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陳靖

經過多輪審議與完善，《國務院關于規范中介機構為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提供服務的規定》（下稱《規定》）于2024年12月獲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 于1月15日正式公布， 將自2025年2月15日起施行 。

不與上市結果掛鉤、取消地方政府上市獎勵，中介IPO收費新規發布后，將會對中介機構帶來哪些影響呢？

界面新聞梳理發現，與此前征求意見稿相比，《規定》依然允許中介機構按照工作進度分階段收取服務費用，并繼續禁止服務費用與上市結果掛鉤。同時，新增了券商承銷業務收費的約束條款，即“不得按照發行規模遞增收費比例”。

華北一大型投行從業人士對界面新聞解釋，“對于投行而言，此次新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新增條款方面。盡管保薦業務允許分階段收取服務費用，這在理論上對投行有利，但在當前項目稀缺、競爭激烈且企業在上市前不愿支付高額費用的市場環境下，分階段支付的實際執行難度較大。”

該人士稱，“更為關鍵的是，承銷費用的收取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往在超募情況下，投行可以收取更高比例的費用，但新規實施后，這一遞增機制將不復存在。不過，考慮到當前市場環境下超募現象已較為少見，這一變化暫時對投行的實際影響相對有限。”

通常來講，企業IPO上市的發行費用包括承銷及保薦費、審計及驗資費、信息披露費、律師費和其他費用。在所有費用中，承銷及保薦費占發行總費用的大部分。

根據《規定》，證券公司開展保薦業務時，可依據項目進度分階段收取服務費用，但收費與否及具體金額不得與股票公開發行上市結果掛鉤。

 “分階段收取保薦費用的方案需整個行業統一推行，否則難以有效實施。”上述投行人士進一步對界面新聞解釋，“在IPO費用構成中，承銷費占據主要部分，而前期收取的保薦費用相對有限。對于擬上市企業而言，若最終未能成功上市，前期支付高額費用將毫無意義，因此通常不愿在初期承擔過多成本。此外，若保薦機構在前期提高收費，反而會削弱其市場競爭力，除非客戶對特定機構有強烈依賴。”

另一頭部券商投行資深從業人士對此觀點表示認同，“當前投行市場呈現供大于求的態勢，項目資源稀缺，企業作為買方擁有更多議價權，因此對保薦費用的支付意愿較低。”

據他透露，“傳統操作中，保薦機構通常在交易所受理IPO申請后收取保薦費用。部分企業在成功上市后，會在承銷費用中抵扣保薦費用，具體操作需視雙方協商情況而定。不過，保薦費用本身金額相對有限，一般在100萬元至200萬元之間，因此抵扣與否對整體費用影響有限。”

該《規定》對于律所等中介機構也將產生不小影響。有律所合伙人對界面新聞解釋，“《規定》實施后，收費模式與以往大相徑庭。過往收費體系中，上市獎金占據重要份額，且與上市結果緊密相連，通過簽訂補充協議予以明確。然而，依據現行新規，相當于這部分收入沒有了，對我們的影響還是挺大的。”

相較于此次《規定》的影響，多位業內人士指出，當前IPO階段的階段性收緊對行業的影響更為顯著。“目前IPO數量減少，發行市盈率普遍偏低，募資規模大幅下降，導致中介機構的收費顯著減少。”上述資深保代表示。

界面新聞梳理choice金融終端，2024年，A股市場共迎來100家新上市公司。其中，滬市主板17家，科創板15家，深市主板7家，創業板38家，北交所23家。

100家新上市公司IPO中介機構總收費達62.46億元，具體構成包括承銷保薦費44.53億元，律師費6.40億元，審計費11.53億元。

機構排名情況來看，承銷保薦方面中信證券以6.49億元位列第一，完成11單業務；律師服務收費方面，上海錦天城以0.83億元居首，完成13單業務；審計服務收費方面，容誠以3.57億元領先，完成27單業務。

那么，在IPO階段性收緊、收費規范化和競爭加劇的背景，券商的保薦承銷費用是否會進一步降低？對此，上述資深保代認為，“費用若繼續降低的話可能難以覆蓋成本，但是對于存量的優質客戶來說，如果一直處于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費用可能會適度下調。”

除此之外，《規定》還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不得以股票公開發行上市結果為條件，給予發行人或者中介機構獎勵。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表示，“政府對發行人或中介機構的獎勵可能誘發公共資源濫用的問題，長此以往將使得市場競爭秩序失衡，不利于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生存發展環境。該行為應當被禁止，避免中介機構喪失獨立性，也避免地方政府因存在利益關聯而疏于履行監管職責。”

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表示，“這一規定強調收費應基于實際工作量、所需資源投入等因素予以合理地確定，保持公開透明，提升行業內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而且這一規定也明確遏制地方政府的過度激勵。過去一些政府希望通過給予發行人或中介機構獎勵，來提高當地企業成功上市的概率，這種方式會引起區域間的惡性競爭，增加財政的負擔，扭曲政績觀，明令禁止這一類行為有利于營造更加健康的地方經濟發展環境。”

同時中介機構有時會與發行人形成不當的利益關系，導致中介機構失去應有的獨立性和客觀性。“《規定》落地，會有效切斷中介機構與發行人之間的不當交易的鏈條，有利于從源頭上防范新上市公司質量欠缺的問題。”田利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