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翟瑞民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近年來，貪腐官員斂財的手段不斷變異升級，甚至利用虛擬貨幣等高智能犯罪來掩蓋權錢交易的本質，這也給紀委監委加快提升新型腐敗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戰。

2024年11月20日，廣東省紀委監委通報，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司原司長、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根據通報，姚前存在多項違紀違法問題，其中包括：背棄初心使命，不講政治，貪圖虛名，以金融科技專家自居，為一己之私不遺余力扶持特定科技服務商，甘做圍獵者的“重點培養對象”。濫用政策建議權、制定權、執行權等監管權力，棄守科技監管職責，在信息技術系統服務機構拓展業務、軟硬件采購等方面為他人謀取不當利益，利用虛擬貨幣等進行權錢交易。

姚前是在2024年4月26日官宣被查。北京日報“長安街知事”發文介紹，姚前曾在央行和證監會兩大金融監管部門任過職，而且多與金融科技有關。他也一直以“懂技術”自居，近年來經常就區塊鏈、虛擬貨幣、加密貨幣等話題發表見解，并出版多本專著。

界面新聞注意到，姚前存在的違紀違法問題中，“利用虛擬貨幣等進行權錢交易”相關表述系在落馬官員處分通報中首次出現。

此前，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黨組成員肖毅曾被通報，其在擔任撫州市委書記期間，“濫用職權引進和支持企業從事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的虛擬貨幣‘挖礦’活動。”這是虛擬貨幣名稱首次出現在落馬官員處分通報中，不過官方并未披露肖毅支持“挖礦”是否存在利用虛擬貨幣行受賄行為。2023年8月，肖毅因受賄1.25億余元，以及犯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姚前是紀委監委明確通報的首個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權錢交易的案例。”長期關注泛互聯網刑事犯罪問題的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揚律師告訴界面新聞，實際上，此前體制內外，包括一些級別比較低的官員都已出現了利用虛擬貨幣行受賄的情況。

虛擬貨幣目前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我國在2017年和2021年曾先后出臺金融政策，認定虛擬貨幣相關業務屬于非法金融活動，禁止有關虛擬貨幣的定價、中介、交易等。

但是，近年來國內虛擬貨幣投資并未完全銷聲匿跡，犯罪案件也大量涌現。2024年6月，蘭迪律師事務所發布《近五年涉虛擬貨幣刑事案件審判白皮書》介紹，從案由來看，涉虛擬貨幣犯罪廣泛分布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侵犯財產罪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等領域，主要涉及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洗錢罪等多個罪名。

劉揚表示，因為虛擬貨幣本身的特性，近年來社會公眾越來越認可其價值。虛擬貨幣兌換非常方便，交易具有一定隱蔽性，尤其是利用公鏈、錢包等不需要實名認證的工具進行財產轉移，調查難度會相對比較大，所以利用虛擬貨幣行受賄將來可能會受到更多腐敗官員的青睞。

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對界面新聞指出，從腐敗媒介和中介層面看，利用虛擬貨幣行受賄也是屬于新型腐敗的一種，這是最近幾年出現的一種新的腐敗形態，“相對于以前官員存在的服務類腐敗和金錢腐敗，虛擬貨幣從其功能來說，介于前述兩種腐敗行為之間，看不見摸不著，同時又可以像貨幣一樣進行購買。”

“新型腐敗”的提法首見于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其與“隱性腐敗”并列提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曾發文指出，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是傳統腐敗在外在形態上的偽裝變異、翻新升級，比傳統腐敗在過程、方式、主體、手段方面呈現出更多的間接性、市場性、偽裝性、迷惑性，給查處和認定帶來困難。

2024年7月，審計署受國務院委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2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其中提到，隨著反腐力度加大，借助信息技術、監管漏洞等腐敗行為更趨隱蔽，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開始顯現。如金融監管部門某司級干部利用職務影響力，長期扶持特定民企提升行業競爭力，收取巨額錢款及股權，并通過同一網點先取后存、借用親屬銀行賬戶、虛擬貨幣交易等“技術處理”隱藏民企轉款來源，呈現典型技術特征。

以虛擬貨幣為代表的新型腐敗不斷出現，也帶來如何追責和長遠治理的新難題。

“利用虛擬貨幣行受賄的定罪量刑跟其他罪名一樣，并無問題，只是受賄數額的認定是個難點。”劉揚表示，我國法律其實對于虛擬貨幣屬于虛擬商品的定位一直沒有變化，只是法律實務界對于其是否具有財產價值或者是否應當以財產性利益予以保護，目前來看，爭議還比較大。

他表示，從實踐來看，如果不把它作為財產性利益予以評判的話，可能有些行為難以規范，比如盜竊虛擬貨幣，可以以非法獲取計算器信息系統數據罪去規范，那么搶劫、騙取虛擬貨幣，或者敲詐勒索要求以虛擬貨幣支付金額的行為，就很難以數據犯罪評判，這種情況還是應該以財產性利益進行規范。

劉揚建議，針對如何認定行受賄金額，首先，要看虛擬貨幣是不是行賄人用錢買來的，如果是用錢買的就有記錄，從而可以根據行賄人花多少錢買的虛擬貨幣作為定價依據，另外，也要看受賄人有沒有賣，如果變賣，可以變賣的價值作為金額認定標準，如果行賄人本身沒有買，受賄人也沒有賣，那就可以市場公允的價格來界定受賄金額。

莊德水認為，查處和認定虛擬貨幣行受賄，可以從它給腐敗官員帶來的好處方面來介入和認定。行受賄行為都是以權謀私，都是權力的非公共性使用，不管腐敗媒介和中介怎么變，但兩個特征不會改變，一個是謀私，另一個利用公共權力。未來，需要不斷完善法律制度體系，特別是隨著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問題越來越多，需要國家有針對性地在司法層面提出指導性意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要從立法層面提出明文要求和建設性條款，這樣也有利于基層把握司法執行標準。”莊德水說。

劉揚還指出，作為辦案部門，紀委監委要增強專業能力，加大對新型行受賄案件的查辦力度。因為虛擬貨幣犯罪隱蔽性比較強，紀委監委在確定證據流向和金額認定等方面會面臨一定困難，對此，未來也可以借助第三方機構輔助偵查，比如對涉案虛擬貨幣數據進行分析以及處置等。

“最后要把違法所得上繳國庫，但是，如何處置涉案虛擬貨幣目前也面臨一些法律爭議，有待在法律層面進行完善。”劉揚說。

界面新聞注意到，2024年9月，人民法院報發表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凱的文章《虛擬貨幣司法處置須規范化》一文。文中引用數據指出，截至2022年底，中國司法機關有待處置的虛擬貨幣總量驚人，總價值估計超過數十億美元。2023年涉虛擬貨幣犯罪涉案金額陡增至4307.19億元人民幣。文章建議盡快出臺全面的虛擬貨幣司法處置指導意見，明確法律地位和合規要求。

莊德水指出，這次官方通報首例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權錢交易案例代表一種好的趨向，一方面能體現我國反腐力度越來越大，能將一些新的腐敗手法、手段都納入到反腐敗事業中，另一方面也能體現反腐敗的深度，不僅僅是圍繞傳統腐敗問題來展開工作，更重要的是緊跟現在新出現的腐敗變種和手法，來整體推動反腐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