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唐納德·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之初，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寫下了一篇雜文，題為《特朗普執政下的藝術》。沒有一個時間比特朗普再次勝選之時更適合重讀這篇文章。

阿特伍德的質問是：在充滿著“不確定與恐懼”的特朗普時代，藝術家們要書寫什么，創作什么？什么樣的小說、詩歌、電影、電視劇、電子游戲、繪畫、音樂或圖像小說會充分反映美國的下一個十年？五十年后，對于這個時代的藝術和寫作會有什么評價？

毫無頭緒，也沒什么希望。在文中，阿特伍德想到了多種多樣的歷史上的或可能狀況下的藝術家境況：統治者極度熱愛藝術，或者對藝術不聞不問；創作者向當權者俯首稱臣，或是努力批判與抵抗；藝術家被抓進勞改營，或是遭“冷處理”后無人問津。在種種歸納和設想的最后，阿特伍德寫道，“短期內，我們能期待藝術家做的，也不過是我們一直在期待的事……只要你還能做，就盡你所能去做；創造出讓人可以短暫逃避、體驗頓悟時刻的另類世界；在已知的世界中打開一扇窗戶，讓我們看看外面的模樣。”

藝術與藝術家如果在今天仍有意義，意義便在于提醒每一個，你不僅僅是一張選票、一個統計數字。“人生可能會被政治扭曲——許多人確已如此——但我們最終并不等同于這些政客的總和。縱觀歷史，為此時此地、盡其所能雄辯有力地表達人類本質的藝術作品，一直都留有希望。”

《特朗普執政下的藝術》（2017）

撰文 | [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翻譯 | 賴小嬋 張劍鋒

藝術有什么用？在一個以金錢為主要衡量價值標準的社會，常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往往提問者并不懂藝術，因此也就不喜歡藝術和從事創作的藝術家。然而，現在是藝術家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美國的作家和其他藝術家而言，時下寒意凜然。鐵腕人物壓制藝術自由、要求奉承吹捧，素有惡名：他們的規矩就是“要么跪舔，要么閉嘴”。冷戰期間，眾多作家、電影制作人和劇作家因被懷疑從事“非美活動”而遭到聯邦調查局上門調查。那段歷史會不會重演？自我審查制度會不會出現？美國是不是可能正在進入“薩密茲達”時代——手稿私下流傳，因為將其出版就意味著招致報復？聽起來很極端，但考慮到美國本身的歷史加上席卷全球的專制政府浪潮，這并非毫無可能。

面對這種種不確定與恐懼，美國從事創作的群體忐忑地互相敦促，切不可不戰而降：不要放棄！寫你的書！創作你的藝術！

但是書寫什么，創作什么？五十年后，對于這個時代的藝術和寫作會有什么評價？約翰·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讓大蕭條時代獲得了不朽，這本書詳盡描述了美國社會最底層人民經歷那段沙塵暴干旱歲月的切身感受。阿瑟·米勒的戲劇《坩堝》涉及獵巫與大規模指控，是對麥卡錫主義的精準隱喻。克勞斯·曼一九三六年的小說《梅菲斯特》講述一位著名演員如何發跡，展示了絕對的權力如何將藝術家徹底腐化——這故事出現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可謂恰得其時。什么樣的小說、詩歌、電影、電視劇、電子游戲、繪畫、音樂或圖像小說會充分反映美國的下一個十年？

我們迄今毫無頭緒，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除了一切不可預測本身，沒有什么是可以預測的。然而，這么說吧，唐納德·特朗普對藝術的興趣，若以1到100的量表衡量，讀數介于0與-10之間，比過去五十年來任何一位總統都要低。過往有些總統毫不在乎藝術，但至少他們出于政治需要考量還會裝一裝。特朗普則不會。事實上，他甚至可能都沒有注意到藝術的存在。“非美活動”指于美國安定不利、破壞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早在1938年，美國眾議院已設立“非美活動委員會”（HUAC），以調查與共產主義活動有關的嫌疑個人、公共雇員和組織，調查不忠與顛覆行為而出名。“薩密茲達”意指以地下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通。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s）是一種將圖畫與文字相融合的文學體裁。相較簡單的兒童繪本，它具有更強的劇情性；而對初級閱讀者而言，它又不會讓低齡兒童面對繁雜的文字望而卻步，是一種適合兒童的章節書啟蒙讀物。

其實這可能對我們有利。有些當權者對藝術頗感興趣，自詡為專家和權威人士，對于那些其藝術風格令當局不滿的作家和藝術家來說，這可是極壞的消息。那些人或被打發到勞改營，或被譴責為墮落敗類。但愿大多數創作人士都能設法低調行事，如微塵芥子般免遭察覺。

