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下周即將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貨幣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進一步提高，經濟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對于下一步如何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界面新聞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董昀。他表示，概括起來說，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堅持一個根本遵循，處理好三個重大關系。
董昀指出，“一個根本遵循”是指堅持黨中央對宏觀調控的集中統一領導，“三個重大關系”是指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要充分發揮黨中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制度化建設，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健全決策咨詢機制，完善信息發布制度，不斷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從而使宏觀經濟治理的決策、施策與評估過程能夠超越部門局限，協調各方利益，統籌各項目標，形成調控合力。”董昀說。
他還表示，除了增強經濟穩定性和激發經濟長期增長動能，從而提高人民福祉之外，宏觀經濟治理還要守住民生底線，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做出貢獻。首先要將穩就業放在宏觀調控的優先位置，其次要發揮宏觀調控政策的社會托底功能，守住基本民生、基層運轉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
以下是經過編輯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和傳統的“宏觀調控”相比，“宏觀經濟治理”有哪些特點，和“宏觀調控”有哪些不同之處？
董昀：“宏觀調控”的提法側重于刻畫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當中各類工具的特性與功能，關注這些工具在熨平經濟波動中的作用。一個“調”字，突出了通過間接手段進行宏觀管理的長期取向，從而與微觀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相適應。一個“控”字，強調在市場機制發育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還應使用包括直接的行政手段在內的多種政策工具，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進行有效管理。這既體現了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中國特色，也增強了短期內宏觀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相較之下，“宏觀經濟治理”的提法則側重于刻畫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將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活動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納入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軌道，推動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表明構建中國特色宏觀調控體系的實踐探索，已由問題導向、以打造多樣化的“工具箱”為主線的早期階段，轉向了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結合、以構建完善的制度結構為主線的新階段。
界面新聞：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有哪些難點？
董昀：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于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但也應充分認識到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治理帶來的挑戰。
從國際視角看，我國發展已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換言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全球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突出表現為舊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明顯增加。在不穩定不確定的環境中實施宏觀經濟治理，必須從發展和安全兩個維度系統把握各類沖擊因素對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影響，在經濟增長潛力提升、產出缺口縮小、通脹率穩定和風險可控等多重目標之間尋求動態平衡，從而在極端情況下保證我國經濟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穩定。
從國內視角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當前宏觀經濟治理面對的主要困難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業經營壓力較大，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從需求側看，曾經支撐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重工業部門產能過剩，發展速度放緩，盈利能力下降，這些產業的投資和信貸擴張速度相應放緩，總需求隨之收縮。從供給側看，當傳統制造業出現產能過剩時，高端制造業和高水平服務業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仍相對不足，供給體系的結構和質量未能完全適應需求的變化，從而導致增長動能不足。
界面新聞：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董昀：概括起來說，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堅持一個根本遵循，處理好三個重大關系。
首先，要把堅持黨中央對宏觀調控的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根本遵循，長期堅持并不斷加以豐富和完善。要充分發揮黨中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制度化建設，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健全決策咨詢機制，完善信息發布制度，不斷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從而使宏觀經濟治理的決策、施策與評估過程能夠超越部門局限，協調各方利益，統籌各項目標，形成調控合力。
第二，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如果說以往的宏觀調控更多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將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優先目標的話，那么新發展階段的宏觀經濟治理則應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在調控中辯證看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以高水平宏觀調控促進高質量發展，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統籌發展和安全。長期以來，“安全”與威脅、風險、控制等概念相關聯，被劃入國際關系、地緣政治和戰略研究的領地，與經濟問題少有交集。但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后，地緣沖突、經濟停滯和社會矛盾之間的交互影響越來越明顯，發展與安全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因此，將安全維度納入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就要求我們在實施宏觀經濟治理時做到統籌協調、平衡把握，堅持發展和安全的辯證統一，把握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的動態平衡。
