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周三下午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聽取對當前經濟形勢和下一步經濟工作的意見建議。座談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楊志勇、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趙忠秀、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繆延亮等先后發言。

李強表示，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拓展新的增長空間。要改革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更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充分激發出來，把我國規模宏大的各類創新資源組織好、運用好，持續釋放巨大創新力量。

與會專家認為，今年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我國經濟運行持續回升向好，新動能加快成長壯大，成績來之不易。雖然當前仍面臨不少困難挑戰，但政策效應在持續顯現，市場積極因素在集聚增多。

會后發布的新聞稿并未披露與會專家的具體發言，界面新聞整理了四位專家近期公開發表的觀點，其觀點和建議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透露接下來中國經濟政策可能的發力方向。

楊志勇：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在完善地方債務管理體制上走出一條新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主任楊志勇的研究領域主要有財稅理論、比較稅制、中國經濟改革。

5月，楊志勇在《東北財經大學學報》上發表《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建立健全中國式現代財政制度》一文，文章指出，分稅制的基本框架在新一輪財稅改革中是需要保留的。對于一個大國來說，只要實行市場經濟，財政管理體制基本都實行分稅制，這是充分考慮激勵和信息因素的選擇。

楊志勇認為，分稅制改革應重點圍繞以下幾方面進行優化：一是建立健全中國式現代地方稅體系；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劃分事權；三是建立健全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中國式現代財政轉移支付體制；四是建立健全中國式現代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制。

他表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該在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制上走出一條新路。地方政府債務是調劑地方財政資金余缺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債務完全可以與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共存。建立健全中國式現代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制，旨在發揮地方政府債務的積極作用，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鐘正生：民間投資的顯著回升應與房地產投資的拐點同時到來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在中國宏觀經濟、財政貨幣政策方面有深度研究。

他近日在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官方公眾號撰文指出，2024年以來，民間投資結束同比負增，但前5個月增速為0.1%，低于固定資產總體的4%的投資增速和國有及國有控股7.1%的投資增速，政策支持尚未令民間投資增速追趕上整體固定資產增長。

鐘正生表示，我國民間資本主要投入領域是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在基建及社會領域服務業投資中的參與度相對有限。當前，制造業領域民間投資高歌猛進，今年前5個月民間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1.7%，但房地產領域民間投資增速可能很低，2023年房地產民間投資的增速或在-19.4%左右，較房地產行業總投資低近10個百分點。

他指出，民營房企信用風險偏高，制約其債券融資能力。央國企財務較為穩健，同時具有天然的信用優勢，受融資環境的影響較小。2021-2023年，民營房企外部融資較央國企更加困難，是房地產行業民間投資增速低于總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進一步表示，民間投資與地產投資緊密相連，其變化反映了中國在逐漸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依賴。這也意味著，民間投資的顯著回升應與房地產投資的拐點同時到來。

繆延亮：央行需珍惜并用好正常貨幣政策空間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繆延亮對中國貨幣政策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他近期在《中國外匯》雜志撰文對央行“下場”購買國債進行了分析。他表示，我國央行購買國債與量化寬松不同，當前我國傳統貨幣政策空間雖有所收窄，但尚未觸及名義利率零下限。央行增加買賣國債是以完善基礎貨幣投放和貨幣供應調控機制為目標，而非調整期限溢價或信貸條件，所購資產將大概率以短期國庫券為主，且操作具有雙向性，仍屬于常規貨幣政策操作。因此，我國央行購買國債與量化寬松不同。

繆延亮同時指出，央行需珍惜并用好正常貨幣政策空間。一是，我國貨幣政策需盡量保持正常的政策空間，量化寬松效果不及傳統利率工具，且可能存在效用邊際下降、成本邊際遞增，因此短端政策利率仍是調控經濟的最優工具，央行應盡量避免陷入利率零下限的陷阱。

二是，保持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需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配合，貨幣政策作為總量政策，化解結構性問題效果有限，更需要財政政策著力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

趙忠秀：自貿試驗區深層次體制機制創新有待進一步突破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趙忠秀長期從事國際貿易學、產業經濟學、全球價值鏈等領域的研究。

他在6月18日出版的《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指出，雖然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仍然存在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首先，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理順。自貿試驗區在發展過程中自主權仍然缺乏，制度創新協調成本高，多項改革創新事權目前仍集中在中央相關部委，多頭管理、政出多門、跑部協調等現象依然存在。部分制度創新同質化、碎片化、淺層化，深層次體制機制創新有待進一步突破。

其次，產業布局差異化有待進一步加強。一方面，從各功能片區細分產業來看，各自由貿易試驗區之間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特色趨同，另一方面，目前部分自由貿易試驗區未能圍繞已有產業基礎開展有針對性的制度創新，在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方面存在缺陷，整體產業鏈生態系統有待完善。

第三，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仍存在差距。自由貿易試驗區對接知識產權、競爭中立、數字貿易、環境保護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能力有待提升。服務業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夠。我國負面清單數量雖不斷縮減，但主要體現在制造業部門，且禁止投資、股權限制和數量型經營限制等限制程度較高，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外資進入研發、教育、醫療等高端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