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閆桂花
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的最新研究顯示，大多數補貼和鼓勵生育的政策恐怕還遠不足以顯著提升生育率，因為沒有觸及到生育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的快速增長，將社會從以傳統為主的、較孤立的和農村化的狀態迅速推向現代化，導致劇烈的代際和性別沖突，帶動生育率急劇下降。
她在去年12月發表的最新論文“Babies and Macroeconomy”中指出，改變這一狀況必須結合社會政策和文化變革，特別是解決性別平等問題和生育過程中的性別沖突，對此，美化父親角色，或許是一個好的起點。 2023年，戈爾丁因性別差異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生育率低迷是一個全球性現象，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無論是在歐洲、北美還是亞洲許多國家，生育率都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下降到了2.1的替代水平之下。在不考慮移民的情況下，每位女性一生平均需要生育2.1個孩子，才能使得下一代人數能夠替代當前的人口規模。
不過，即便在這些生育率下降的國家里，也存在兩種不同的模式。戈爾丁將這些國家分為兩組：一組是過去近百年經濟增長相對持續穩定的國家，代表是丹麥、法國、德國、瑞典、英國、美國六國，在這些國家，生育率雖然下降，但降幅比較平坦；另一組國家的經濟增長波動非常大，尤其是二戰后經濟迅速增長，同時生育率波動也較大，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1.3左右的超低水平，這類國家以希臘、意大利、日本、韓國、葡萄牙和西班牙六國為代表。
為何經濟增速快的國家生育率反而急劇下降？戈爾丁的研究指出，劇烈的經濟變化讓女性受益更多，女性的勞動市場參與率也極大增加，工作和生育的平衡也就更加必要。但與此同時，這個過程沒有給觀念的變遷留下足夠的時間，尤其是，男性的觀念變化相對女性較慢，從而帶來了劇烈的代際沖突和性別沖突。
她進一步指出，第二組國家大多具有深厚的宗教傳統，比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是傳統的天主教國家，而韓國和日本則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在這些文化和傳統中，男性通常會被賦予更多的權威和主導地位，包括家庭決策和經濟支配權，繼承土地和家族事業等，這種觀念強化了男性對傳統的依附，也讓他們更傾向于維護既有的社會規范。
戈爾丁的模型也顯示，男性從父權制中獲得更多的“個人收益”，使得他們更傾向于支持傳統，而女性則希望通過現代化獲得更多平等。面對劇烈的代際矛盾、性別分工的不統一，尤其是男性的“適應斷裂”，女性傾向于選擇推遲進入婚姻的時間，在是否生育以及生育孩子的意愿數量上也無法與男性同步。
相比之下，在第一組國家里，因為經濟發展是個持續緩慢的過程，代際觀念的轉變也一直在平穩進行，體現在生育率上，即便下降，速度也相對平穩。
戈爾丁援引的數據顯示，在第二組國家，女性每天從事的無收入勞動比男性多出3小時以上，相比之下，在第一組國家，家務和育兒責任在性別間的分配更加均衡，例如瑞典和丹麥的性別差異僅為0.8-0.9個小時。
從下圖可見，第一組國家在20世紀初的總和生育率普遍低于第二組，并在二戰之后經歷了一波生育率反彈小高峰，此后穩定在1.5-2之間。第二組國家最初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較高，但下降速度很快，最近三四十年幾乎一致徘徊在1.5左右，其中，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從二戰以來一路下跌，目前已經降至1以下。
此外，隨著大量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勞動場所也從農田走向了生產率更高的機器、工廠和服務業部門，這種遷移對解釋生育率的變化非常重要。戈爾丁在論文中指出，通常來說，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人擁有更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更堅守傳統的做法，第一代移民的兒子們確實如此，但女兒們則從現代化的生活中獲得了更多選擇和自由，沖突由此產生。
第二組國家普遍經歷了更劇烈的城鎮化過程，其城鎮化過程對生育率的影響也更大。戈爾丁指出，1960年，日本農村人口占比為37%，是第二組六個國家里最低的，但仍比第一組國家中農村人口占比最高的美國高出7個百分點。到2023年，第一組國家平均農村人口占比降到了16%；第二組降至21%，其城鎮化過程主要發生在2000年代早期。
“快速的經濟變革往往會挑戰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信念的改變比技術和經濟的變革要慢得多。傳統的人們常常被突然推入現代化的社會，但他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調整信念、傳統和社會習俗。因此，迅速的經濟變革可能引發代際和性別沖突，并迅速降低出生率。”戈爾丁在論文中稱。
生育率下降往往伴隨著社會老齡化，繼而導致消費低迷、創新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最終影響經濟發展并給社會帶來巨大沖擊。因此，各國都在積極采取措施延緩這一過程，包括現金補貼、育兒和教育補貼、延長產假等。
迄今為止，東亞國家采取的這些政策收效甚微。比如，日本每年向18歲以下兒童提供每月1萬到1.5萬日元的補助，并對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額外補貼，支持力度不可謂不大，但生育率仍在持續下滑。
相比之下，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采取的類似政策效果較為明顯。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Mtthias Doepke在2022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中指出，在歐洲等部分發達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生育率現象：人均GDP越高，生育率越高；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高。Doepke認為，背后原因主要有四個，包括有效的家庭政策——產假、育兒支持等，合作的父親——讓男性承擔更多育兒職責，良好的社會文化規范，以及靈活的勞動力市場。
戈爾丁認為，國家之間確實出現了收入與生育率之間的正向關系，但在單一國家內部，普遍的趨勢仍然是，生育率隨經濟發展逐步下降。一個特例可能是美國的“嬰兒潮”時期。從1946年到1960年代中期，美國出生率急劇上升，而在這之前或之后，總和生育率都相對較低。
“這一時期的生育率部分是通過美化婚姻、母親角色、‘賢妻’和家庭實現的。那么，今天是否可以通過美化為人父母，尤其是父親的角色，以及改變工作場所規則（如讓父親在請假和申請彈性工作安排時不受到懲罰）來實現生育率的回升呢？有一點是明確的：除非收入與生育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得以扭轉，否則出生率可能不會提高。”戈爾丁說。
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提高生育率刻不容緩已成為共識，相關政策也已陸續開展，但這些政策的出發點依然停留在如何幫助女性應對職場和家庭平衡上面，遠未觸及戈爾丁所說的“性別沖突”和“代際沖突”層面。真正能提升生育率的政策要具備哪些特點？戈爾丁的這份研究或許已經給出了答案：讓男性承擔更多家務，以及美化父親這一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