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陳璧君 記者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這兩年，“發瘋文學”成為年輕人表達情感的一種形式，為什么理性的人需要回歸非理性來宣泄情感？發瘋或癲狂意味著什么？

在俄羅斯作家葉夫蓋尼·沃多拉茲金看來，言行癲狂的圣愚是根植于俄羅斯宗教信仰的特殊存在。他認為，這個僧人的癲狂只是外在狀態，圣愚以其佯狂揭示了世界本身的瘋狂，這是一種“超脫法律的壯舉”。

沃多拉茲金三度摘得俄羅斯文學最高獎“大書獎”，是一位對文學現狀高度敏銳的寫作者。他察覺到，現代的讀者越來越不相信虛構的力量，他們希望被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說服，這也是非虛構文學日益流行的原因。

獲得2013年“大書獎”第一名的《拉夫爾》今年出版了中譯本。書封上有一行小字——“非歷史小說”，這向讀者揭示了沃多拉茲金的寫作態度：本書所寫，既非史書上的歷史，也不是充滿虛構的歷史小說，《拉夫爾》追求的是高于歷史的真實性。在書寫主人公的結局時，沃多拉茲金甚至落下熱淚，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時說：“拉夫爾是一個真正存在著的人，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我是如此為他動容。”

在一個需要假裝癲狂才能直抒胸臆的時代，什么樣的人是“真正存在著的人”？在文藝影視作品通過塑造惡人“大快人心”的當下，好人不再受歡迎了嗎？沃多拉茲金想用好人的故事為讀者帶來“含淚的微笑”——這也是他最愛的小說家、俄國作家果戈里的喜劇風格。或許，對每一個為生活感到沮喪的讀者而言，《拉夫爾》的意義就在于此。

01 圣愚的行為是一種“超脫法律的壯舉”

界面文化：《拉夫爾》的封面有一行小字“非歷史小說”，你解釋稱，歷史只是作為人物發展的背景讓你感興趣。有學者據此認為，你的小說是“新現代主義”文學，是用不同時代的現實來說明人并不完全依賴歷史社會環境而存在，歷史也并不決定人的個性。你怎么看待歷史和虛構的關系？

沃多拉茲金：出版社希望我寫一部歷史小說，但我自己并不喜歡歷史小說，甚至不太喜歡類型文學，我想在這本書里利用類型文學的形式來傳達其他的意義。我不想讓那些喜歡歷史小說的讀者失望。畢竟書的價格不低，如果他們花了錢卻買到不喜歡的書，何必呢？所以我告訴出版社的人，這并不是一部歷史小說。后來出版社便將這五個字印在了封面上，實際上不是我的主意。

《拉夫爾》是用中世紀詩學的手法寫成的，某種意義上后現代主義詩學與中世紀詩學確有相似之處。我簡單列舉兩個特征：首先，碎片化的文本結構在中世紀文學很常見，作品是由各種片段拼貼組成的。其次，中世紀文學往往是匿名的，這也可以與羅蘭·巴特所定義的“作者之死”相對應。中世紀文學追求更強的真實性，給讀者一種并非虛構、現實正是如此的閱讀體驗，這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非虛構文學也很相似。

我還想就中世紀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區別做一點補充。與中世紀文學不同的是，現代文學具有一種游戲性質，即我們約定俗成地假設事物的面貌，作者則負責編造那些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文學就好像作者和讀者一起玩一種叫做“虛構”的游戲。但現在，讀者越來越不相信虛構，他們希望被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說服。現代文學開始羞于展現其虛構性，因此，“自傳式虛構”（autofiction，亦稱自虛構或自小說）應運而生，這是一種表現得像“非虛構”的虛構文學類型，這樣的虛構方式被認為是有效的，它在當前的文學界越來越流行。

界面文化：《拉夫爾》的開頭，你介紹了阿爾謝尼的職業“大夫”在中世紀的意思，它出自“開口說話”這個詞，這意味著話語的力量非常重要。在小說的對話里，你還使用了大量雜糅的教會斯拉夫語、古俄語與現代俄語，詳細書寫了阿爾謝尼讀古書、教妻子念古書的過程，以及阿爾謝尼不斷對死者說話的情節。在中世紀俄羅斯，口語和文字的重要性是怎樣的？

沃多拉茲金：在中世紀，書面語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阿爾謝尼的祖父克里斯托弗，就總是在樺樹皮上記錄各種事物。他認為，口頭語言只有在空氣中振動發出聲音才有效，一旦振動消失，語言也就消失了。唯有書面的文字才能賦予語言以物質特性，使之具象地保存下來并流傳至后世。

尤其是在俄羅斯中世紀，人們對書面語言的態度非常鄭重。舊手稿中的字母和詞語，如“上帝”或“圣母”，都被認為具有某種神圣性。這些記錄了神圣詞語的書籍會被妥善保存，即使是老舊破損的手稿，也不會輕易燒毀，而是被放在木板上順水漂流，讓書籍進入永恒的旅程，它們依然是神圣的。我通過克里斯托弗的形象，反映的是古羅斯對書面文字的敬重態度。

界面文化：在《拉夫爾》中你寫到了“瘋子”福馬和卡爾普。福馬總是被別人打，他卻說，“俄羅斯人是虔誠的。瘋子應該忍受苦難，便走向罪孽，為的是確保他能有這種苦難。”俄羅斯文學似乎有很多這樣的受苦者形象，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的梅詩金公爵。

