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下周即將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何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議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大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日前在接受界面新聞專訪時表示，促進經濟發展是拉動居民收入的首要之務，在此基礎上，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予以調整，或降低政府收入占比，或降低企業留存收入占比。
“在此方面，或許需要為老百姓適度減稅，使更多收入留存于居民手中，而非歸于政府。同時，還應鼓勵或采取相應舉措促使企業增加分紅，如此一來，居民手中的收入便會增加。 ”蘇劍說。
他進一步表示，在此過程中，稅收制度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與改革。例如，將增值稅等稅種的征收環節從生產端后移至消費端，增強稅收的公平性。此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醫保、社保等社會保障體系，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社會保障。
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對此，蘇劍表示，要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首先需在農村推動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促進土地流轉。其次，提升農業科技水平，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此外，要想方設法為農民提供更多外出打工的機會，使他們能夠賺取更多的收入。
以下是界面新聞整理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2020年以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變動有何特點？
蘇劍：自2020年始，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大致相當，或許稍低些許。總體而言，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2023年，中國經濟實際增速為5.2%，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達6.1%，高于GDP增速，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長更為迅速。
當工資性收入上漲較快時，多數情況下意味著經濟中的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改善，當然，這并非絕對。鑒于工資收入在老百姓的收入中占據較大比重，倘若工資收入增長率較高，通常意味著收入狀況能夠稍有改善，然而具體改善程度僅依靠此數據難以明確判斷。
總體而言，可支配收入的變動格局呈現為：在2020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皆低于GDP增長率；而在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同時，農村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鎮居民，并且在2023年呈現出工資性收入增長率高于其他收入增長率的特點。
界面新聞：拉動居民收入還可以從哪些方面入手？
蘇劍：想要拉動居民收入，首先要實現經濟增長，將經濟“蛋糕”做大，如此居民收入自然會提升。因此，想方設法促進經濟發展是首要之務。
其次，應當對居民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予以調整。GDP產生之后，其分配通常為一部分歸居民，一部分歸企業，一部分歸政府。故而居民收入若要增加，必然要降低政府的收入，或者降低企業的留存收入，無外乎這兩個方面。在此方面，或許需要為老百姓適度減稅，使更多收入留存于居民手中，而非歸于政府。同時，還應鼓勵或采取相應舉措促使企業增加分紅，如此一來，居民手中的收入便會增加。
界面新聞：能具體談談收入分配怎么改嗎？
蘇劍：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重大且艱難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難以妥善解決的難題。 當前，有人呼吁征收房產稅、遺產稅等，這或許會對人們的收入分配狀況產生一定影響，但同時也可能對人們賺錢或生產、投資的積極性造成一定沖擊。
若征收高額的遺產稅，一方面會引發大量的偷稅漏稅行為，另一方面可能致使許多人不愿積極生產、多賺錢，如此對經濟的發展未必有利。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機制方面，我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可向一些先進國家學習。
我國目前的稅制中，增值稅所占比重過大，應當將稅收后移，即在消費端征稅，而非在生產端征稅。于生產端征稅，會導致稅收征收的布局不盡合理。例如，在生產端征稅時，企業所在地會獲取稅收優勢，然而實際上，商品銷售至消費地點后，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中已包含稅款，但此稅款卻在生產地征收，對于消費地而言，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
因此，在這方面，稅制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與改革。此外，還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的社會保障。例如，在醫療方面，能否實行免費醫療？在養老方面，能否出臺更為優越的政策？失業保險能否切實落實？失業時能否便捷地申領到失業保險金、失業救濟金等？這些均是我們應當著力推進的事項。
界面新聞：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我國當前仍然有比較多的低收入人群，其中農村人口占多數，農民增收面臨哪些困境？
蘇劍：農民收入增長面臨困境，可能源于多個方面的原因。就個人觀點而言，或許是由于我國現存的一些制度性障礙所致。
例如，土地流轉存在困難，當前難以克服，若土地無法集中，產量及生產率便難以提升，進而居民收入難以增長。此外，農民收入亦受其外出打工情況的影響。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眾多農民工在外掙錢愈發艱難，這便導致他們的收入增長率可能受到一定抑制。
故而要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首先需在農村推動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促進土地流轉。同時，在農村要提升科技水平，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此外，要想方設法為農民提供更多外出打工的機會，使他們能夠賺取更多的收入。
界面新聞：近期，江蘇南通、安徽鳳陽、湖北鄂州等地出臺鼓勵退出農村宅基地的相關政策，這會是未來的改革方向嗎？
蘇劍：我認為此方向是正確的。農民進城打工之后，農村的宅基地包括耕地，他們已然無法使用。故而一種可行之法是促使他們在城市定居，而后他們可以將農村的宅基地出售，以此換取一定收入，進而在城市購置房產，從而實現城市定居。他們的財產性收入便由農村轉移至其生活所在地。
另外，他們手中的耕地，當前分散于各個家戶，在諸多家庭中已處于撂荒狀態，實則形成一種資源浪費。因此，需要推動農村土地的流轉。倘若能夠將土地流轉出去，對于他們而言又是一筆收入，這有助于他們在城市安家落戶。 當然，這同時意味著在城市中要為農民工提供公平對等的城市服務，以使他們的子女能夠在城里正常求學，家人可以在大城市享用醫療保障等等。
所以，這應是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遲早會施行。然而，當下讓農民放棄宅基地，多為政府行為，而非市場行為，在此情形下，農民可能無法獲取宅基地的合理收益，因而對他們而言未必是好事，這也導致眾多農民不愿放棄宅基地。
界面新聞：2019年中國人均GDP邁過1萬美元大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是否等同于高收入國家？ 樂觀估計，我國成為高收入國家還需多久？
蘇劍：中等發達國家顯然屬于高收入國家，中等發達國家實則是發達國家中的中等水平，也可視為一種平均水平，其水平已然頗高。我國目前已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標準，鑒于這幾年經濟增長率較以往降低，同時人民幣匯率亦有貶值，致使我們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前徘徊不前。倘若人民幣適度升值或保持穩定，經濟再實現一定增長，那么我國成為高收入國家應指日可待，這并非重大難題。關鍵在于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要達成此目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