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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這是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韓國70后女作家韓江的獲獎理由。在接到瑞典文學院的電話后，韓江淡淡地表示自己剛跟兒子吃完晚飯，現在準備喝茶慶祝一下。

令人意外的是，韓江幾乎算是“年輕作家”，且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女性。2015年，韓江才踏上國際文壇，距離獲得諾獎不足10年，這樣的速度令人佩服。而早在2016年，韓江也已是獲得布克獎的首位亞洲作家。

她的作品有何特色？在她的寫作生涯中又歷經了怎樣的故事？在今天的TOPHER人物中，我們將帶您走近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01、書是半生命體

1970年，韓江出生在韓國光州的一個文學世家，她的父親韓勝源曾獲代表韓國中短篇小說最高水準的李箱文學獎，不過在韓江幼時，其父親還是個沒有什么名氣的年輕小說家，家里也并不富裕。不過，韓江的家庭非常重視文學藝術，也鼓勵孩子們自由思考，表達個人見解。

韓江說：“他把我們那沒有家具的房子堆滿了書。書架上的書如洪水般傾瀉而下，凌亂地堆滿了地板，像一家從沒整理過的二手書店。對我來說，書是半生命體。”

換句話說，被書籍熏陶的時光組成了韓江的童年，而這似乎就是她走上文學之路的重要基石。韓江在10多歲時非常喜歡俄羅斯文學，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且反復閱讀過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人之死》。14歲時，韓江在閱讀韓國作家林哲宇的《沙平站》之后，她說：“我被這個生動的故事迷住了，決定成為一名作家。”

大學畢業后，韓江先是做了3年編輯。在工作期間，她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只是為了留出時間創作。后來因為寫作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干脆辭職成為了專職作家。

韓江初入文壇緣自1993年她在《文學與社會》發表的詩歌，她曾說“我的寫作是從詩歌開始的。我的小說與詩有很大重疊，寫詩讓我進入情緒。”對于這部詩集，韓江曾表示，“我花二十年的時間寫了一本詩集，通過這種方式重新審視語言與真實的關系。任何語言、每個句子都包含著美麗和卑劣、純潔和骯臟、真相和謊言。”

1994年，韓江憑借短篇小說《紅錨》在文壇嶄露頭角，并先后榮獲《首爾新聞報》年度春季文學獎、韓國小說文學獎、今日青年藝術家獎、東里文學獎等，在這一階段韓江大多數是韓國國內文學獎。

2016年5月，韓江憑借小說《素食者》擊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新作《我腦袋里的怪東西》、暢銷書“那不勒斯四部曲”終曲《失蹤的孩子》等154名競爭對手最終成為布克國際文學獎歷史上第一位亞洲作家。

2018年，她憑借作品《白》再次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并且創紀錄的在同一年憑借《少年來了》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

在韓江看來，“我覺得寫作就像是點燃火柴，在一旁凝視火苗燃燒，直至熄滅。也許這就是小說所能做的一切。就在這凝視的瞬間，向人類和人生提問。也許，我就是在完成一部部小說的過程中推動著我的人生前進。”

02、女性視角主體

與父親側重傳統敘事的文風有著顯著的差別，她的文學風格更加傾向于探索內在世界，探究人性與生命，女性則是韓江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在大家較為熟悉的《素食者》中，為了逃避來自丈夫、家庭、社會和人群的暴力，一位女性開始拒絕自己的“人類”身份，甚至決定變成一棵樹，一棵只需要陽光和水，謝絕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韓江在書中描繪了一個普通女性對緊縛自己的守舊傳統與思想的抵抗。

而《失語者》的主人公經歷了母親去世、離婚、訴訟，最終失去了九歲兒子的撫養權，送走孩子之后她患上了失眠，且每周都去看一次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判定她是因為近來的生活境遇刺激下的暫時失語，可她只是一遍遍在桌上寫著“不是的，沒那么簡單……”

韓江兇惡的父輩、不負責的丈夫、滿腦子欲望的姐夫們構成的群體，對女性的壓榨，

韓江作為一位敏銳的記錄者，記錄下了那些不尋常的女性們的生活，那些對女性壓榨的兇惡父輩、不負責的丈夫、滿腦子欲望的姐夫們等等，在她筆下的女性，可能有柔弱、傳統，但每一個女性角色都非常敏銳立體。

換句話說，她以女性為主體書寫，從根源上回望了生活為人們所帶來的創傷，并且這些女性均在以生命的力量反抗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規訓。

03、充滿疼痛的書寫歷史

如同諾獎頒獎詞所言，韓江通過克制又平靜的語言，極其細膩地描繪著日常生活里不可推卸的傷痛和絕境。在韓江的創作生涯中，身體的疼痛同樣伴隨著她。

從十幾歲起，韓江就患上了偏頭疼，此外，她還有嚴重的指關節勞損，后期甚至無法敲打鍵盤，只能手寫。后期，手寫都難以支撐，韓江也因此沉寂了兩年時間。

好在，韓江后來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倒握圓珠筆在鍵盤上敲字，正是通過這樣的方法，她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了《樹火》。

在韓江的作品中，總帶有一絲冷冽的痛苦，這種并非血淋淋的剖析方式卻讓人在讀完不由感到切膚之痛，無論是歷史宏大的敘事亦或是著眼于小人物的刻畫都是如此。

在2014年出版的《少年來了》的作品中，韓江聚焦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光州民主運動，借少年之口，韓江講述了暴力帶來死亡后的一種反思：“我們在觀看往生者時，其靈魂會不會也在一旁看著他們自己的面孔呢？走出禮堂前，你回頭巡視了一番，不見任何靈魂蹤影，只有沉默仰躺的遺體，與臭氣沖天的腐尸味”。

2018年入圍布克獎短名單的小說集《白》里，主人公置身二戰后殘余廢墟的波蘭華沙街道，忽然感到“城市就像是一個人的從死到生”。可以看到，通過這種生與死、人和軀體的對話，韓江將現實邊界打破，帶領眾人進入到了更宏大的人類命運關照中。

其實，在后期，韓江的作品邊界也逐漸拓寬，除了上述的《少年來了》，后期的《不做告別》則是圍繞駐韓美軍在濟州島的屠殺事件進行展開。這些在韓國文學中，都是少有的題材，韓江的記錄和發問原本就是一種莫大的勇氣。

或許如同韓江所言：“盡管存在暴力，但人類擁有感受他人痛苦的力量，以及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能力。只要我們的內心擁有提出疑問的力量，即使看似微弱，希望就不會消失，始終會存在于我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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