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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更新版的電子支付指標,如何平衡監管與效率?|大咖聊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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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更新版的電子支付指標,如何平衡監管與效率?|大咖聊營商

在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擴大消費、跨境支付便利化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動下,電子支付的內在發展動力仍然充沛。中國電子支付尤其是移動支付正在全球范圍內面臨激烈的競爭,必須做好積極應對的準備。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界面新聞記者 | 黃景源

界面新聞編輯 | 彭朋

編者按:2003年至2020年,世界銀行連續17年對全球190多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進行評價,中國的排名從《營商環境報告2018》的全球第78位提升到《營商環境報告2020》的第31位。

20235月,世界銀行推出全新的“營商環境”評估體系(Business-Ready)——營商環境成熟度評價。此次評測上海成為代表中國參與世行評估的專家調查的唯一樣本城市。評估維度從辦事便利度拓展到監管框架完備度、公共服務可及性、企業辦事便利度三個維度,還包含數字技術運用、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和性別平等三個主題;評估對象拓展到大中小各類內外資企業(不包括國有企業);數據采集更加多元化,還首次引入企業調查(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6個片區)。

近年來,上海以對標國際營商環境一流實踐為牽引,推出綜合舉措,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2018年以來,上海每年出臺一版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到今年已經是第七版,從1.07.0,累計推出了逾千項改革舉措,涵蓋了市場環境、政務環境、投資環境、涉外營商環境、創新環境、監管環境和企業全生命周期服務等多個方面。

為對標最新版世行B-Ready評價體系、主動回應企業關切和便利獲取相關政策,上海市發展改革委聯合界面新聞,耗時2個多月,先后采訪了來自各行各業的十多位專家學者,推出“大咖聊營商”專題。專題涉及公用基礎設施服務、獲取經營場所、勞工、金融服務、知識產權、解決商業糾紛等多個方面,專家學者們一起探討,一起謀劃,為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諫言獻策,也為持續打造貿易投資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政府服務最規范、法治體系最完善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出力出彩。

2023年,世界銀行推出全新營商環境評估體系B-READY(Business Ready),新的評估體系增加了18個涉及電子支付的指標,用來評估電子支付良好監管實踐以及電子支付服務效率。

近日,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合規和公共事務部政府事務高級專家楊德森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指出,中國在電子支付領域營造友好、先進的營商環境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和矚目成就,在風險管理、客戶資金保護、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指標上,中國更是在全球范圍內具備優勢。

對于電子支付的評估,B-READY主要聚焦于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和效率。楊德森認為,平衡監管與效率的關系,要抓住“創新”這個牛鼻子。創新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還包括模式上的變革、思想上的進步和解放。創新的主體也不僅僅是企業,也包括政府和監管部門。監管需要適應技術帶來的變化,把技術看作是“中立”的,把技術帶來的風險作為新的變量加以研究。

展望電子支付的未來趨勢,楊德森表示,在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擴大消費、跨境支付便利化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動下,電子支付的內在發展動力仍然充沛。

*以下是界面新聞采訪全文,刊發時略有編輯。

界面新聞:世界銀行B-READY項目,新增了哪些關于電子支付的指標?這與世行之前的項目有何區別?

楊德森:BR(Business Ready)相比DB(Doing Business)有幾個重要的變化:一是主題的變化,DB是12個主題,BR是10個主題,這10個主題吸收繼承了原來DB大部分主題。電子支付是原來DB評估中沒有涉及的,BR這套新評估體系增加上去的。

二是評估維度的變化,原來DB是監管框架和辦事便利度兩個維度的評估,但是BR變成了監管框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效率三個維度。

涉及電子支付的一共是18個指標,12個是評估電子支付良好監管實踐的指標,包括風險管理、客戶資金保障、費用條款和條件的透明度、可靠的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互操作性和促進競爭五個方面;另外6個是評估電子支付服務效率方面的指標,主要是涉及成本、時間、使用水平、性別差距等四個方面。

界面新聞:在上述指標中,您認為中國在哪些方面有優勢?

