己改變人生的想法已經不復流行。

本書作者河野真太郎看到，女性解放之夢也會被作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原動力被利用。女性解放的故事吸引了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也吸引了從事低收入勞動，并從中尋找價值和自我解放的可能性、來忘記或者隱藏被剝削事實的女性。因此，無論是哪種女性，都會淪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原動力。

如今是一個哪怕想要成為家庭主婦也很難實現的時代，隨著男性勞動者的沒落，對于女性來說，即便是想要進入男性的守護范圍，成為他的家庭主婦，這個選項都很難實現，所以，女性必須成為戰斗少女。戰斗美少女的形象，是頑強存活在新自由主義世界的后女性主義式人物形象。少女的戰斗力是對自由渴望的化身，通過《冰雪奇緣》中艾莎公主創造出雪人巨怪這種駭人的形式展現出來。

現代女性不同于以往，總是一邊亮出女性特征，一邊戰斗。然而，為何必須是戰斗“少女”呢？為什么不能是戰斗“婦女”、戰斗“母親”？河野真太郎并沒有直接作答，卻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么很多災難故事中，都會出現“母親”缺位的現象？為什么《星際穿越》中的母親死了？為什么《EVA》里的母親碇唯也死了呢？

答案是，母親的死是為了把母親升格為神話——理想的后女性主義者是“擁有一切”的女性，職業身份、女性身份、母親身份都具備，而不受三者矛盾之苦。然而，這種現實矛盾是難以解決的，只有死亡才可以讓她登上神話母親的寶座。

參考資料：https://www.niusnews.com/=P2sieuu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