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左雪靜（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專業方向為勞動經濟學）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多渠道促進居民增收，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作為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的重要途徑加以闡述，這一表述內涵極為豐富。一方面，近年來逆全球化浪潮加劇、外貿不確定性顯著增加，保持強勁的內需逐步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動力；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已深刻洞察到，提振消費的根本路徑在于穩定勞動者預期、增加勞動者收入。

此外，報告關于促進勞動者工資增長推動消費的表述，與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大力穩定和擴大就業的政策導向相互呼應，共同構成理解“新常態”下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轉型的重要視角。

如何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從而有效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或許可以考慮從以下三個方面破題：

破題靈活就業：從“零工保障”到“消費信心”

我國靈活就業群體規模已超2億人，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直播主播等為典型代表，我國勞動力市場正逐步從“工廠流水線”向“數字零工”范式轉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年末，靈活就業勞動者在城鎮就業人口中占比為43%，年齡主要集中在20至40歲區間。理論上，該年齡群體理應具備旺盛的消費需求，但由于靈活就業所導致的收入波動以及社會保障的缺失，使得勞動者產生強烈的“避險”心理。具體而言，相較于消費，勞動者出于規避“失業”“工傷”等意外情況導致的收入銳減，以及考慮未來養老需求，有著強烈的儲蓄動機。

因此，為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刺激消費需求的重要舉措之一。2025年伊始，京東、美團相繼宣布為外賣騎手繳納社會保險，這一舉措不應被視作工資增長的“成本”，相反，其能夠通過穩定勞動者預期來釋放消費潛力。

破解就業錯配：以“技能提升”應對“學歷通脹”

高學歷勞動者正面臨“學歷通脹”的嚴峻挑戰。今年我國將有超1000萬高校畢業生涌入就業市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1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者失業率為16.1%，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與此同時，制造業“招工難”現象廣泛存在。

除就業層面的供需錯配外，在工資方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雖然2023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實際工資較上年實際增長5%，但增速已連續5年下滑。

大量經濟學研究表明，GDP每增長1%，就業率大致上升0.5%。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言，相關研究報告顯示，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速大約可創造200萬個左右的就業崗位。而我國經濟增長已步入低速軌道，從勞動者角度看，就業市場競爭必然加劇，高學歷勞動者進入制造業或從事一般性服務業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此外，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也將對高學歷勞動者產生更為強烈的沖擊。因此，對于即將踏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學歷畢業生，高校應在其求職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一方面，高校課程設置應與市場緊密接軌，著重培養學生掌握市場所需能力，同時積極鼓勵大學生積累一定的實習實踐經驗，這將助力畢業生實現角色轉變。而對于已有工作的高學歷勞動者，持續學習、培養新技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已成為必備能力。

破除制度壁壘: 以“公平分配”暢通“內需循環”

不平等成為制約勞動者工資增長，進而制約消費增長的一大阻礙。不平等涵蓋多方面，包括國民收入在勞動者報酬和資本報酬之間的分配、壟斷性行業的存在以及雙軌制的社保體系等。

一方面，我國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低于國際平均水平。2023年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為43.2%，與發達國家超60%的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另一方面，受城鄉二元結構影響，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倍以上。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當一個國家基尼系數每上升0.1，居民儲蓄率平均提高3-5個百分點，這類儲蓄均可視為“預防性儲蓄”。相關研究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家庭為應對醫療和教育支出的儲蓄高達40%。顯然，高儲蓄率意味著較低的當期消費，因此進一步提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對提振消費具有顯著作用。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還著重強調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這進一步凸顯打破行業壟斷的重要性。當高薪崗位被特定群體壟斷，普通勞動者只能被困于低附加值產業，工資增長將失去市場動力。

最后，社會保障的“雙軌制”實際上限制了弱勢群體在勞動力市場的議價能力，勞動者為獲取基本保障不得不接受低薪崗位，上億農民工群體的消費潛力因而無法得到有效釋放。

綜上，逐步實現社會保障的并軌與全覆蓋，借助最低工資制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加大對弱勢群體的轉移支付，是保障工資增長、促進消費、提振內需的有效路徑。同時，鼓勵勞動者持續學習新技能，積極擁抱已然來臨的人工智能時代，是減少勞動力市場供需錯配的重要手段。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