沃多拉茲金：也許這里存在某種語言文化的差異，把他們翻譯為“瘋子”并不準確。在英語中，“圣愚”（юродивый）被翻譯為holy fool，這也不是完全準確的。在我看來，圣愚的癲狂行為是一種“超脫法律的壯舉”：一個人不僅實踐禁欲的苦行，而且還通過奇怪的舉動掩蓋這一點，癲狂只是這種行為的外在狀態。俄羅斯的一首教堂圣歌提到，圣愚以佯狂揭示了世界本身的瘋狂。我寫到這樣的形象，是想體現人類心理的悖論：圣愚不能被冒犯，因此很多人都想冒犯他們。被禁止的東西有其特別的吸引力。

02 遺憾的是，如今的世界缺乏故事中的正義者

界面文化：你在多次訪談中都說，當代人的時間是快速發展的、橫向的時間，中世紀的時間則是一種縱向的時間觀。時間的橫向或縱向運動，它具體指的是什么？

沃多拉茲金：現今的時代是一個“水平”的時代，我的意思是，在人類的歷史中，時間總是從一個點向另一個點做橫向運動，從生到死，從開始走向終結，這是一種線性的時間觀。而在中世紀，還存在另一條“垂直”的時間坐標，即縱向的運動，它指引人們向上抵達天堂、通往永恒。盡管中世紀的人們壽命較短，但他們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比現代人更豐富，他們的時間被向上的運動擴展了。可以說，追尋永恒就是中世紀人的思維特點，其核心是人的信仰，對于現代人而言，這種“垂直”的、以信仰為核心的時間意識幾乎不存在。

界面文化：《拉夫爾》也用到了類似的表述，故事中的長老告誡不遠萬里來耶路撒冷朝圣的阿爾謝尼，不要過分熱衷于長途跋涉的水平運動，而要熱衷于垂直運動。這里的水平和垂直指的是你對空間運動的思考嗎？你怎么看待時間和空間的關系呢？

沃多拉茲金：是的。和剛剛討論的橫向和縱向的時間運動不同，這里我也用了水平和垂直的表述，指的卻是空間。

米哈伊爾·巴赫金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時空體”（chronotope），最初是由時間（khronos）和空間（topos）這兩個希臘語詞結合而來。這位偉大的文藝理論家認為，空間和時間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總是相互包含、互生共存。在《拉夫爾》中，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與之有所相似，主人公阿爾謝尼不僅在穿越空間，同時也在與時間抗爭。重要的是這個情節——阿爾謝尼到達了耶路撒冷，雖然他歷盡艱辛跨越了很長的距離，但圣墓邊的長老對他說：你完全可以在俄羅斯的修道院里就提出你的問題，而不必來到這里。他這么說是要提醒阿爾謝尼，最重要的運動不是地理上的運動，而是精神的向上之旅。

界面文化：去年，你為中國讀者創作了一個短篇小說《水鏡的裂隙》。在給中譯者的電子郵件中你寫道：“我努力選取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作家的勞動在所有國家的狀況或許都大致相同。”故事發生在一位已成名的作家和未成名的外賣員寫作者之間，將年輕一代與老一代創作者的不同心理展現給讀者。你覺得什么樣的勞動對作家而言是真誠、有效、合理的，什么樣的勞動又是作家應該避免的？

沃多拉茲金：當一個作家推廣自己的作品，無論他要面對的是哪國讀者，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在我看來，作家首先應該關注如何表達出自己的核心思想或情感，而不是迎合讀者的意見。因為讀者其實無法得知作家的寫作能提供什么，那么這也是作家的主動性所在：敏銳地感知什么對讀者有益，并把這些東西呈現給他們。

其次，為了某個特定的文學獎項而創作，想著如何取悅評審團，這是現實中很常見的情況，但我覺得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我曾經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拉夫爾》入圍俄羅斯最重要的文學獎“大書獎”短名單時，一位評論家告訴我，你是拿不到這個獎的，因為這個獎是頒給“主流”的，而《拉夫爾》不是一本主流的小說。結果，我還是得了“大書獎”。之后，當我再次遇到這位評論家，他對我說：“我知道你拿到了這個獎——這說明‘主流’已經改變了。”所以，不要想著獎項，也不要想著主流，作家應該依照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去寫作。

界面文化：那么《拉夫爾》寫到的精神之旅，是你身為寫作者想傳達的理智和良心嗎？

沃多拉茲金：可以這么認為。到了某個年齡段之后，你就會開始思考一些事情，這些事情較為嚴肅，在年輕時可能很少觸及。你開始看見生命和生活的邊界，會對這條邊界以外的面貌感興趣。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切都應該變得沉悶無趣。嚴肅、深度和幽默之間并不相悖，我的小說不光書寫嚴肅的事情，它有不少幽默的地方，也可以說是想給人帶來“含淚的微笑”（這也是作家果戈里講故事的風格）。

界面文化：你曾說過，創作《拉夫爾》是想講一個“能每天、每小時做出犧牲的人”，接續“好人”的文學傳統。“好人”又是怎樣的呢？

沃多拉茲金：“好人”和“圣愚”不太一樣，我們不能將“圣愚”簡單定義為善良的人。他們太過與眾不同，但最終他們也是善良的，只是他們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善良。他們羞于展示自己的善意，并盡力隱藏它。

界面文化：對于當下的俄羅斯來說，“好人”的概念還存在于年輕人的思想中嗎？你前面說到讀者的“主流”變了，是否意味著這個傳統得到了接續？

沃多拉茲金：既然評審團決定把“主流”的獎項頒給我，也許確實帶有這樣的含義。有一個俄羅斯民諺：“沒有義人就沒有村莊，沒有圣人就沒有城市。”（俄文為“Без трех праведников не стоит земля”）它的意思是，世界的存在依賴于正義之人。如果沒有正義之人，生活是不可能的。這個短語曾出現在俄國作家尼古拉·謝苗諾維奇·列斯科夫的作品中，還有其他作家也寫過。這句話在我的另一部小說《島的辯護》（Оправдание Острова）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遺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現在仍然很缺乏這樣的正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