楊德森:在風險管理、客戶資金保護、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指標上,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優勢。

在風險管理方面,BR對于風險管理評估的是網絡安全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這三種風險。但中國的電子支付監管更進一步,將網絡安全風險拓展到信息科技、交易安全、客戶信息安全等多個風險維度,將流動性風險與清結算風險、業務連續性管理相結合。

在客戶資金保護方面的優勢,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在宏觀層面,中國采取了銀行存款保險、支付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兩種法律安排,與強化PSP(支付服務商)操作風險和交易安全風險管理監管相結合,對銀行和支付機構的客戶資金進行保護。

在微觀層面,中國在對于未授權支付交易、錯誤支付交易這幾種涉及客戶資金權益的特殊場景下PSP和客戶之間的責任邊界、風險處理方法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些答案凝結了中國電子支付行業多年監管和發展經驗,不僅符合中國國情,也具有在國際上推廣示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例如,中國法律對未授權交易中客戶的救濟方式,主要是要求PSP對未授權交易承擔先行賠付責任,更強調保護小微企業和個人客戶的利益。中國電子支付監管對客戶未授權和錯誤交易指令風險的處理涵蓋了指令執行前、中和后三個環節,給予客戶充分的救濟機會。

在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方面,中國更強調支付指令在特殊情況下的可撤銷性。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普遍情況下的可撤銷性,但將對未執行支付指令的處理留給PSP根據其風控能力和業務處理邏輯來自主決策,更加適應電子支付行業飛速發展,實現了效率與安全的平衡。

界面新聞:在前述電子支付指標中,中國在哪些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提升?

楊德森: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地看。首先,在某些監管實踐中,中國是“做得多、說得少”。也就是我們某些優秀的監管實踐,并沒有明確地寫入法律法規、制度文件,但是實操中卻是一以貫之、延續多年的。

其次,我們需要深思和推敲,BR是否具有絕對的代表性,能夠反映不同經濟體優秀的實踐?

我們不否認BR評估體系是經過廣泛的征求意見,凝結了業界、學界和監管部門的智慧。但是還是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某個經濟體的電子支付監管實踐,可能不符合世行評估標準,但是這種監管實踐本身卻又是先進、優秀的,只是各個經濟體發展階段和發展路徑不同,在監管理念和具體實現方式上有了分野。

這里我舉兩個例子,一個中國未授權交易的責任分擔和救濟安排,充分尊重PSP與客戶之間的自主約定,而不是法律強制性一刀切由誰來承擔什么責任和義務;另一個是在爭議沒有解決時,中國法律也沒有直接規定允許或者禁止PSP繼續收取非正義交易的相關費用,因為中國認為從保護利益的角度,無論時法律是否允許PSP可以繼續收取沒有爭議交易的費用,都存在合理性,與其法律硬性給出價值判斷,不如由客戶和PSP之間事先約定或者事后協商,這樣更有彈性,制度成本也更低。

總而言之,中國電子支付的監管實踐屬于“做得多、說得少”,BR的評估指標也存在優化的空間。

界面新聞:您能否介紹一下中國在電子支付領域、特別是監管方面的發展情況?

楊德森:從行業發展看,電子支付已經深入人心、滲透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6月發布的全球普惠金融調查(Global Findex)數據,全球76%的受訪者擁有賬戶,中國89%的受訪者擁有賬戶,高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均值(84%);中國86%的受訪者使用數字支付,高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均值(80%)。

電子支付呈現穩步增長態勢。2024年一季度,銀行共處理電子支付業務700.54億筆,金額851.46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66%和2.36%。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業務123114.19億筆,金額85.93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6.86%和1.50%。

