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觀點整理自屠新泉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94期）上的發言
一、特朗普貿易政策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特朗普上臺后的政策有確定性也有不確定性，其中，加稅具有確定性，因其對關稅極為熱衷，甚至自稱 “關稅俠”。然而，其加稅的具體實施方式與目的仍存不確定性。特朗普本身行事風格多變，其行動目的也存在疑問，故整體情況具有不確定性。
一是特朗普勢必會繼續破壞現在的多邊貿易體系，當前世界貿易組織面臨比其首個任期更嚴峻的形勢。從特朗普的思想層面看，并無變化。當下 WTO 正值總干事伊維拉任期屆滿、年底面臨改選之際，盡管伊維拉是唯一候選人，且拜登政府曾支持其就任，但拜登政府是否會配合特朗普再次阻撓總干事任命，是一大問題。若進展順利，此事將于今年年底有定論，但也可能出現拖延，其中存在諸多影響因素。特朗普在首個任期曾威脅拒絕支付或削減 WTO 預算，此次上臺后可能故技重施，且從當前形勢看，其決心較上一任期更為強烈。這種行為對 WTO 的影響極為惡劣，若缺乏預算和總干事，WTO 將無法正常運轉。雖 WTO 在上訴機構被特朗普破壞后仍能開會、秘書處仍可繼續工作，但若無經費和總干事，將會產生嚴重問題，雖存在其他補救途徑，但仍較為困難。
二是特朗普將對諸多相關貿易協定進行重新談判。以美墨加協定為例，該協定即將到期，其中設有重新談判條款，這是特朗普在推動美墨加協定之時所埋下的伏筆，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重新評估。鑒于近兩年墨西哥、加拿大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幅增加，特朗普的評估結果大概率是不滿的，他勢必會借此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壓，迫使其進一步讓步。此外，拜登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也可能會被特朗普廢除。特朗普雖聲稱要對其他貿易伙伴普遍加征10%-20%的關稅，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以加征關稅相要挾，迫使相關國家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其核心目標仍然是削減美國的貿易逆差，而非與貿易伙伴脫鉤。
但是對一些重點國家，例如越南、墨西哥及東盟一些國家等，中國有較多投資且中國產業鏈在當地具有較多間接出口效應的國家，筆者認為特朗普政府會采取加征關稅的措施而非談判。中國很多企業在這些地區投資，將中國產業鏈加工環節置于當地后再向美國轉移，這一現象十分顯著，而這是美國無法容忍的，因此預計其會對這些國家加征關稅，或者迫使這些國家采取一些措施與中國供應鏈進一步切割。
對于中國亦是如此。目前雖有對中國加征60%關稅之說，但筆者認為加征關稅會分階段、分批次進行，而非立刻全方位實施，因這會給美國自身市場造成嚴重混亂。不過，加稅是必然的，只是如同上次一樣分批次開展。如第一批500億關稅針對的是中國制造2025相關產業，而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多數消費品最終未加稅，可見美國還是有所顧慮，但加稅這一行為不會改變。
三是特朗普及其共和黨團隊在競選綱領中提及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即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PNTR），美國國會也已有部分議員提出相關提案，擬暫停或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將中國置于1930年關稅法第二列，以此作為基準關稅，而非最惠國關稅，當前這是一個重大風險。在筆者看來，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影響甚于加征關稅。嚴格意義上，最惠國待遇是兩國外交關系的基石之一，至少是經濟層面的重要基石。取消最惠國待遇相當于經濟斷交，是極具嚴重性和象征意義的舉措。盡管取消最惠國待遇未必會全面加征60%的關稅，但從兩國關系角度而言，其象征意義重大。
美國國會和共和黨內有部分人員正在積極推動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一事，且態度相當認真。特朗普雖曾提及這一問題，但筆者認為其態度并非十分堅決。就目前形勢而言，取消PNTR存在較大可能性，不過仍有一定的轉圜空間。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美國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是反對的，因為最惠國待遇是雙向的，如果美國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必然要取消對美國的最惠國待遇。如此美國對華出口行業及企業將遭受巨大沖擊，這并非簡單的報復問題，而是中國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性，因為在中國入世以前美國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是年度審議，彼時美國常以年度審議為籌碼，要挾中國在政策方面做出相應讓步。如今，不排除美國恢復這一機制的可能。若如此，中美之間又將圍繞此問題反復糾纏，每年都要就此事展開爭論和討論，相應地，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將大幅增加，這是一種很大的潛在可能。
目前對美國加稅的影響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人認為影響大一些，有人認為影響小一些，而且有不同的情境，難以明確會有什么樣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影響必然很大，這是基本判斷。但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分階段實施的措施都有很多的不確定性。總之，需做好準備，應對這種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動蕩。
