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呂雅萱 蔡星卓 張旭 莊鍵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韓國京畿道華城市AriCell鋰電池廠2024年6月24日的致命火災已導致23人遇難。據韓國方面初步判斷，其中有中國公民17人、老撾公民1人、韓國公民5人，另有8人在逃生過程中受傷。最終信息還需官方進一步確認。

大火與外籍工人遇難，背后凸顯的是韓國勞動力日漸枯竭。韓國對外籍勞動力旺盛的需求，催生了復雜的勞動力供應鏈和各種隱患。

火災何以發生？

致命的大火發生兩天后，韓國國立科學調查研究院表示，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遇難人員全部死于窒息。

廠家的監控視頻顯示，事發之初廠房內堆放電池成品的區域突然冒出白煙。工作人員隨即開始搬運成品區內未發生異樣的電池，試圖防止火情擴大。但很快，電池堆放區域的煙霧開始蔓延，工作人員嘗試用干粉滅火器滅火，可惜未能成功。短短十幾秒，煙塵伴隨著爆炸和火光就吞噬了來不及逃生的工人。

一位國內頭部鋰電池企業的工廠管理人士對界面新聞表示，電池單體在存放過程中發生自燃的概率非常低，此次事故可能是由于電池制造過程中存在缺陷，比如生產過程有異物或者粉塵侵入電池，導致正、負極之間的隔膜被刺穿，引發正負極短路，進而出現電池自燃所導致。同時，此次事故也不排除是由于電池設計過程中存在問題所引發的。

在電池單體自燃的最初階段，其通常表現為冒出白色煙氣，主要包括一氧化碳、乙烷、甲烷以及氟化物等物質，其中一氧化碳和氟化物為有毒物質。在此過程中，電池的溫度也隨之急劇上升。為防止電池在自燃過程中因為內部氣壓增大發生爆炸，通常都設有用于泄壓的防爆閥。白色煙氣就是從防爆閥中噴射而出，但這項設計無法阻止電池內部自燃情況的延續。

電池單體在發生自燃冒出白煙并達到一定溫度后，引發了廠區成品區堆放的電池單體也發生燃燒，在連鎖反應下出現更大范圍煙霧，釀成了整座工廠爆炸起火。

韓國文化放送株式會社的記者形容該事故為“韓國史上最嚴重的化學工廠慘劇”。大多數遇害者的身份尚未確定，但路透社和韓聯社等媒體的報道稱，17名中國公民中大部分是來自東北地區的臨時工。一個普通的韓國工廠為何有如此多的中國工人，這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專家科爾曼（David Coleman）就曾將韓國列為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而火災前一周，總統尹錫悅因該國超低出生率而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

在這個大背景下，韓國政府近20年來逐步擴大外國勞動力配額，尤其是在本國人抵觸的藍領崗位。自2007年1月起，韓國開始實施“雇用許可制” 引進外籍勞務，即E-9簽證，一般發放給制造業、建設業、服務業、農畜產業、漁業、服務業等指定行業。持E-9簽證進入韓國的外國勞工人數已從2021年的52000人增加到2022年的69000人。

另據韓國《朝鮮日報》今年4月14日報道，去年持有E-9簽證的外籍勞工人均勞務成本每月約為264.7萬韓元（約合13817元人民幣），非常接近當地人水平。加上外籍勞工可以享受免費食宿，且工作時長通常比本國工人更長，他們的實際收入往往高于當地人。

今年夏天從護理專業畢業的周文婷剛成為廣東惠州德賽惠南園區電池組裝的眾多短期工之一。她向界面新聞透露，惠州的工廠在結薪時會先將工資發給中介，再由中介發給工人。中介報的時薪是“15+1”，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7），且中介還會以各種名目克扣工資，包括未準時到達工位、沒有達到全勤、提前離職等。

