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下周即將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而就業是收入之源、?財富之源，高質量就業是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關鍵所在。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教授趙忠日前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表示，高質量就業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涵蓋了宏觀就業環境、勞動者個體狀況以及制度環境等多個方面。從宏觀就業環境來看，需要構建一個能夠創造充分就業機會、提升就業質量的環境。
“這需要政府與企業共同努力，通過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作用，不斷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不斷提升就業質量。”趙忠說。
他認為，當前就業市場存在一些“質量不高”的現象，主要根源在于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包括部分勞動者技能與崗位需求不匹配，區域間、城鄉間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產業升級與轉型、技術進步帶來技能結構性矛盾等，這些都會導致就業與收入的不穩定，影響就業質量。
針對不同人群受技術進步影響的差異，趙忠表示，政府應發揮積極作用，在利用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通過包容就業的科技和產業政策、社會安全網絡完善、職業培訓和終身學習體系的構建，幫助受影響的勞動者順利度過暫時的困難，提升他們的技能以匹配新崗位的需求，從而減輕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沖擊。
對于當前社會上流行的“996”、“896”工作制，趙忠表示，工作時間的安排在不同群體和企業間存在多元化和差異性，這本來是合理的現象。然而，當整個社會普遍采用996或類似工作制時，則顯得異常。
“在996工作制等爭議中，一個根本原因是市場上某一方的議價能力過強，導致勞動關系失衡。”趙忠說，建議政府在此類問題中發揮關鍵作用，通過勞動合同法、政策體系及勞動保護等手段，平衡企業與勞動者的關系，使雙方議價能力得到合理平衡。
他還呼吁企業著眼于長期可持續發展，合理設置工作時間與薪酬福利，保障員工權益，以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共贏和雙方的共同發展。
以下是界面新聞整理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進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新時代新征程就業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您覺得該如何定義高質量就業，“高質量”體現在哪些方面？
趙忠：高質量就業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就業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它標志著就業工作追求的新目標。我認為高質量就業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涵蓋了宏觀就業環境、勞動者個體狀況以及制度環境等多個方面。
首先，從宏觀就業環境來看，需要構建一個能夠創造充分就業機會、提升就業質量的環境。這需要政府與企業共同努力，通過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作用，不斷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不斷提升就業質量。要結合社會經濟發展、企業轉型升級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把擴大就業規模、提升就業質量作為政府政策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目標。
其次，從勞動者個體角度而言，高質量就業首先意味著勞動者能夠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將勞動力轉化為收入。然后，在工作崗位上，勞動者應享有穩定的工作環境和合理的工資水平。最后，勞動者的職業發展前景應比較穩定。
再者，從制度環境層面來看，高質量就業離不開國家相關就業制度和政策的支持。例如，政府應構建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在經濟不景氣時期幫助勞動者度過難關。針對產業升級與轉型、技術進步等帶來的技能不匹配問題，政府應通過職業培訓的政策體系，促進培訓市場的健康發展和培訓服務的有效供給，促進勞動者技能提升。
界面新聞：現在就業市場存在一些“質量不高”的現象，問題的主要根源在哪里？如何改進？
趙忠：其根本的原因是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首先，部分勞動者技能與崗位需求不匹配，特別是工作經驗不足的青年群體和教育程度較低的勞動者，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其次，區域間、城鄉間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再次產業升級與轉型、技術進步帶來技能結構性矛盾。這些都會導致就業與收入的不穩定，影響就業質量。
在制度層面，為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通過構建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破解區域間、城鄉間的就業結構性矛盾。同時，應加完善大職業培訓體系，通過勞動者技能水平的更新和升級應對產業升級和轉型。此外，還應加強反歧視立法和執法力度，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歧視現象，為所有勞動者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
界面新聞：您剛才提到了技術進步，根據您的研究，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造成的沖擊有多大？
趙忠：關于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的沖擊，存在多種估算。這些估算既包括對當前情況的測算，也包含對未來趨勢的預測。但顯然隨著技術進步，現有崗位中有一大部分將被替代。以世界銀行為例，其2019年發布的《世界銀行發展報告》綜述了相關研究，替代比例預計介于10%至60%之間，其中美國為7%-47%、日本為5%-55%、立陶宛為5%-56%、塞浦路斯為5%-61%、烏克蘭為5%-40%、玻利維亞為2%-41%。具體數值取決于不同的估算方法和假設條件。