20多年來,中國在電子支付領域營造友好、先進的營商環境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方面,中國建立了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體、以非銀行支付機構(下稱支付機構)為補充的龐大的電子支付PSP隊伍,另一方面,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的監管部門在推動電子支付行業穩建發展、鼓勵創新和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建立了完善、先進的電子支付監管體系。

中國電子支付監管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隨著技術發展和市場變化,監管策略和法規也在不斷調整和更新。在此背景下,中國電子支付行業有效防范了系統性風險、重大結算風險,同時提高了中國支付體系的服務效率、降低了支付成本,中國由此進入電子支付技術和實踐領先的國家之列。

界面新聞:世行對于電子支付的要求,主要聚焦兩個詞:監管與效率,您認為在電子支付領域,應該如何平衡這兩者的關系?

楊德森:監管和效率,其實不是一對矛盾,而是因和果、手段和目的的關系。BR中其實是三根支柱——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和效率。用監管框架這根支柱來捕捉法律、法規和各種監管規則中的法定信息,用公共服務和效率這兩根支柱來捕捉法律監管規則的實施效果。

可以說,監管與效率是“應然”和“實然”的關系,監管框架的完善與欠缺需要通過電子支付的效率加以體現,而監管的目的最終是為行業發展保駕護航、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要平衡監管與效率的關系,要抓住“創新”這個牛鼻子。創新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還包括模式上的變革、思想上的進步和解放。創新的主體也不僅僅是企業,也包括政府和監管部門。

我們現在講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還是要正確地看待和把握技術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在細分行業內的突破和帶動,更好地配置金融資源去支持創新。

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因此監管也需要適應技術帶來的變化。風險永遠都是監管的對象,但技術不是,要把技術看作是“中立”的,把技術帶來的風險作為新的變量加以研究,研究監管框架和具體監管規則上如何調整,以更好地容納創新,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樣做,監管與效率就不會是一對矛盾,就不會發生因為監管要求過于嚴苛、監管模式缺少彈性,產生抑制創新、犧牲效率的可能。

界面新聞: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境支付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在跨境支付便利化、國際監管合作方面有哪些具體舉措?

楊德森:在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一方面我們在人民銀行指導下開展外國人來華支付便利化服務,針對境外人士以銀行卡、信用卡為主的支付使用習慣,切實改善銀行卡受理環境,銀聯等銀行卡清算機構也加快與國際支付平臺互聯互通;同時增設外幣兌換機構和設施,支持境外人士使用境內外銀行卡支取人民幣現金;提升境外人士適用移動支付的友好度和便利性。另一方面,中國的PSP也走出國門,在服務中國人跨境游、全球買、全球付,中國跨境電商出海等方面也有長足進步。

在跨境支付國際監管合作方面,中國簽訂了政府間關于銀行和非銀行支付機構(PSP)的監管合作協議,就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監管分工與協調做出安排,建立日常監管溝通渠道,實現跨境PSP機構的監管全覆蓋和跨境風險的防范化解。同時參與擬定有關支付的國際準制和合作項目,協調國際主要國家之間支付結算安排的監管政策和實踐,統一跨境支付業務監管標準如反洗錢、反恐融資上報信息的標準等。

界面新聞:您如何看待中國電子支付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以及它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

楊德森:在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擴大消費、跨境支付便利化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動下,電子支付的內在發展動力仍然充沛。

過去幾年,海外平臺企業和數字支付機構抓住了非接觸式支付的風口,大力追趕中國移動支付。海外平臺企業不僅僅復制了中國過去今年在移動支付領域的成功,而且以移動支付作為業務場景的切入口,開始拓展到數字信貸、數字財富管理、數字保險等領域,與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和平臺企業形成了幾乎相同的生態模式。

與此同時,海外市場對于本國企業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海外平臺企業巨頭也在加緊布局。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電子支付尤其是移動支付正在全球范圍內面臨激烈的競爭,我們必須做好積極應對的準備。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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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更新版的電子支付指標,如何平衡監管與效率?|大咖聊營商