在全球動力電池制造環節中，韓國占據著領先優勢。盡管此次火災的原因尚未查明，但也同時敲響了鋰電池安全生產的警鐘。

前述國內頭部鋰電池企業管理人士認為，此次韓國電池工廠起火事故過程中，電池單體自燃后的連鎖反應非常迅猛，超過了他此前的認知。他指出，現場員工采用滅火器滅火，但很遺憾沒有及時撲滅火情，同時由于工廠內部消防通道設置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導致員工未能及時逃離，最終釀成大量人員傷亡。

在6月25日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全球動力電池龍頭寧德時代的董事長曾毓群在談到此次事故時向全行業發出了號召，他認為企業應該在質量和安全方面競爭，而不是價格。如果不解決安全問題，就可能會引發火災或爆炸等一系列災難。

美國《紐約時報》進一步指出，韓國制造業越來越依賴外籍勞工，卻對他們疏于保護。火災后，AriCell首席執行官Park Soon-kwan在現場向遇難工人及家屬表示哀悼并致歉，但同時稱公司已遵守所有必要的安全預防措施和培訓。

但曾于2023年在AriCell打過臨時工的中國金姓留學生向界面新聞透露，在其工作期間就發生過兩次“小炸”事故。就在最新火災事發兩天前，該工廠還發生一次起電池爆炸，不過幸好被員工及時撲滅了。

韓國勞工部的統計顯示，過去十年里外籍工人工傷事故從6404起增加到8286起，每年約有100人死亡。這引發了勞工權益人士對安全措施落實力度的質疑：為什么外國工人沒能得到與韓國工人同等水平的保護。

專門研究勞工問題的律師Choi Jung-gyu指出，這些從事“最危險”工種的勞動者很有可能未經過崗前安全培訓。

另外，韓國法律規定，全職員工少于300人或其資本低于80億韓元的制造業企業可以雇用外國人，配額通常占其國內勞動力的10%到20%。而據當地媒體報道，事發時AriCell工廠內有102人正在作業，且已知至少有18人為外籍。

為了還貸，中年人到異國"996"

中國人赴韓國就業潮始于1990年中韓建交之后，輸出地以東北、山東、四川等地為主。隨著民間往來越發頻密，2007年4月中國商務部宣布和韓國勞動部簽署了《輸韓勞務人員的諒解備忘錄》，由雙方的政府部門負責勞務派遣。次年，中韓雇傭許可制勞務合作正式開始。

今年50歲的張春元（化名）來自山東威海，他曾于2017年-2020年在京畿道首府水原和華城當過建筑工，新冠疫情爆發之后回國。張春元透露，相對于從事重體力勞動的男性，中國女性到韓國后更多的是去飯店打工，其次是進工廠，還有一些人去娛樂行業里的咖啡廳、啤酒屋打工。

張春元剛開始在水原工地上做混凝土工時，日薪是840元人民幣，后來漲到1000元左右。每天在工地上干8-8.5個小時，一個月下來能掙個2萬元人民幣左右。

張春元說，相比于北上廣，威海直飛韓國不到一小時，地理位置上也讓他更親近。韓國在周日全民休息，他經常看見很多中國人在街上購物、休閑。在他的印象中，鄰近首爾都市圈的華城制造業發達，這里大量生產汽車配件、電器、手機配件、電器管路、液晶屏等。

水原和華城同屬京畿道行政管轄，兩個城市相距不足20公里。正在京畿道慶熙大學讀戲劇表演專業的中國留學生馮紫儀對界面新聞表示，京畿道有很多中國人聚居，水原火車站附近就有一條中國街，燒烤、火鍋、奶茶等中國特色餐飲，甚至麻辣燙應有盡有。

36歲的金平（化名）則來自黑龍江哈爾濱，他認識的大部分到韓國打工的中國人，都是為了盡快賺錢，尤其是那些背負各種貸款、債務的中年群體。據韓國雇傭勞動部發布的數據，2023年最低時薪為9620韓元（約合人民幣50元），而今年漲至9860韓元（約合人民幣51.6元）。

2018年他曾在華城一家塑料組裝廠打工，工廠包食宿，每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他對界面新聞回憶道，工廠的品控要求很高，定期有人打掃衛生，工作環境良好。當時他的月薪介于430萬-450萬韓元之間，按現在的匯率是2萬-3萬元人民幣。他對這個待遇很滿意。