美國沒有勞改營。這里更喜歡通過暗中排斥來表達不滿：編劇的電話不響了，就像“好萊塢十君子”那樣；音樂家的歌曲不再播放，比如巴菲·圣-瑪麗在越戰期間因為她那首《普通士兵》遭到封殺；作家的書找不到出版商，例如瑪麗蓮·弗倫奇的《從黃昏到黎明》多年來都無法出版。文化大氣候的變遷完全可以預料，各類獎賞流向那些愿意跟隨在任上位者起舞的人，而那些拒絕合作的人則會受到無聲的懲罰。這些報復呈現的形態不一，可能是惡毒的總統推文，例如特朗普最近針對他主持過的真人秀《學徒：名人版》發推，借收視率問題怪罪接手主持該節目的阿諾德·施瓦辛格；也可能是粗魯的公開斥責，就像梅麗爾·斯特里普在金球獎獲獎發言中含蓄地批評特朗普恃強凌弱之后隨即遭到后者的回懟。

言論自由——美國民主的標桿——會怎么樣呢？這一理念是否會成為仇恨言論與網絡霸凌的委婉說法，成為猛擊“政治正確”的重錘？一切已然開始。如果情況加劇，那些捍衛言論自由概念的人是否會被左派攻訐為法西斯分子的同路人？

當然，我們可以指望藝術家來維護我們更好的價值觀！難道他們不是人類精神最崇高的特質的代表嗎？未必如此。從事創作的人士，究其秉性和品行，林林總總，不盡相同。有些只是收錢辦事的藝人，是想賺取百萬美金的機會主義者。有些人則更是居心險惡。電影、繪畫、作家與書籍并不存在固有的神圣特質。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也是一本書。

過去，有很多從事創作的人士向當權者俯首稱臣。事實上他們特別容易屈服于專制主義的壓迫，因為作為孤立的個體，他們很容易被瞄準。畫家可沒有民兵武裝來保護他們；如果你跟電影編劇過不去，他們也指揮不動地下黑手黨把一個血淋淋的馬頭放到你的床上。受抨擊者可能會得到其他藝術家的口頭保護，但如果無情的權勢集團一心想要摧毀他們，這種保護根本不值一提。筆比劍更有力，但只在回顧歷史時如是：戰斗之際，獲勝的通常是執劍之人。不過這里是美國，有著悠久而光榮的抵抗歷史，這里眾聲喧嘩、千人千面的多樣性本身就具有某種防御力量。

當然，會有抗議運動，藝術家和作家會被敦促加入其間。這是他們的道德責任——或者說人們這樣告訴他們——要為這個事業發出自己的聲音。（總有人向藝術家說教他們的道德責任之所在，而其他專業人士——例如牙醫——通常避免了這種命運。）但是，告訴從事創作的人士應該創作什么，或者要求他們的藝術為別人制定的高尚議題服務，是件需要慎重對待的事。他們中的某些人，如果聽從此類勸告意味十足的指導，很可能會產出純粹的鼓吹宣傳或者沒有深度的寓言——不管哪一種，都是枯燥乏味的說教。平庸者的藝術畫廊貼滿了善意的墻紙。

然后呢？哪種真正具有藝術性的反應可能行得通？也許是社會諷刺作品。或許有人會嘗試類似喬納森·斯威夫特《一個小小的建議》的文作，這篇短文建議將吃掉嬰兒作為解決愛爾蘭貧困問題的一種經濟手段。但不幸的是，當現實超乎最荒誕夸張的異想天開，諷刺往往會落空——現今正日益如此。

在政治壓迫時期，科幻小說、幻想小說與推想小說常被用來表達抗議。它們講述真相，但講得婉轉含蓄，就像一九二四年葉甫蓋尼·扎米亞京在昭示壓迫即將到來的小說《我們》中所做的那樣。在麥卡錫時代，眾多美國作家選擇了科幻小說，因為這一體裁使他們能夠批評社會又不會被那些有心鎮壓批評的勢力輕易發現。

有些人會創造“見證藝術”，就像那些對戰爭、地震、種族滅絕等巨大災難予以反應的藝術家。當然，寫日記的人已經在行動了，他們記下事件和對事件的反應，就像那些記錄黑死病、直到自己也死于黑死病的人；或者像安妮·弗蘭克，在她的閣樓藏身處寫日記；或者像塞繆爾·佩皮斯，記錄下倫敦大火期間發生的事情。單純的見證作品也可以釋放出強大的力量，例如納瓦勒·薩達維的《女子監獄回憶錄》，講述了她在安瓦爾·薩達特執政埃及期間身陷囹圄的經歷。美國藝術家和作家很少羞于探索他們自己國家的鴻溝與裂隙。我們希望，如果民主突然土崩瓦解，言論自由受到壓制，有人會記錄下整個過程。

短期內，我們能期待藝術家做的，也不過是我們一直在期待的事。隨著曾經堅實的確定性分崩離析，也許栽培你自己的藝術花園就已經足夠了——只要你還能做，就盡你所能去做；創造出讓人可以短暫逃避、體驗頓悟時刻的另類世界；在已知的世界中打開一扇窗戶，讓我們看看外面的模樣。

隨著特朗普時代的來臨，在危機時刻或者恐慌時刻，是藝術家和作家還能夠提醒我們，每個人不僅僅是一張選票、一個統計數字。人生可能會被政治扭曲——許多人確已如此——但我們最終并不等同于這些政客的總和。縱觀歷史，為此時此地、盡其所能雄辯有力地表達人類本質的藝術作品，一直都留有希望。

正文部分節選自《接下來會發生什么？阿特伍德隨筆集2004-2021》，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