在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擴大消費、跨境支付便利化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動下,電子支付的內在發展動力仍然充沛。中國電子支付尤其是移動支付正在全球范圍內面臨激烈的競爭,必須做好積極應對的準備。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界面新聞記者 | 黃景源

界面新聞編輯 | 彭朋

編者按:2003年至2020年,世界銀行連續17年對全球190多個經濟體的營商環境進行評價,中國的排名從《營商環境報告2018》的全球第78位提升到《營商環境報告2020》的第31位。

20235月,世界銀行推出全新的“營商環境”評估體系(Business-Ready)——營商環境成熟度評價。此次評測上海成為代表中國參與世行評估的專家調查的唯一樣本城市。評估維度從辦事便利度拓展到監管框架完備度、公共服務可及性、企業辦事便利度三個維度,還包含數字技術運用、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和性別平等三個主題;評估對象拓展到大中小各類內外資企業(不包括國有企業);數據采集更加多元化,還首次引入企業調查(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6個片區)。

近年來,上海以對標國際營商環境一流實踐為牽引,推出綜合舉措,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2018年以來,上海每年出臺一版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到今年已經是第七版,從1.07.0,累計推出了逾千項改革舉措,涵蓋了市場環境、政務環境、投資環境、涉外營商環境、創新環境、監管環境和企業全生命周期服務等多個方面。

為對標最新版世行B-Ready評價體系、主動回應企業關切和便利獲取相關政策,上海市發展改革委聯合界面新聞,耗時2個多月,先后采訪了來自各行各業的十多位專家學者,推出“大咖聊營商”專題。專題涉及公用基礎設施服務、獲取經營場所、勞工、金融服務、知識產權、解決商業糾紛等多個方面,專家學者們一起探討,一起謀劃,為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諫言獻策,也為持續打造貿易投資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政府服務最規范、法治體系最完善的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出力出彩。

2023年,世界銀行推出全新營商環境評估體系B-READY(Business Ready),新的評估體系增加了18個涉及電子支付的指標,用來評估電子支付良好監管實踐以及電子支付服務效率。

近日,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合規和公共事務部政府事務高級專家楊德森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指出,中國在電子支付領域營造友好、先進的營商環境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和矚目成就,在風險管理、客戶資金保護、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指標上,中國更是在全球范圍內具備優勢。

對于電子支付的評估,B-READY主要聚焦于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和效率。楊德森認為,平衡監管與效率的關系,要抓住“創新”這個牛鼻子。創新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還包括模式上的變革、思想上的進步和解放。創新的主體也不僅僅是企業,也包括政府和監管部門。監管需要適應技術帶來的變化,把技術看作是“中立”的,把技術帶來的風險作為新的變量加以研究。

展望電子支付的未來趨勢,楊德森表示,在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擴大消費、跨境支付便利化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動下,電子支付的內在發展動力仍然充沛。

*以下是界面新聞采訪全文,刊發時略有編輯。

界面新聞:世界銀行B-READY項目,新增了哪些關于電子支付的指標?這與世行之前的項目有何區別?

楊德森:BR(Business Ready)相比DB(Doing Business)有幾個重要的變化:一是主題的變化,DB是12個主題,BR是10個主題,這10個主題吸收繼承了原來DB大部分主題。電子支付是原來DB評估中沒有涉及的,BR這套新評估體系增加上去的。

二是評估維度的變化,原來DB是監管框架和辦事便利度兩個維度的評估,但是BR變成了監管框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效率三個維度。

涉及電子支付的一共是18個指標,12個是評估電子支付良好監管實踐的指標,包括風險管理、客戶資金保障、費用條款和條件的透明度、可靠的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互操作性和促進競爭五個方面;另外6個是評估電子支付服務效率方面的指標,主要是涉及成本、時間、使用水平、性別差距等四個方面。

界面新聞:在上述指標中,您認為中國在哪些方面有優勢?