工廠如果要加班，時薪會按照1.5倍工資計算，周末加班（在韓國稱“特勤”）時薪是平時的2倍，很多中國同胞為了賺得更多，喜歡在廠里上夜班，而工作內容大多是看守機器。金平說，韓國大概一半的工廠都是半自動化的，流水線上的組裝工作不是很多。

金平介紹，盡管韓國藍領工人一般比白領賺得多，但韓國年輕人寧可去便利店打零工也不愿意從事穩定的藍領工作。不管是正規還是臨時崗位，韓國工廠都喜歡找中國工人，因為中國工人的工作效率和能力更突出。

但按照建筑工張春元的經驗，同樣的崗位，韓國老板傾向于支付給中國工人更低的工資。以他所在的工地為例，當時的日薪換算成人民幣是1000元，而同崗位韓國工人的日薪則是1200-1500元。

張春元說，韓國公司一般對加班管理很嚴格，老板必須支付給加班工人雙倍工資，所以到了下班時間，老板會催促員工下班。另外，韓國還有眾多強勢的工會組織，可以跟老板談薪。

威海一家出入境公司業務員孫安（化名）向界面新聞宣稱，E-9對應的“工作更好、工資更高”。針對E-9簽證，申請人在提交簡歷后需通過統一的技能測試，以及參加韓語培訓、語言考試（EPS-TOPIK），合格后會通過韓國政府就業平臺被雇主篩選，選中后簽訂雇傭合同，最后統一安排赴韓。一般的辦理時間為韓國語成績下達后的3-9個月。

雖然可以自主選擇5項行業類別，但具體的公司、職位并非勞務工可以選擇。這家中介公司針對E-9簽證的合同期限為3年，期滿可續簽2年。界面新聞從另一家中介公司得到的一張E-9工資單照片顯示，算上加班，勞務工一個月可到手超16000元人民幣，雇主提供住宿或補助，享有韓國4大社會保險。

但在經驗豐富的張春元看來，這種常規的勞務類簽證拿的往往只能拿最低時薪，他跟身邊人都選擇旅游簽，這樣還能規避年齡限制（39歲）。樸槿惠執政時期，韓國有三年和五年的旅游簽證，中國人每次在韓國最長可以待90天。張春元和朋友們在韓國待七八十天后返回中國探親，之后再到韓國繼續掙錢。

張春元目前在中國做泥瓦工，每個月掙4000元，相當于韓國月薪的五分之一。他仍在努力嘗試申請旅游簽赴韓打工。去年，他就失敗了一次。他說，相比于會說韓語的朝鮮族人，漢族人更難通過旅游簽證，他估計平均十張只能申請下來四五張。

臨時工與勞務“黑中介”

事實上，只要沒有犯罪記錄，身體健康，朝鮮族人的簽證申請都能獲批，在韓國也能找到更為正規的崗位。而注重效率的韓國制造業雇主們也傾向于聘用這個溝通成本低的群體。

中國僑聯的數據顯示，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在韓務工的中國朝鮮族人數量就突破了70萬。另據韓國政府去年的統計，有92.3萬名外國人在韓國工作，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國朝鮮族。

在韓國濟州島某中介公司工作的中國籍員工崔解東（化名）告訴界面新聞，對于中國的朝鮮族來說，他們如果想在韓國合法就業，就需要在申請韓國海外同胞簽證C-38后轉成H2訪問就業簽證，還有一些朝鮮族人可以直接拿到H2簽證。

身為朝鮮族的金平介紹道，朝鮮族人最常辦理的簽證是C-38，5年內可多次往返，每次滯留期不超過3個月。另一種探親簽證是F-1，拿這兩種簽證的人都不可以在韓國工作，但因為很容易辦下來，只要申請人在韓國沒有刑事犯罪記錄，交幾百塊錢的簽證費，一周左右就可以出簽，因此，很多朝鮮族人拿著這兩種簽證在韓國打“黑工”。