二、對未來中長期預期的判斷
美國國內存在廣泛的共識，包括兩黨及全國層面，認為與中國脫鉤是必要的。普遍觀點認為，美國與中國保持貿易、投資及其他關系更有利于中國而非美國，因此美國脫鉤的決心十分堅定，這已成為一個中長期趨勢，預計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將持續存在。基于此，中美貿易戰似乎無解。歷史上，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最終通過日本對美投資和日本單方面讓步的方式得到解決，日本也放棄了某些產業的發展，如半導體和大飛機制造，以避免與美國競爭。然而，中美之間的問題無法通過類似方式解決，因為美國出于國家安全考慮不歡迎中國投資，同時中國也不會像日本那樣為了取悅美國而放棄產業和技術發展。因此，中美之間缺乏和解的途徑，這一狀態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中美之間的博弈將是一場中長期的發展競賽，最終的勝利者將取決于誰的發展更為持久和穩健。當然前提是雙方避免發生熱戰或軍事沖突，否則結果將不可預測。因此，對于中美之間持續的博弈或對抗，需要做好長期的心理準備，認識到這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
三、針對當前情況的建議
從短期來看，特朗普對中國加征關稅的主要顧慮是國內通脹問題，而非中國的反制措施。筆者認為，特朗普對與中國談判興趣有限，因為中國能提供的讓步不多。因此，影響他推進或擴大貿易戰的主要因素是美國國內經濟和通脹狀況。若加征關稅后美國通脹未受顯著影響，甚至維持在低水平或下降，特朗普將更堅定地推動與中國的脫鉤。這一點在制定反制或短期應對策略時至關重要。例如，近期政策調整中降低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是應對當前形勢的有效手段。
一是考慮不對所有國家全面降低出口退稅率，而是專門針對美國進行調整。當前，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事實上已不再享有最惠國待遇，這一點從實際關稅水平來看很明顯，中美相互征收的關稅已遠高于與其他貿易伙伴的水平。因此，在制定政策時，可以有針對性地調整對美國的出口退稅率，這種做法在當前的貿易環境下是可行且合理的。
二是針對美國破壞多邊貿易體制的行為，中國應該反其道而行之，應該維護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在這方面中國的態度一直非常明確，習近平主席在APEC會議上的講話再次強調了對WTO的支持。當前的挑戰在于如何將這種支持轉化為具體行動。例如，面對美國拒絕或減少對WTO的預算支持，中國可以考慮填補這一財政缺口。這不僅包括主動增加會費，還可以通過短期捐款或鼓勵民間捐贈來支持WTO的運作。在當前形勢下，WTO需要準備應對沒有美國積極參與的情況，通過團結其他成員來推動WTO的進一步發展，從而使美國處于落后位置。盡管美國退出WTO的可能性不大，但其在組織內既不發揮領導作用也不跟隨其他國家的做法，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探索如何維護WTO運轉和推動其向前發展的機遇。
三是要加快構建中國發揮引領作用的國際貿易體系，加快發展多邊、雙邊、區域以及周邊貿易合作，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例如，圍繞供應鏈、數字經濟、跨境電商等特定領域建立新的合作機制。在這些領域，中國具有優勢和發言權，可以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鑒于美國對制定規則缺乏興趣，甚至不愿遵守現有規則，中國可以主動制定規則，并團結一部分國家共同參與。這一過程不必追求大規模，而可以采取漸進的方式，逐步推進。
四是要積極推動對外投資，延伸產業鏈。在某些地區，我國產業鏈發展已遭遇極限和瓶頸，其中部分瓶頸可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來突破，如港口和鐵路等，中國有能力提供幫助。同時，我國應進一步拓寬對外投資的方向。鑒于美國試圖將中國從其供應鏈中排除，我國應致力于將供應鏈全球化，使美國難以實現全面脫鉤。鑒于美國的制造業無法滿足其消費需求，必須依賴進口，這一點在過去幾年美國自中國進口減少而全球貿易逆差擴大中得到體現。
從根本上說，中國應繼續強化自身的發展，認識到中美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一場發展競賽，最終取決于各自的發展成效。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而言，內需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在過去四十多年，尤其是前三十年中對國際大循環的高度依賴具有特殊性，不應成為常態。歷史上，美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在七十年代以前甚至低于10%，而中國最高曾達到60%，這種高外貿依存度本身就是一種例外。當前已有許多關于擴大內需的討論，但有一個方面筆者認為應該予以重視，即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關系方面，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當前中國政府的管理職能過于強大，管理范圍過廣，雖然這有利于穩定和安全，但也限制了社會和市場的活力，抑制了投資和消費需求。因此，中國應發起一場去監管或放松管制運動，放松對市場和社會的過度管理，以激發社會活力。例如，對一些地方政府對商圈的萬圣節活動進行限制完全是不必要的，這種節日雖源自西方，但不應成為限制的理由。放松對社會的管制可以刺激消費，增加社會活力，并釋放社會壓力。中國應展現出更多的文化自信，因為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有能力將外來文化融入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因此，過度的管理是不必要的，應增強社會活力。一旦政府放松監管和管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活力將得到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