楊德森:在風險管理、客戶資金保護、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指標上,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優勢。

在風險管理方面,BR對于風險管理評估的是網絡安全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這三種風險。但中國的電子支付監管更進一步,將網絡安全風險拓展到信息科技、交易安全、客戶信息安全等多個風險維度,將流動性風險與清結算風險、業務連續性管理相結合。

在客戶資金保護方面的優勢,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在宏觀層面,中國采取了銀行存款保險、支付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兩種法律安排,與強化PSP(支付服務商)操作風險和交易安全風險管理監管相結合,對銀行和支付機構的客戶資金進行保護。

在微觀層面,中國在對于未授權支付交易、錯誤支付交易這幾種涉及客戶資金權益的特殊場景下PSP和客戶之間的責任邊界、風險處理方法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這些答案凝結了中國電子支付行業多年監管和發展經驗,不僅符合中國國情,也具有在國際上推廣示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例如,中國法律對未授權交易中客戶的救濟方式,主要是要求PSP對未授權交易承擔先行賠付責任,更強調保護小微企業和個人客戶的利益。中國電子支付監管對客戶未授權和錯誤交易指令風險的處理涵蓋了指令執行前、中和后三個環節,給予客戶充分的救濟機會。

在追索權和爭端解決機制方面,中國更強調支付指令在特殊情況下的可撤銷性。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普遍情況下的可撤銷性,但將對未執行支付指令的處理留給PSP根據其風控能力和業務處理邏輯來自主決策,更加適應電子支付行業飛速發展,實現了效率與安全的平衡。

界面新聞:在前述電子支付指標中,中國在哪些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提升?

楊德森: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地看。首先,在某些監管實踐中,中國是“做得多、說得少”。也就是我們某些優秀的監管實踐,并沒有明確地寫入法律法規、制度文件,但是實操中卻是一以貫之、延續多年的。

其次,我們需要深思和推敲,BR是否具有絕對的代表性,能夠反映不同經濟體優秀的實踐?

我們不否認BR評估體系是經過廣泛的征求意見,凝結了業界、學界和監管部門的智慧。但是還是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就是某個經濟體的電子支付監管實踐,可能不符合世行評估標準,但是這種監管實踐本身卻又是先進、優秀的,只是各個經濟體發展階段和發展路徑不同,在監管理念和具體實現方式上有了分野。

這里我舉兩個例子,一個中國未授權交易的責任分擔和救濟安排,充分尊重PSP與客戶之間的自主約定,而不是法律強制性一刀切由誰來承擔什么責任和義務;另一個是在爭議沒有解決時,中國法律也沒有直接規定允許或者禁止PSP繼續收取非正義交易的相關費用,因為中國認為從保護利益的角度,無論時法律是否允許PSP可以繼續收取沒有爭議交易的費用,都存在合理性,與其法律硬性給出價值判斷,不如由客戶和PSP之間事先約定或者事后協商,這樣更有彈性,制度成本也更低。

總而言之,中國電子支付的監管實踐屬于“做得多、說得少”,BR的評估指標也存在優化的空間。

界面新聞:您能否介紹一下中國在電子支付領域、特別是監管方面的發展情況?

楊德森:從行業發展看,電子支付已經深入人心、滲透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6月發布的全球普惠金融調查(Global Findex)數據,全球76%的受訪者擁有賬戶,中國89%的受訪者擁有賬戶,高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均值(84%);中國86%的受訪者使用數字支付,高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均值(80%)。

電子支付呈現穩步增長態勢。2024年一季度,銀行共處理電子支付業務700.54億筆,金額851.46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66%和2.36%。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業務123114.19億筆,金額85.93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6.86%和1.50%。

