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亞當·圖茲（Adam Tooze，知名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自圖茲教授的Chartbook中文版，原刊于微信公號“圖說政經Chartbook”。本文英文版發布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2025年冬季刊。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美國總統大選出口民調顯示：選民結構中最貧困的一批人（年收入不到5萬美元）這次支持特朗普的比例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這是自1960年代以來，首次有超過半數的低收入選民支持共和黨。與之相對，選民結構另一端最富裕的那批人，卻轉向了支持民主黨。各項民調顯示，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投票者（即收入排在前三分之一的人），多數選擇了副總統哈里斯。
這么看來，經典的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窮人支持左派、富人投右派”——是不再適用了嗎？還是說，這是一場根本性的政治重組？又或者說，還能用“階級”來理解投票行為嗎？歷史學家蒂姆·巴克爾（Tim Barker）在分析此次大選時說：“最謹慎的說法是，工人階層已經不再作為一個統一的階級投票了。與其說這次大選展現了重組，不如說是階級的解體——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下的選民，實際上已經基本分裂成了兩派。”
很明顯，階級之間一貫清晰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但我們是否應該摒棄使用“階級”來分析選票呢？我覺得并不是。通常來說，大家會認為用“階級”這種唯物角度分析意味著過于簡化。然而，真正的唯物分析，需要像寫小說一樣，既要對細節極度敏感，又要善于捕捉整體氛圍。
至少在分析當前美國政治時，我們應該允許有第三個階級，而不是簡單地分成兩個階級。
首先，是我們通常說的工人階層。這個群體的特點是：給別人打工，收入相對較低，對自己的工作幾乎沒有什么話語權。同時，這些往往和教育程度較低聯系在一起。
然后，是所謂的富人，也就是上層階級。他們不僅收入高，還擁有財富和權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安逸。用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他們實實在在地掌控著生產資料，諸如大酒店、工廠、零售店，或是連鎖快餐店。
理解目前的美國政治的關鍵則是第三個社會階級。艾倫瑞克夫婦（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稱之為“專業管理人階層”（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PMC）。他們通過正規教育獲得各種資格證書，在經濟乃至整個社會中都占據了權力要職，而且經常直接管理著美國的工人階層。
這種“管理”從幼兒園或小學就已經存在，總有一個大學學歷的人在負責看顧你們的孩子。到了小學和中學，不光是家長，連孩子們自己也開始有了更深刻的體驗。在現代社會中，專業管理人的管理無處不在：從你孩子出生和父母離世的醫院，到規定你家院子里能建什么的工作人員，再到你單位里的人力資源部門。整個管理體系都是由這個階層在運作。
一旦理解了這個極度唯物的三層框架，我們就能更容易看清特朗普選票背后令人困惑的階層配置了。典型的工人階層支持特朗普，是因為他蠻橫、隨心所欲的富人形象，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因為他顯然看不起專業管理人階層。這位億萬富翁商人和他的朋黨們仗著自己的成功，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最關鍵的是，他們能夠公然蔑視專業管理人階層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一直以來讓工人階層深受其苦，而富人可以隨意嘲諷。換言之，他們叫囂出了許多普通美國人的心聲。特朗普和他的朋黨們無所顧忌，直言自己不認同那些專業管理人的價值觀，從小學老師、圖書管理員、常春藤盟校教授，到那些總愛在電視里高談闊論跨性別者的權利、系統性種族歧視或者氣候變化的嘉賓們。
談論價值觀并不是反唯物主義或者不認同其分析。這代表著一種非常具體的憎怨，深深植根在數千萬美國工人階層的日常物質生活中。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工人階層男性不愿意投票給哈里斯這樣的民主黨候選人——一個光鮮亮麗、位高權重的律師，這還難理解嗎？尤其讓他們反感的是，這位精致的女律師還把特朗普當成小丑一樣對待。
在《紐約時報》的讀者人群看來，哈里斯的金句之一出現在2020年副總統辯論中。當彭斯試圖插話時，她打斷道“我還在說話”。她的支持者認為她適當地維護了自己的權威，但在其他人看來，這正是典型的專業管理人式居高臨下。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女性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而不是哈里斯，甚至比例高出27到28個百分點，這還難理解嗎？
想象一下，在一個普通的美國高中，有兩個孩子準備辦派對。一個是即將進入名校的州拼寫比賽冠軍，另一個是當地商人的兒子，很會玩，可能也會上名校，但肯定不是憑實力考進去的。你覺得班上那些學習不太上進的同學會去哪個派對？這還用問嗎？
美國自由派居然看不清這些明擺著的社會結構版圖——在這個社會里，不同性別、不同性取向、不同階層、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是怎么相處與互動的——這一事實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專業管理人階層難以跳出自身偏見的局限，尤其是在涉及優績（merit）和適當的社會及政治秩序時。他們覺得自己捍衛的這套價值觀天經地義。
之所以我們看不清這種三階分化，原因之一是現有的統計數據不足。說實話，研究美國大選的社會學數據少到讓人難以相信。我們只能靠兩個維度來分析幾乎所有問題：一個是有沒有大學學歷，另一個是粗略的三檔收入水平：年收入5萬美元以下、5萬到10萬美元之間，以及10萬美元以上。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這兩個維度結合起來，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些沒有大學學歷，但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男性，特別傾向于投票給特朗普。
這些人在高中時期學習成績平平，但后來在技術工種或經營小企業時卻做得很好。他們確信，自己的成功恰恰是不走那些專業管理人階層認定的 “正道”取得的。
從這里我們能學到關于福利政策的重要一課。當自由派一直在通過征稅和政府補助的方式進行經濟再分配，從而解決不平等問題時，他們往往忽視了一個問題，即接受救助的一方面臨著怎樣的階級政治。
當西弗吉尼亞州和田納西州的人們用選票表明他們寧愿不要醫療補助時，我們應該認真理解他們的選擇。2023年，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龍（J. Bradford DeLong ）寫道：“社會民主制的問題在于，大多數人并不想當被動的救濟對象。他們真正想要的是在國家經濟發展時，自己能掙錢，從而配得上獲得的好處。他們希望通過社會力量來贏得（并因此理應）從不斷增長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這些人想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經濟環境，讓他們能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體面的生活，自己掏錢買得起醫保。
人們之所以有這種社會理想，源頭就是美國社會的三層階級結構。許多支持特朗普的工人階層選民最大的愿望是自主創業，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獨立，才能擺脫專業管理人階層的掌控——這種掌控既包括物質和文化層面的，也包括什么是“正確”的那一套規矩和價值觀。
一個真正能幫助大多數人的福利體系，可能恰恰不該由國家或政府主導。與其簡單地以再分配的形式提供物質利益，不如先著眼于提升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話語權。
這就是為什么像奧倫·卡斯（Oren Cass）這樣的保守派也開始支持工會運動。他們支持行業集體談判等舉措，目的是讓工人階層在經濟中獲得更有力的地位。同時，保守派也刻意與專業管理人階層的那套自由主義價值觀劃清界限。他們認為，只要讓人們在物質上過得更好，能自由表達政治觀點，自然就會形成一股民眾自發的保守主義力量。
當然，這終究是一廂情愿的想法。特朗普不太可能真去加強工會。但以上保守派的空想仍然提醒我們，我們還需要更細致和更深入的分析，以理解社會經濟和文化層級關系如何影響了2024年大選，如何影響了專業管理人式的自由主義、也即我們的自由主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