金平證實，AriCell鋰電池廠所在的華城市很多工廠里就有中國“黑工”。為了拿到更多錢，一些“黑工”不需要工廠給交保險，他們一般做的是基層工作，時薪較低，但不會低于法定水平。

張春元的一些工友嫌來回機票要花錢，還耽誤時間，即使在韓國待超過90天也不回國，于是也成為“黑工”。從業多年的威海出入境公司業務員孫安也聽說不少類似“黑工”的故事，有些正是像張春元這樣通過旅游簽證非法留在韓國工作的。

“這邊100個中國來的勞務工之中就有80個是黑工，”濟州島中介崔解東告訴界面新聞，中國國內的中介很多由于沒有資質而將客戶按照人頭打包轉手給韓國有資質的中介公司，并從中賺取差價。而韓國的中介公司則有兩種渠道，除了韓國政府就業平臺，還可以利用其企業資源直接牽線。

崔解東透露，目前在韓國的中介公司有很大一部分只辦理“黑工”業務，少部分提供合法勞務簽證業務，主要是因為合法業務辦理時間相對較長，加上此前新冠疫情對簽證的積壓，消化起來至少需要半年。另外，盡管合法的工作簽證可以提供醫療和意外險保障，但打“黑工”卻可以讓外籍勞務工靈活選擇雇主，也就擁有得到更高薪資的機會，從而成為他們的首選。

據界面新聞了解，國內規范合法的中介公司收費標準不盡統一，但市場價格介于3萬-4萬元人民幣之間，加上異地語言培訓等費用，總的費用可能達到5萬。而“黑工”簽證業務則需要2萬-3萬，主要項目為辦理旅游簽證，以及整個流程的保障，包括落地韓國之后的接待和幫找工作等。

但不管是合法就業還是打黑工，出國的人都是為了養家糊口，在國內有一定事業或經濟基礎的或許不會選擇這條路。在威海某出入境公司的客戶群中，辦理勞務簽證的基本都是藍領。“以廚師為例，有些在國內可能每個月就賺幾千塊，去了韓國基本可以翻倍，”孫安說。

廚師等餐飲類崗位屬于E-7簽證，辦理E-7以及出國前的服務總費用為4萬元人民幣。在山東煙臺經營出入境服務公司的老板王先生就只負責辦理E-7簽證。他推薦的理由是，辦理E-9簽證需要10—12個月不等，甚至最終有可能走不了。

另外，四川資陽某跨境勞務公司業務員李先生向界面新聞出示的《委托培訓及服務協議書》顯示，針對E-9普工崗位的合同期限是4年10個月，之后可以續簽，普工每月的薪資區間是12000-18000元人民幣，入職后享有保險，本人與雇主各承擔50%，合同期滿要是想回國的話也有退職金。申請人出國前需繳納的總費用是3.2萬元人民幣，包含培訓費、簽證費、單程國際機票費、管理和服務費。

有韓媒報道指出，遇難的中國籍工人是臨時工身份。日結臨時工在韓國也叫“日當”。

張春元說，當工地上沒活兒干的時候他也去找過“日當”的活兒。韓國有專門做“日當”的介紹所，工人在一個大廳里坐著，雇主來了問誰會做什么活，價格談好后，工人給介紹所一定的介紹費后就被老板領走去干活。“日當”有其靈活性，但同時欠缺安全保障。工人自然不會想著跟老板簽工傷或人身保險一類的合同。

金平則介紹，韓國還有一種勞工中介叫“榮耀”，他們收取甲方工廠的費用，達成合作協議之后長期往工廠輸送勞動力（包括正式雇員和臨時工），工廠有用工需求就可以馬上找到人。金平說，這次的遇難者有可能是榮耀中介送過去的。

據金平了解，韓國工廠的臨時工工資跟正式員工差不多，雇主同樣可以給日結員工配備保險，但不清楚遇難者是不是剛上崗，工廠還沒來得及給他們配保險。

在相對“高福利”的誘惑下，相比中國南方制造業大省，去韓國“淘金”對他們來說仍是一個性價比更高的選擇。

（實習記者李雨萱對本文亦有貢獻）