20多年來,中國在電子支付領域營造友好、先進的營商環境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方面,中國建立了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主體、以非銀行支付機構(下稱支付機構)為補充的龐大的電子支付PSP隊伍,另一方面,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的監管部門在推動電子支付行業穩建發展、鼓勵創新和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建立了完善、先進的電子支付監管體系。

中國電子支付監管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隨著技術發展和市場變化,監管策略和法規也在不斷調整和更新。在此背景下,中國電子支付行業有效防范了系統性風險、重大結算風險,同時提高了中國支付體系的服務效率、降低了支付成本,中國由此進入電子支付技術和實踐領先的國家之列。

界面新聞:世行對于電子支付的要求,主要聚焦兩個詞:監管與效率,您認為在電子支付領域,應該如何平衡這兩者的關系?

楊德森:監管和效率,其實不是一對矛盾,而是因和果、手段和目的的關系。BR中其實是三根支柱——監管框架、公共服務和效率。用監管框架這根支柱來捕捉法律、法規和各種監管規則中的法定信息,用公共服務和效率這兩根支柱來捕捉法律監管規則的實施效果。

可以說,監管與效率是“應然”和“實然”的關系,監管框架的完善與欠缺需要通過電子支付的效率加以體現,而監管的目的最終是為行業發展保駕護航、實現金融高質量發展,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要平衡監管與效率的關系,要抓住“創新”這個牛鼻子。創新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突破,還包括模式上的變革、思想上的進步和解放。創新的主體也不僅僅是企業,也包括政府和監管部門。

我們現在講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還是要正確地看待和把握技術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在細分行業內的突破和帶動,更好地配置金融資源去支持創新。

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因此監管也需要適應技術帶來的變化。風險永遠都是監管的對象,但技術不是,要把技術看作是“中立”的,把技術帶來的風險作為新的變量加以研究,研究監管框架和具體監管規則上如何調整,以更好地容納創新,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樣做,監管與效率就不會是一對矛盾,就不會發生因為監管要求過于嚴苛、監管模式缺少彈性,產生抑制創新、犧牲效率的可能。

界面新聞: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境支付變得越來越重要,中國在跨境支付便利化、國際監管合作方面有哪些具體舉措?

楊德森:在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一方面我們在人民銀行指導下開展外國人來華支付便利化服務,針對境外人士以銀行卡、信用卡為主的支付使用習慣,切實改善銀行卡受理環境,銀聯等銀行卡清算機構也加快與國際支付平臺互聯互通;同時增設外幣兌換機構和設施,支持境外人士使用境內外銀行卡支取人民幣現金;提升境外人士適用移動支付的友好度和便利性。另一方面,中國的PSP也走出國門,在服務中國人跨境游、全球買、全球付,中國跨境電商出海等方面也有長足進步。

在跨境支付國際監管合作方面,中國簽訂了政府間關于銀行和非銀行支付機構(PSP)的監管合作協議,就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監管分工與協調做出安排,建立日常監管溝通渠道,實現跨境PSP機構的監管全覆蓋和跨境風險的防范化解。同時參與擬定有關支付的國際準制和合作項目,協調國際主要國家之間支付結算安排的監管政策和實踐,統一跨境支付業務監管標準如反洗錢、反恐融資上報信息的標準等。

界面新聞:您如何看待中國電子支付行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以及它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

楊德森:在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擴大消費、跨境支付便利化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動下,電子支付的內在發展動力仍然充沛。

過去幾年,海外平臺企業和數字支付機構抓住了非接觸式支付的風口,大力追趕中國移動支付。海外平臺企業不僅僅復制了中國過去今年在移動支付領域的成功,而且以移動支付作為業務場景的切入口,開始拓展到數字信貸、數字財富管理、數字保險等領域,與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和平臺企業形成了幾乎相同的生態模式。

與此同時,海外市場對于本國企業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海外平臺企業巨頭也在加緊布局。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電子支付尤其是移動支付正在全球范圍內面臨激烈的競爭,我們必須做好積極應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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