需要強調的是，技術對工作崗位的替代并非立即發生，而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的過程。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和轉型，導致某些崗位不再需要，這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但這一過程將是漸進的，并非一蹴而就，可能需要數十年時間。
更重要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和轉型必將催生新的崗位。盡管目前難以準確預測哪些新崗位將出現及其帶來的就業規模，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崗位往往需要不同的技能，并可能為勞動者提供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就業質量。歷史上，技術革命總是伴隨著傳統崗位的消失和新崗位的誕生，這一規律在人工智能時代同樣適用。
針對不同人群受技術進步影響的差異，政府應發揮積極作用。在利用技術進步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政府需平衡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就業崗位的創造和生產要素的分配，通過包容就業的科技和產業政策、社會安全網絡完善、職業培訓和終身學習體系的構建，幫助受影響的勞動者順利度過暫時的困難，提升他們的技能以匹配新崗位的需求，從而減輕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沖擊，并提升整體就業質量。
界面新聞：您剛才多次提到職業培訓，這不禁讓人想到職業教育，但在不少家長的眼中，去職業學校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我們要如何改變這種觀念？
趙忠：首先，在觀念上要轉變，樹立勞動無貴賤之分，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都值得尊重的理念。國家應通過宣傳教育等手段，進一步弘揚這一傳統。其次，相關崗位的就業質量要提升，將職業教育發展與高質量就業更好地相結合，通過職業教育培養質量、市場匹配度、就業服務等方面的提升，促進職業院校畢業生的收入水平、勞動保障和工作穩定性，使他們在社會上獲得應有的尊敬和自豪感。最后，將職業教育與國家戰略相結合，國家做強做大制造業，需要職業教育培養的高技能勞動者作為生力軍，這更增強了他們的職業價值感。
界面新聞：除了高校畢業生外，農民工就業也是一大關注點，怎么提高農民工就業質量？
趙忠：農民工就業問題，主要源于城鄉及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地區收入水平較低、就業機會有限，促使勞動力向城鎮及沿海地區流動，形成大規模的農民工群體。提升農民工就業質量、縮小城鄉與區域差距，我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優化市場環境，消除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和限制，促進就業公平，確保農民工與本地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競爭、同工同酬。
其次，鑒于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影響，當前仍需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減少農民工在城鎮就業的不確定性。通過政策引導，增強農民工及企業對長期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能提升的信心，政府通過技能培訓政策和補貼，鼓勵企業加大對農民工技能培訓的投入，以提升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收入能力。
最后，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還需推進制度創新，促進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推進農民工在就業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如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以及為其創造穩定的居住和生活環境，使農民工能夠安心工作，實現家庭團聚。長遠來看，隨著制度的不斷完善，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概念或將逐漸淡化，最終轉化為正常的勞動力流動現象，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
界面新聞：前面您提到高質量就業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其中包含“勞動者應享有穩定的工作環境和合理的工資水平”。當前關于“996”和“896”工作制，社會上有不少爭議和反對聲音，企業家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應承擔怎樣的責任？
趙忠：工作時間的安排在不同群體和企業間存在多元化和差異性，這本來是合理的現象。然而，當整個社會普遍采用996或類似工作制時，則顯得異常。我們需要區分哪些是屬于正常的、是基于雙方選擇的多元化工作模式，哪些則反映了勞動關系中需進一步完善和改變的領域。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涉及工人、企業及政府三方，強調這三方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的共同責任。工人與企業雙方利益訴求的差異可能導致關系緊張，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不平衡，偏向任一方，則可能加劇不和諧。在996工作制等爭議中，一個根本原因是市場上某一方的議價能力過強，導致勞動關系失衡。
政府在此類問題中應發揮關鍵作用，通過勞動合同法、政策體系及勞動保護等手段，平衡企業與勞動者的關系，使雙方議價能力得到合理平衡；健全和完善三方協商機制，化解矛盾、解決爭議。
此外，我們還應從更長遠的角度審視企業與員工雙方的利益訴求。短期內，雙方訴求可能看似存在矛盾，但將時間維度拉長，從企業的長期發展與員工的職業生涯發展來看，雙方利益實則存在諸多共同點。因此，企業在追求業績時，不應僅關注短期利益，而應著眼于可持續發展，合理設置工作時間與薪酬福利，保障員工權益，以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共贏和雙方的共同發展。
政府作為第三方，應從宏觀、長遠的角度出發，制定政策調節勞動關系，促進企業與員工的互助與共贏，為雙方創造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環境。這不僅有助于緩解當前的工作制爭議，更能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