第四，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要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基本遵循，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度，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提高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健全的宏觀經濟治理，不是由政府控制一切，也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或政府干預程度最小化，而是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順暢的反饋、協調和互動機制，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
界面新聞：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何通過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為共同富裕提供體制保障？
董昀：除了增強經濟穩定性和激發經濟長期增長動能，從而提高人民福祉之外，宏觀經濟治理還要守住民生底線，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做出貢獻。
首先要將穩就業放在宏觀調控的優先位置。就業是民生之本，穩增長歸根到底是為了穩就業、保民生。勞動力市場信號既反映民生狀況，也是對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刻畫。我們要把城鎮調查失業率、就業增長情況等就業指標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決策依據，把就業優先作為宏觀調控的優先目標，根據自然失業率、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聯動關系確定宏觀調控的取向、力度和節奏。一旦調查失業率過高，就應綜合運用財政、貨幣和就業政策工具來減少周期性失業。同時要運用結構性政策工具減少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持續增進民生福祉。
其次要發揮宏觀調控政策的社會托底功能，守住基本民生、基層運轉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要注重發揮宏觀調控在保經營主體和消費主體中的關鍵作用，將政策發力點前移至個人、家庭和經營主體。要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運用降息手段減少居民與企業的債務負擔，同時運用財政資金補貼困難企業以及中低收入群體。這些著眼于社會托底的政策既可避免企業大規模倒閉，助力企業恢復生產經營，從供給側激發創新活力；又可為低收入群體紓困，增強其信心，穩定其預期，讓全體人民分享發展成果。
界面新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兩大重要支柱，未來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何更好協調，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董昀：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實現政策體系高效協同的樞紐環節。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
一是加強財政部與央行在國債管理中的協調配合，促進國債市場發育，建立統一規范的國債管理制度。在財政部擴大國債發行規模的同時，中央銀行可以進入二級市場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擴大購買國債規模，降低國債利息成本，從而更有力地推動經濟增長。
二是積極穩妥完善國庫現金管理制度。在提高國庫現金管理的效率的同時，創造多種工具提高庫款的收益，進而兼顧滿足日常財政支出需求、保證國庫現金存量的合理收益、避免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產生沖突等三大目標。
三是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重大風險處置中的協調配合，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發揮好政府作用。要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把握好權和責的關系，健全權責一致、激勵約束相容的風險處置責任機制，處理好防范系統性風險和道德風險的關系，有效防范化解財政金融風險互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四是加強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的聯動，為結構調整提供可持續資金支持。要重視發揮結構性工具和政策性金融作用，綜合運用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科技金融以及相關的央行再貸款工具，加大資金定向投放力度，直達經營主體，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同向而行。
界面新聞：新質生產力是當前以及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助推器，如何通過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賦能？
董昀：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一個久久為功的長期過程，需要得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力支持。這就要求我們堅持系統觀念，注重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動態效果，兼顧短期內的宏觀穩定與中長期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強化政策銜接，保持政策連續性。這就意味著在宏觀經濟治理中要有跨周期思維，調控措施要兼顧經濟穩定性增強與增長質量提升。
首先，要發揮好中長期發展規劃在跨周期調節中的戰略指引作用。要在規劃編制、實施和評估過程中做好預期管理、加強與市場溝通、凝聚社會共識，從而提高宏觀調控的藝術性，形成良好投資預期和穩定消費預期，激發經營主體創新活力，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戰略指引。
其次，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將短期內的擴大內需效應與中長期內增加有效供給效應有機結合起來。既要通過擴大投資需求來穩定經濟增速，又要通過增加公共基礎設施、基礎科學研究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來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支撐條件。此外，還要從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和促進中長期發展著眼，預留一定的政策空間，不要一次性把子彈打光，避免形成新的過剩產能和不良資產，有效防范重大財政金融風險。
第三，貨幣政策也要關注人口、技術和制度等中長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要保持貨幣供給量、社會融資總量與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基本匹配，通過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使得經濟保持在潛在產出附近，不追求高于現有潛在增長率的V型反轉，避免寅吃卯糧，防止未來經濟運行的大起大落。同時，要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助力科技金融發展，實現“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